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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

柏杨全集-第66部分

小说: 柏杨全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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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寺老军
   ──折旧虽然折旧,读者老爷总不好意真拂袖找棒吧!
   〔柏杨专栏〕已停笔了四个月,编辑老爷大怒曰:「老头,你的尾巴可是越来越大,忘记当初双膝下跪,苦苦哀求的镜头啦。」呜呼,「尾巴越来越大」这句话,似乎有点耳熟,想了一阵,才想起来,在我把具有女性芳名,而实际上是一位臭男人的读者老爷,称呼为老奶时,就曾被他阁下干过这么一记,余痛犹存。编辑老爷拾人牙慧,重新祭出,不算好汉;而且又猛抖「想当年」不可告人的底牌,毫不留情,除了使我长叹人心不古外,还有啥办法也。其实,写与不写,与尾巴的变异无关。而是实在「太忙太忙」,除了眼病纠缠,不良於视外,主要的是我日理万机,难以分身。大人物都有这种苦恼,并非我一人如此。就像隔壁那个杂货店老闆,很显然的对我老人家年高德劭,名震天下的英勇形象,就没啥深刻信仰,总是藉口我欠债不还,到门口骂阵。其实,那都是去年春天的事啦,俗不云乎:「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有啥可讨的。但我仍不得不天天摩拳擦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哪有精力再爬格子乎哉。
   所以虽然编辑老爷这么猛吼,我仍像吃了铁秤锤,不为所动。一直到了前天,才忽然发现有点可疑的迹象,编辑老爷驾莅柏府,一进门就兴高采烈曰:「老头,你真帮了个大忙,自从你的专栏结束,本报销路大增,由一百二十万份,跳到一百五十万份啦,可喜呀可喜,可贺呀可贺。」说罢此话,我正要前倨后恭,他已跨出门限,扬长而去。不由得芳心大乱,浑身发毛。记得在洋大人之国,也有一位专栏作家,虽然老闆一再劝他外出度假,他硬是不肯,问他为啥,他曰:「报纸如果没有我的专栏,而销路大跌,我於心何忍?」老闆保证报纸决不会大跌,专栏作家曰:「那就使我更担心啦。」嗟夫,柏杨先生如今面临的反而是「大增」场面,则危机就更严重,不但要糟,而且恐怕连汤都没得喝的。於是,今天一早,我就在门口挂上「免战牌」,先教小铺老闆歇歇舌头,然后找纸找笔,热闹起来。《伊索寓言》上说过一个故事,一头大象过独木桥时,把桥板压得咯吱咯吱响,牠阁下身上一位跳蚤先生,向大象先生叹曰:「你瞧,咱俩把它压成这个模样。」咦,柏杨先生仓促赶场,就是拔这个尖,向一些不明底蕴的朋友夸口,我这个跳蚤是如何的吨位奇重,一篇下来,《中国时报》就猛涨了三十万份。听者虽然不信,而言者一口咬定,也有唬住人的时候。
   问题是,虽然雄心壮志,却实力不从心。人类都有一种职业上的倦怠症,对於他那一行干的久啦,就免不了不胜负荷之苦(有些官僚在官场上团团转,乐此不疲,事属例外)。我老人家自一九五○年一月起,提笔上阵,到现在一九○八年十二月,搯指一算,整整写了三十一年,千言万语,早都写光,老狗再变不出新把戏矣。硬是要变,一块砖头扔过来,就得头破血出兼四脚朝天。贵阁下看过京戏《甘露寺》乎,刘备先生过江招亲,赵云先生保驾,诸葛亮先生授给他锦囊妙计。二人按计行事,一到南京,先行拜见乔阁老,献上金银财宝,又灌了一大盆米汤,乔阁老当时得到消息,说是太后老奶明天在甘露寺摆下御宴相亲,如果看中了刘备先生,就收他当女婿,如果看不中眼,孙权先生已在两廊埋伏下刀斧手,一声令下,刘备先生就要人头落地。乔阁老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就派了一位老军前去通风报信。老军到了行馆,告赵云先生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最后两句话,文法奇异)。赵云先生一听,当场赏了他一锭银子。老军走到台角,心里想,只这么几句话,就值一锭银子,那小子准是块呆木头,等我再去说上一遍,岂不又是一锭?拿定主意,再行求见,告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曰:「知道啦。」老军只好告辞,走到台角又想:「他阁下一定没听清楚,一锭银子事大,等我继续努力。」於是,仍是老话,告赵云先生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已被轰炸了三次,有点冒火,但仍耐着性子答曰:「刚才你已说过啦。」老军再走到台角,自言自语曰:「这是怎么回事,他难道耳朵里塞了驴毛,没听清楚呀。」又转回头,第四度向赵云先生叮咛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气冲斗牛,袍袖一拂,吼曰 :「反来覆去,还是老套,你有完没有完?」老军大吃一惊,跑到台角,诧曰:「这傢伙不像是荆州来的,倒像是非洲来的。」
   呜呼,第一个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比女人的是蠢才,盖讥其只在旧圈圈里打滚,没有创新的能力也。柏杨先生爬格纸,一爬就是不折不扣的三十一年,即使被困黑牢,仍照爬不误;着作虽不能说等身,至少也等屁股。我老人家的学问固然大得可怕,但也全掏了个滴水不剩。纵是玉皇大帝,三十一年来,天天派出天兵天将,有去无回,也终於有一天,灵霄宝殿上,只剩下他阁下一人坐冷板凳。柏杨先生如果不赶紧回头是岸,老想那一锭银子,惨事就会从戏台上搬到戏台下,说过的话又说一遍,谈过的事再谈一次,甘露寺老军的嘴脸,栩栩如生,而读者老爷就是赵云先生,最后忍无可忍,终会吼曰:「好老头,你就会『外穿锦袍,内着铠甲』呀。」性情慈祥的,不过袍袖一拂,性情凶猛的,可能再顺手抄起一根柳条棍。我老人家既不敢骂你是非洲来的,只好蹲在墙角哎哟,懊悔不迭。於是,左一思右一想,与其将来劳你张牙舞爪,不如现在见好即收。
   吾友高信疆先生,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出「作家折旧率」,这是有史以来文学评论家最突破性的发明。一辆崭新汽车,只要开一公里,就折旧一成。十万公里后,折旧一半。超过百万公里,就成了扔到野地都没人要的废铁。作家也是如此,读者老爷的欣赏水准不断提高,而作家老爷如柏杨先生之流,老狗如故,变来变去,左写右写,仍是「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命运就跟跑过百万公里的老爷车一样,恐怕是非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此所以六○年代的作家,继续执笔的很少,五○年代的作家执笔的,更绝无仅有。似乎只柏杨先生一直挣扎踢腾,固然是天纵英明,但也是因为饿得发慌,泼皮大胆。
   呜呼,生活逼人,明知不妙,仍要前闯。从前张恨水先生写完《啼笑姻缘》,鑑於《续红楼梦》《再续红楼梦》的覆辙,指天发誓,在报上正式宣佈说,决不写《啼笑姻缘续集》,但他不但写了续集,还写了三集,形势比人强,使他欲罢不能。柏杨先生只有一点跟他不同,他阁下是为了有人恐吓他,他如不写,别人就要代写。而我则安如泰山,没人动我的念头,使我觉得大事不好,不得不增加脸皮厚度的,乃与肚皮有关。铮黄戎拢酪卸几桑慰雎袈粑脑铡U飧枨幸烨ぶ睿灰腥烁医韪遥揖透医瑁恢灰嗉弦惶煨娜砻婺郏皇蹦ゲ豢揖鸵ё〔环拧!度辶滞馐贰飞下矶壬芯湓唬骸溉绻荒钗恼拢鍪乱担母龈愎僮觯俊拱匮钕壬锥灾唬骸溉绻慌栏裰剑丛游模母龈曳钩裕俊
   反正八十岁留鬍子,大主意自己拿。折旧虽然折旧,我还是以全新的进口货亮相,读者老爷总不好意思真的拂袍找棍吧,谁要铁面无私,真的拂袍找棍,那就太不够朋友啦。
   
   
   住手!
   ──只有身怀绝技的人,才会把羞辱硬当成荣耀。
   台湾宝岛上,只有两个人认识侯仰民先生,一位是我柏老,一位是杨纳福。我跟杨纳福先生小学堂时同班同学,可是杨纳福先生来台之后,官拜将军之职,身统大军,威风凛凛,而柏杨先生却猛爬格纸,只会招灾引祸。杨纳福先生从小循规蹈矩,不知体罚为何物,而柏杨先生几乎是天天挨板子,哭叫之声,使全班垂涎。
   我老人家从小就喜欢算术,小学堂三年级时,女教习在黑板上出了一个题目,谁都不会,只有我老人家会,教习就把她手里用的粉笔作为奖赏,使我对算术更兴趣高昂。想不到五年级时,侯仰民先生──就是天天向我下毒手的元凶,担任我们的级任兼教算术,於是噩运来临。偶尔一次,我算错一题,他阁下就把我叫到讲台之上,狠狠打了五下手心,把我对算术的兴趣,打得无影无踪。而这「五下」也就成为挨打国宪法,每次一律五下。因为每天都有算术,每有算术,都要缴一次习题,每次习题,我准有错,他阁下在「都是为你好」的招牌之下,名正言顺兼理直气壮的,每天都大动干戈。我也曾力争上游,可是,他阁下的板子太厉害啦,使我对算术由恐惧而厌恶,成了恶性循环;我越不会,他越打;而他越打,我越不会;除了长期保持双手红肿半寸的世界纪录外,到了今天,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偏偏各级学堂入学考试,都是非考算术不可的,算术的魔爪遂抓住我终身不放。我不但在功课上力争上游,被侯仰民先生打得走投无路之后,也曾想尽方法,讨他的欢心。有一次,他练习篮球,一连投进两篮,我拣到球,不敢自己去投,可怜巴巴的再传给他,谄笑曰:「请投进第三个呀。」这句话不知道犯了他哪条筋,他翻脸曰:「你怎么敢侮辱老师?跟我来。」我像一只待宰的小羊,浑身哆嗦的跟着到了他寝室。他一面轻松潇洒的玩弄那个可怕的板子,一面斜眼问曰:「你说,打你几板?」我心里淒凉的喊,最好不要打,但我不敢出口;又想讨饶,也一时磨不开。可是他阁下一直追问,我只好回答,猝然曰:「随便。」我的意思只是请他阁下定夺,可是他立刻暴跳如雷。喝曰:「我就是打你这个『随便』。」这次却没有按照宪法行事,他的板子照我手上、背上、腰上、屁股上,飞舞而下,最后,我只好双手抱头,蹲在墙角哀号。
   那时,柏老才十三四岁,童心中就立下血誓,我要报复。可惜,我没有报复得成,并不是我宽恕了他,而是当我四年后考进高级中学堂,人强马壮,回乡找他比武的时候,他阁下已翘了辫子,不禁兴起伍子胥先生听到楚王芈弃疾先生翘了辫子时,那种失望之叹。去年(一九八○)年底,杨纳福先生还问我曰:「如果侯仰民还活着,你会不会对他动粗?」我曰:「从前会,现在当然不会,一拳下去,准吃人命官司。」他曰:「那么,你不恨他啦。」咦,这算啥话?我岂止恨他,而且恨他入骨,我虽不动粗,但我会唾他的脸。
   呜呼,体罚固然使一个人身体受到创伤,施行体罚时那副凶恶的嘴脸,更使一个人心理受到创伤──是一种鲜血淋淋,永难癒合的创伤,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对於侯仰民先生,我老人家本来应该作圣人状,宣称我已原谅了他的,一则是他早已完蛋啦;二则是我正好趁水和泥,使聪明才智之士瞧瞧我真是温柔敦厚呀。何况侯仰民先生那时刚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初中程度),年纪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还是一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可是,我不原谅他,每一想起他攒眉怒目,情断义绝的青面獠牙,三百六十五日如一日的,殴打一个哀哀无告的穷苦孤儿,我就咬牙切齿。
   就在柏杨先生咬牙切齿之际,忽然传出一连串奇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託,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处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侯仰民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当局何需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话,她报导曰:「据了解,台北市某着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籐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叮噹(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铜铡,大名叮噹的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叮噹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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