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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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宗一
袁世凯纵横捭阖两时代，既是清朝重臣，又是民国元首，是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袁世凯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早年科考失败，弃文从武，投靠吴长庆，攀附李鸿章，巴结荣禄，取悦西太后，同时还不忘在维新派身上下赌注……工于心计的他施展手腕，长袖善舞，终于位极人臣。民国初始，又攘夺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进而称帝建元。本书资料翔实、语言凝练，作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作品，多角度阅读定会给读者新的启发。……
目 录
前言
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纨绔子弟
投靠淮系军阀
扑灭“壬午兵变”崭露头角
编练“新建亲军营”
镇压“开化”派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
督办新军
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
控制士兵的办法
声誉隆隆而上
混入维新运动
两面派的手法
出卖维新派
升任山东巡抚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
纳义和团于血海
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
编练北洋军
开办陆军学堂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
镇压景廷宾起义
创建巡警
废科举，兴学堂
投机立宪运动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
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
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东山再起
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
策动“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
鼓动兵变，就任临时大总统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
对革命党领袖大施骗术
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
“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正式大总统
袁记《约法》的产生
专制独裁制度的确立
特务警察恐怖统治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
对清室复辟派的暖昧态度
封建帝王式的生活和帝制的发轫
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
帝制丑剧的开场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与洪宪皇帝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
皇帝梦的破灭
袁世凯之死
前言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０８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１９１１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５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本书的选题和写作，承蒙李新同志给予热心的指导和鼓励，始克完成；复蒙李侃同志审阅全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又得到何双生同志等不少帮助，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作者理论和业务水平的限制，舛误之处自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教。
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河南省东部的项城，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淮河的支流——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雨季常常泛滥成灾。项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城里仅有二三十家店铺，没落的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全县九千多顷土地，绝大部分为少数“豪富之家”所霸占。广大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八成。①在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下，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终岁勤劳，节食俭用，而常苦不足”。②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迫使农民不断奋起反抗。每当夏秋收获时节，农民常常联合起来，抢收地主的庄稼。豪绅地主为了“护青苗”，也组织起“保田会”。③因此，境内往往引起械斗，酿成血战，形成了所谓“犷悍之习”，“斗狠之风”。④
袁世凯家住在项城东北十余里的张营，占有土地四五十顷；此外，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还大量放高利贷。一家三十多口人，四世同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大家庭。
袁世凯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科举，任过官职。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年纪还不满四十便“勤学赍志以殁”。曾祖母郭氏出身于同郡一个“望族”，活到九十多岁。⑤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她的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⑥其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袁甲三（１８０６—１８６３）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一道从“理学大师”倭仁讲习程朱理学，故两人过从甚密。他的长子袁保恒（１８２６—１８７８）也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次子袁保龄是举人。袁凤三是庠生，曾在禹城任教谕二十多年。最年轻的袁重三也是生员。当时，在东南沿海各省，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官僚地主中已经出现了少数比较通达中外形势的开明分子，如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冯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等；他们热烈谋求改革封建弊政，反对因循保守、故步自封。而袁氏一家却不乏“志在求官”的守旧分子，他们世代潜心八股文，囿于章句之学，思想保守，作官以后大都以“纯儒”、“卫道者”自命。
袁保中（１８２３—１８７４），字受臣，在诸兄弟中行次最长。他虽捐过一个同知，但一直在家乡经营田产，是袁家的“管家人”。他热衷于程朱理学，为人十足虚伪，满口“睦族里”、“笃忠义”，实则鱼肉乡里，横霸一方。他依恃袁家官势，经常“派人持名片拜帖到衙门说事”。⑦当时河南官场上流传着一句俗谚：“项城官难做”，“宜吊不宜贺”⑧。恰恰反映出这个上了“护官符”的大豪绅在地方上的势力。他有两个女儿，六个儿子⑨；第四个儿子生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庵。他出生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袁氏一家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以鸦片战争（１８４０—１８４２）中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权益为满足，英、法两国为了迫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制造荒谬借口，联合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⑩——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６０）。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城市骚扰之后，攻陷北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使得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首先，列强公使驻京，得以直接影响和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其次，继１８４２年开放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五口通商后，又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十一处为通商口岸；外人得住内地自由传教、游历和经商，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第三，海关雇用洋人，建立协定关税制度，自此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侵略者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完全破产。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共同立场使它们开始走上彼此勾结的道路。老大的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原来，早在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之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已形成高潮。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１８５１—１８６４），从广西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于１８５３年定都南京。同年，太平天国又派北伐军攻入安徽北部，占领凤阳、怀远等城。在皖北、豫东活动的另一支农民武装——捻军（１８５２—１８６８），纷纷起义响应，攻占了临淮关、雉河集（今涡阳县）。寿州、阜阳、太和、颍上、亳州等地也遍燃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为了镇压捻军，清政府于１８５３年急忙派兵部侍郎周天爵率领清兵三千进驻宿州，又派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时任兵科给事中）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清军作战。次年，周天爵病死。后来，吕贤基也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并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他带兵以后，虽然不断受到捻军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很快成为捻军的劲敌。当时，在湖南办团练而发迹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在长江中游和太平军激战。袁甲三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与捻军联合的反革命重任，使曾国藩得以全力绞杀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1＇
以“书香门第”自诩的袁氏父子一贯忠于皇帝，崇拜皇权，一心想依附皇帝取得高官厚禄。他们极端仇视农民革命，认为造反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