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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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用残暴的屠杀政策并没有把革命党人吓倒，加上上述各种鬼蜮手段也无济于事。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后，移居越南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继续积极领导国内革命运动，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１９０７年，先后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以及光复会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１９０８年有钦州起义、河口起义和熊成基发动的安庆起义。１９１０年２月和１９１１年４月又有两次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无数革命志士，满怀爱国激情和民主理想，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给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打击，使“革命党”的名声威震全国，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震惊了封建统治者，使他们闻风丧胆，谈虎色变，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过程。如１９０７年安庆起义，“京中王公大臣接警电”后，吓得“心惊肉跳”，各省督抚也“有戒心”“乘舆所至，护卫者数百人，执戈荷枪，如防大敌”。就是一向被人称赞为“有胆”的袁世凯，也吓得忙“将署内人员拍照小影”，出入检查；又把“署前后左右原有小摊以及星卜算命之流，肩挑小贩之属”’“全行驱逐”，深恐革命党人“混入，以行不轨”。⑧
同盟会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陆续派遣会员到各省新军、会党及学堂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建立各种形式的革命团体，积蓄革命力量，为大规模的起义作准备。在湖北新军中，先后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１９１１年初，振武学社改组扩大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秘密联络各营中的士兵，不及半年，便发展社员三千多人。与文学社齐名的共进会，在湖南、湖北的会党和新军中也吸收了许多会员，影响很大。在长江下游各省，除光复会外，还有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的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在袁世凯控制最严密的直隶省，也出现了同盟会员组织的共和会、铁血会和急进会等革命团体，会员分布于保定、天津、北京各地。１９１０年初，共和会会员“仅以保定一隅而言，已逾三千余人”，⑨其中包括北洋第六镇官兵和陆军务学堂学生一百多人。１９１１年春，各团体合并组成“革命联合会”’声势更加壮大。
此外，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山西等省的同盟会员，也都做了许多发展革命势力的工作，积极筹划起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长江中下游各省，由于人祸天灾，连年发生严重饥荒，大批饥民流入城镇。１９１０年春，“武汉地方聚集饥民十余万人”。⑩饥民求生不得，除去反抗，再无出路。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抢米事件。１９１０年４月，长沙城乡饥民二万多人聚集在巡抚衙门门前，要求减价平粜米谷救命，湖南巡抚岑春竟下令开枪，当场死伤数十人。饥民愤不欲生，与清军展开激烈搏斗，进而捣毁抚署，砸抢米店，焚烧教堂和洋行，把长沙城里闹得天翻地覆。清政府一面调集军队镇压，一面将岑春撤职，允许开仓平粜，以平息饥民的怒火。同年５月，为反抗政府滥增捐税，山东莱阳农民揭竿而起，数千人冲进县城，包围县署，焚毁巡警局董房屋。至６月，万余农民再次涌进城内。山东巡抚孙宝琦急忙调派北洋军第五镇步兵二营及巡防军二营前往镇压，焚烧民房千余问，屠杀数百人。
清政府的屠杀政策，使人民大众和封建朝廷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１９１０年前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呈观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景象。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载沣罢免袁世凯以后，加紧搞假立宪。１９０９至１９１０年，各省谘议局先后成立，资产阶级立宪派占了多数席位。他们利用自己在谘议局里的优势，于１９１０年２月至１０月连续举行三次大请愿，乞求开国会、制宪法、成立责任内阁。载沣本想借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他过去既不肯把权力分给“有功”的袁世凯，现在自然更不愿白白送给立宪派。当年１０月，具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在北京开幕，议员共二百人，其中“钦选指定”者竟占一半。１９１１年５月８日，清廷又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奕匡力为总理。阎员十三人，满族占八人，而皇亲贵胄又占其中五人。这个“皇族内阁”一出笼，立宪派及一些汉族大官僚大失所望，整个统治阶层陷入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继袁世凯下台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又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所谓清政府已孤立得只剩下一小撮愚蠢的、傲慢的末世贵族了。
失去了权力和地位的袁世凯，幸灾乐祸地看着载沣陷入绝境。１９１１年３月，他的一个老部下到彰德去看他时说：“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宫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袁说：“如大局不糜烂，起用决不及予，果糜烂矣，即出恐亦不易收拾也。”＇1＇立宪派张謇于６月入京路过彰德，特地去拜访他。他有意拉拢张，以进一步孤立自己的政敌。他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尊从民意而行……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辞别他后，十分欣悦地对同行刘厚生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此后，袁、张之间顿互通情报，实际上订立了政治同盟。
清政府愈孤立，就愈依赖帝国主义。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就颁布了所谓“铁路干线国有”命令，下令将各省商民集股修建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夺取中国人民办铁路的权力，转送外人，而不还商民的股本。５月２０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和粤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拍卖了这两大干线。清政府的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各地立宪派乘机鼓请愿，保路会风起云涌，很快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防保路运动，川汉和粤汉两路所经过的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便成为风暴的中心，而以四川最为激烈。
８月２４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数万人在成都举行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不认外债。接着，重庆、嘉定、荣县等数十州县的保路分会相继响应，声势十分浩大。在清政府不断催促下，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罗伦等。群众赴督署要求释放，赵尔丰悍然下令向和平请愿者开枪，三十二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反动派的枪声，成了全川暴动的信号。同盟会员在各州县联络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各处皆数千人，或万余人”，＇3＇从四面八方进围成都。成都紧闭城门，“十余日文报不通”。＇4＇四川的斗争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清政府十分惊恐。端方等奏请起用袁世凯代替赵尔丰，以便迅速扑灭保路运动，但是，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革命党人已乘机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６９。
②《列宁选集》，卷２，页４２４。
③同①，页１７６。
④《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⑤袁世凯：《密陈大计以遏乱萌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故宫档案。
⑥同⑤，批。
⑦《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故宫档案。
⑧《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６日。
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页２８。
⑩《黎元洪呈陆军部报告》，宣统二年五月七日。故宫档案。
＇1＇曹倜：《古春草堂笔记》，页２２。
＇2＇《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页２６１。
＇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页３６６。
＇4＇《赵尔丰致赵尔萃述四川情形电》，同紒紞矠，页３８８。
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东山再起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积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１９１１年９月，在四川全境烽火连天的时候，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组成联合司令部，预定于１０月１６日起义。但到９日，起义领导机关突然遭到破坏，军事参谋刘复基、交通杨宏胜、宪兵营革命党代表彭楚藩均被捕，惨遭杀害。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参谋长孙武等被迫逃走。湖广总督瑞下令关闭城门，禁纳新军各营往来，实行大搜捕。一时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城。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受爱国激情的驱使，“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①１０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鸣枪举义，冲出营房，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各营士兵闻声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多人，一举攻占了总督衙门，瑞仓皇逃上兵舰。当晚革命军占领武昌。次日，汉阳和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占领城市。１２日清晨，武汉三镇全告光复。
起义的成功，把创建政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在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革命党人从开始就表现得态度软弱。他们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企望得到新军协统黎元洪和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的帮助。汤化龙（ｌ８７４—１９１８），当时，担任湖北省谘议局局长，对清廷假立宪心怀不满，立即和他的拥护者胡瑞霖等一起归附于革命阵营，进行政治投机。经立宪派提议，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自己担任了民政部长。黎元洪（１８６４—１９２８），是新军第２１混成协协统，在革命党人的威逼下，他被迫参加革命，开始他担心革命不能持久，顽固地拒绝上任，直到看见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时，才然就职。在黎元洪就职前，孙武等革命党人为了领导军政府的实际工作，成立谋略处，议决一切重大的军政问题。根据同盟会的纲领，他们立即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发布檄文，号召各省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又取消苛捐杂税，豁免本年和历年积欠的田赋，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农群众和学生踊跃参加革命军，支持军政府。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区。
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革命形势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广大群众到处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条腐烂的破船迅速下沉。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惊恐万状。由于南方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绞杀革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北洋军身上。１２日，清廷命令陆军大臣昌统率第一军火速南下。第一军由第四镇（统制吴凤岭，代理统制王遇甲兼第八协协统，第七协协统陈光远），第三混成协（协统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协统李纯）组成。又命令萨镇冰（１８５９—１９６０）率领海军舰队溯长江而上，由水路进攻。同时，又指派军谘使冯国璋将第五镇和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协编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与北洋派有密切联系，但他没有带兵打过仗，又是满人，北洋将领们对他不信任，不愿听他指挥，心中只想着袁世凯。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叫喊“火速”、“火速”，而北洋军的动作却非常缓慢。奕匡力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廷卖命。
起用袁世凯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帝国主义者的惶恐不安，不下于清政府。英公使朱尔典向其外交大臣接连不断地发出电报，报告各处起义的情况，电文的语气显得十分张皇。帝国主义者看出充当他们统治中国驯服工具的清政府，已失去了镇压革命的能力。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②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③由于国际形势处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夜，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不能协调一致重演八国联军丑剧，便相继宣布“中立”。为了保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它们迫切需要物色一个能有效地绞杀革命的人物，以取代清政府。十年前替它们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相继死去，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④朱尔典多次拜访奕匡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
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于１４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但他对袁世凯疑忌重重，当天又下了一道上谕，规定袁世凯“节制调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