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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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山西巡抚。同时，齐耀琳接替宝为河南巡抚，下令搜捕革命党，于开封捕杀同盟会员张锺瑞等十一人。前此，山东巡抚孙宝琦由于受同盟会员和谘议局绅商的压力，被迫宣布“独立”。袁世凯组阁后，派张广建、吴炳湘至山东，煽动第五镇标统吴鼎元、张树元等反对独立。孙宝琦于１１月２４日取消假“独立”后，立即派第五镇至各州县，镇压革命人民。“全省官吏，日以捕杀民党为事。诸城、即墨各地之残杀，动逾千万。”＇16＇倪嗣冲率所部攻陷皖北太和、颖州。赵倜、周符麟带领毅军一部由豫西攻潼关，妄图消灭陕西革命军。袁世凯又奏派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严密控制直隶地盘。接着，王怀庆等于次年１月初镇压了直隶革命党人策动的滦州起义。稍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张锡銮前往奉天，说服赵尔巽和张作霖赞同清帝退位，而拥护袁。段芝贵代表袁，以奖励张作霖“治军精勤”为名，赏赐军刀一把及其他珍贵物品，价值一万元。从此，张作霖积极拥护袁，无情地镇压奉天境内的革命势力。

　　正当袁世凯竭力推行反革命两面派政策之时，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上海。孙中山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反对议和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民立报》以“和乎？战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在天津集会，一致议决吁请孙巾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17＇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破坏，于１２月２７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18＇同时宣布改用公历纪年，以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１月３日，各省代表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法令，如废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和缠足，通令剪辫等等。３月１１日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通信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举的权利。并确定国家机构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制，等等。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约法，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要求，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19＇它给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淫威下的中国人民传来了新气息，带来了新希望。使人们透过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长空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清朝灭亡的厄运已定。称王称帝在人民心目中成为非法，“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为顾全黄兴等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曾于１２月２９日电告袁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予袁。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诺言不肯相信，深恐自己取得大总统的希望落空，再加上当时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国民代表会议选举法，以省为单位推派代表，南方独立各省代表多，恐不能操纵自如。所以，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直到１月１日他约见朱尔典密谋对策时，仍“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20＇次日，他一面复电孙中山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一面则悍然宣布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各项办法逾越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谕令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事项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21＇同时，又唆令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将领十五人联名至电内阁极力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向清廷王公贵族呼吁，要他们拿出钱来，以便继续作战”。＇22＇于是，奕匡力认筹十万，其他亲贵则三五万不等，隆裕太后下令发内帑黄金八万两，充作军费。袁世凯向亲贵勒索了一笔钱以后，表面上又发布了一道“全军整备再战”的命令。实际上，他并非真想作战，面是虚声恫吓革命党入，用以取得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

　　１月５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说：“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23＇伍廷芳当即国电解释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绝不相妨。现在民军光复十八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此为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于国民会议未解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24＇袁世凯又回电无理纠缠。围绕着停战撤兵、国民会议和临时政府三个问题，伍廷芳和袁世凯展开报战，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人谓为滑稽议和”。＇25＇

　　和谈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暗中接洽反而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转而成为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议题集中于让总统位置给袁世凯一事。１月１４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26＇唐绍仪将此电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示态度。这时，帝国主义也全力支持袁世凯，它们相约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诬蔑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声称必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才能得到各国承认。＇27＇还不断地威胁说：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武装干涉。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时而起，桴鼓相应，肆意渲染帝国主义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同盟会中的妥协分子和立宪派沆瀣一气，朝夕鼓噪，埋怨孙中山理想太高。变节分子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本有“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思想，视总统为国民公仆，他之所以对和议持审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野心家袁世凯不信任，既见内外交迫，便决定让步，于１６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8＇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以后，立即加紧逼迫清帝退位，并酝酿新的政治阴谋。

　　注释：

　　①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６。

　　②刘承恩，湖北谷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在小站担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二营帮统。１９００年由张之洞调到湖北管带武建左旗第一营。后回北洋，由袁世凯历保至道员。湖北新军高级军官多与其相识。袁世凯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电招他至彰德，派其“办理招抚事宜”。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５４１。

　　④《袁世凯电》，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又《清帝谕旨》，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政府陆军部档案。

　　⑤《刘承思呈袁世凯禀》（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⑥同③，页５４６。又《袁世凯之隐衷》，见《时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⑦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⑧同⑤，页７９。

　　⑨同③，页７９。

　　⑩《正宗爱国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２７日。

　　＇1＇《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

　　＇2＇《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１５２。

　　＇3＇《袁克定致冯国璋手札》，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

　　＇4＇《李纯致袁世凯书》，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

　　＇5＇《前敌侦探委员赵连元探报》，宣统三年十月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6＇《黎副总统历史》，见《宪法新闻》第１０期，１９１３年北京刊行。

　　＇7＇《申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8＇同⑧，页７７。

　　＇9＇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９４页。

　　＇10＇同③，页７７、７８。

　　＇1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页２６１。

　　＇12＇《伍廷芳报告议和始末情形电》，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６日。

　　＇13＇同③，页２５５、２５６。

　　＇14＇《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5＇《伍廷芳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16＇《山东同盟会徐镜心、谢鸿焘、丁惟汾等致袁世凯等电》，见《临时政府公报》，第４８号。

　　＇17＇《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页１０４。

　　＇18＇同③，页１６。

　　＇1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１２６。

　　＇20＇《朱尔典呈葛雷电》，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见《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２年，第６号，页１６。

　　＇21＇《各省代表议合全案》，卷上，页４２。

　　＇22＇同純紛矠。

　　＇23＇伍廷芳：《共和关键录》，页６０。

　　＇24＇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页２６２。

　　＇25＇同③，页５４８。

　　＇26＇同＇23＇，页７１。

　　＇27＇《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28＇同＇23＇，页７１。　


策动“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廷本已奄奄一息。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袁世凯别有用心地维持。因此，关于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早已胸有成竹，而且在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已密令梁士诒等“预为布置”。①ｌ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３日，顺直谘议局和直隶保安会两次致电摄政王，要求清廷“早行揖让”“宣布共和”“示大公于天下”。②在京畿出现这类激烈言论，袁世凯竟不过问，显然是与他的意旨相吻合的。稍后（１月３日），驻俄国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臣电请清帝逊位，以及其他类似的通电，则都是梁士诒在幕后策动的结果。对清廷，袁世凯不采取断然措施，而宁愿使用“第三者”倡议的迂回战术，甚至蓄意制造事端，借故拖延，除怕落得“逼宫”的臭名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需要挟清廷以逼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

　　当时，一些革命党人已识破了袁世凯的诡计，特别是身处其残暴统治下的北方“共和会”员，感受尤为痛切。他们自发地组成“暗杀团”，决心刺袁，为革命除害。１月１６日，袁入清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大队骑兵前呼后拥，警备森严。当他定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楼上扔下炸弹，轰隆一声，人仰马翻，卫队长袁金镖等十余人当场毙命，袁世凯由覆车中爬出，乘马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光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三烈士从容就义。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了袁的窃国阴谋。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但是，当天他接到了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推举他为总统的电报，汪精卫又来电慰问，并解释说，暗杀活动与革命党无关，请严厉镇压。袁世凯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对丁字街事件没有多作纠缠，转而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骤。

　　袁世凯先秘密地把退位优待条件告诉奕匡力，并说用兵实在无把握，为清室及满人安全计，自以退位为上策。取得奕匡力的赞同以后，他就戴上一付“为民请命”的假面具，率领全体阁员上奏隆裕太后说：“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政府“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③

　　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即于１月１７日、１８日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除奕匡力、溥伦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一帮少壮亲贵都极力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没有结果。所谓“项城必欲出诸众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即指此局面而言。④

　　袁世凯并不以攘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为满足，而企图于清帝退位后，不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自己在天津成立一个由他一手包办的政府。１８日，他亲自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尔典，征得同意后，于次日派赵秉钩、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所谓“内阁所拟解决时局方案”；主张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立“临时统一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国体。同时，他将此方案电告伍廷芳，要求于清帝退位后二日，南京临时破府即行解散。本来他一厢情愿地想：这是一石两鸟，既可打掉革命政府，又能消灭清廷。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个方案一出笼，王公亲贵几乎一致反对，说另设政府即是变君主为共和，绝对不行。尽管梁士诒威胁说：财政危机，仅有不足一个月的军费。胡惟德说：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