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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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侍从和厮役等竟有一千余人，机构庞大，气派甚豪。当时有人指出：“准诸君主共和各国，横万国而竖千古，无一可为援比者。”⑤如此一个庞大的寄生体，全靠袁世凯一人的特权来维持。他们视袁为天神，企望他长生不老，特权永在，以便永享荣华富贵。据说袁的妻妾常常在他面前抱怨说：满蒙王公有承袭，“革命徒损汉人耳”。⑥
袁世凯安处深宫，以官爵为唯一羁縻之工具。他日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号施令，选拔官吏并派往全国各地。关于高级官吏的选拔，他规定过详细办法：凡政事堂记名简任之员，皆由内外大吏保荐，分班送觐，有如前清“引见”。于觐见后，由国务卿及内务总长接见，谘问考察，各加考语呈袁。袁随时传见，询其在官经验成绩，再加考语，封固密存，分别存记及发交部省录用。遇有官吏出缺时即拣齐名单与政事堂卿丞审慎择用。其实，规定只是形式，实际官吏的任命，非贿赂即情面，最后由袁一人拍板决定。文武官吏上任前，由总统府承宣厅安排觐见，领受训辞，有如前清“请训”故事。这样使文武百官都感觉到只有依靠他的恩宠才能升官发财，对他有尽忠的义务，彼此之间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袁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庞大的官僚队伍为一特权阶层。他们“特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故求者极丧尽其廉耻，与者乃极肆其骄倨，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⑦
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西太后冬季赐给他貂皮袄，夏天给他送纱袍褂料、折扇及暑药等，以示优宠。袁每谈起太后给他的赏赐，就表示厚恩难忘。他也继承了旧主子这种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遗风，经常以物品、食品馈赠部下。他“重武夫，轻词客”，特别偏爱那些目不识丁而见他就磕头的北洋将领。常得意地说：“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他规定每星期五接见北洋军官。对这些人的赏赐也特别多，如以貂皮大衣赠师长，貉绒领大衣赠旅长，滩羊皮袄赠团长、营长。另外也常以人参、暑药之类赠文武官吏。当他兴致勃勃的时候，还仿照西太后赐游御花园的办法，赐属下游三海。如袁记新约法公布后，袁世凯于５月５日特赐政治会议委员和约法会议议员游南海。那天风和日丽，一群步态蹒跚的官僚由江朝宗引导入新华门，分乘汽车或画舫至丰泽园，经颐年堂、纯一斋进宝光门，至怀仁堂，全体觐见。孙毓筠和李经羲带领向袁世凯行三鞠躬礼。然后，至紫光阁观历代帝王像，再往春藕斋赏牡丹，听鸿楼观鱼，字廊和双环亭观藤萝，爱翠楼看山石松林，最后出新华门，尽兴而归。
袁世凯“喜阴谋，恶浮夸”。身边多奉承争宠之旧僚俗吏，罕有好议论时政之文人。他常说：“宁用不通之学生，不用虚名之文士。”这些人在他的周围不是激烈的勾心斗角，就是无聊的吹牛拍马，没有人敢于对他直言切谏。而那些阿谀奉承之类的歌功颂德，又使他自以为是天纵英明，滋长了黄袍加身的野心。
从１９１３年底，袁世凯在私下里就几乎不再说大总统是“国民公仆”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了，而公开以“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指导来行事。他所炮制的告令，“纯然满清时代的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现代社会中任何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在他看来，民主主义的制度是罪大恶极，只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才是天经地义的。他认为中国数千年都是帝王君临天下的历史，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革命；辛亥革命只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血腥暴乱。这种极其反动的政治观点，从许多公开的告令中不断流露出来。如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他在一道申令里说：“辛亥事起，各省响应，孙文因闻改革将成，急遽返国……遂以数十私党拥护，设临时政府于江宁，举措乖戾，纲纪荡然……谬解共和，伪托平等，实则败坏法度，殄灭伦理，倒行逆施，上尤下效，使我二千年声明文物之邦，几一举而陷于盗贼禽兽之域，言念及此，可为浩叹！”⑧他认为要一劳永逸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只有窒息民主精神，彻底地消灭辛亥革命的一切痕迹，恢复中国固有的君主制。因此，尽管他在总统的形式下，已经完全获得了专制皇帝的权力，他仍然感到不满足。常常以否定的口气问他的爪牙们：“共和办得怎么样？”有时则干脆说“共和办不下去”，“非帝制不可”，露骨地表现了他对封建君主制的向往和迷恋。
袁世凯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至晚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即已有成就帝王之业的打算（见第八章第二节）。他半生匍伏在皇权之下，非常羡慕帝王的淫威，把做皇帝视为人生权力、荣誉、享乐的极峰。前几年他没有称帝，是由于自觉客观社会条件不允许，一旦他认为最大的社会障碍——资产阶级民主派被清除了，自己得了天下，便决心爬到峰顶上去！
正是由于这个无冕君主称帝的野心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一些献媚之徒便迎合他的心理，牵强附会，编造出种种天命攸归的瑞验，并广泛地传播开。如１９１４年底，袁家项城祖茔坟丁来京报告，说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坟侧生一紫藤，长逾丈许，蜿蜒盘绕，状似龙形。袁世凯本来迷信风水之说，以为祥瑞之征，遂大喜，且厚赏坟丁。其妻妾子女及臣皆认为这是袁将做皇帝的征兆。诸如此类的骗人鬼话对袁的称帝又成为一种外部刺激。当然，最大的外部刺激则来自于帝国主义。１９１３年９月底袁克定以“就医”为名赴德国，出京时，段芝贵、江朝宗等一帮北洋派前往车站送行，场面十分隆重。抵柏林后，谒见德皇威廉二世，威廉赐宴便殿，密谈良久，“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袁世凯得到报告，非常兴奋。
经过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４年的酝酿，至１９１５年初，三海内帝王的鬼影已若隐若现，由总统变皇帝的鬼把戏便由秘密而进入公开阶段。１９１５年１月，袁克定约请梁启超赴汤山春宴，只有杨度一人作陪。据梁启超回忆说：谈话时，袁克定“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２，页３６０。
②关于袁世凯的姬妾子女，从来传说不一。１９２６年袁克文著《洹上私乘》出版，书中所记袁家的情况虽有“为亲者讳”之处，但仍不失为较可信的原始史料。依据该书所记，袁世凯除正室于氏外，前后另有姬妾九人：沈氏是袁的第一个夫人，江苏崇明人，为袁从天津妓院购得，曾携带至朝鲜。无子女，后以袁克文为嗣。白氏、金氏和李氏均为袁在朝鲜时，朝鲜国王李熙所赠。白氏生子克权、克齐、克坚、克度，生女伯祯、祯。金氏生子克文、克良，生女叔祯、环祯、琮祯。李氏生子克端，生女仲祯、次祯、琪祯。杨氏，天津人，生子克桓、克轸、克久、克安，生女季祯、玲祯。叶氏，江苏丹徒人，生子克捷、克有，生女玖祯、璇祯、玑祯。邵氏，山东潍县人，原为袁家所买婢女，后被袁看中，纳为侧室，１９０９年病卒于汲县，年仅二十，无子女。郭氏，浙江归安人，为袁从天津妓院购得，生子克相、克和，生女祯。刘氏，天津人，袁死时尚有遗妊，生子克藩，生女珲祯。
③子十七，依次为克定、克文、克良、克端、克权、克桓、克齐、克轸、克久、克坚、克安、克度、克相、克捷、克和、克藩、克有。女十五，依次为伯祯、仲祯、叔祯、次祯（早殇）、季祯、祯、琪祯、环祯（早殇）、玖祯、琮祯、璇祯、玑祯、珲祯、祯、玲祯。
④袁克文，字豹岑，号寒云，１８９０年生于朝鲜汉城。１８岁时以生授法部员外郎。工诗文词，书法自成一体。袁世凯死后，他寓居上海，曾加入青红帮。
⑤《民国经世文编》，第２册，页５８。
⑥沃丘仲子：《新官僚家庭繁华史》，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１９２２年版，页２。
⑦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３４。
⑧《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日。
⑨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９册，页１４３。
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
正当袁世凯准备推行帝制时，１９１４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展开了大厮杀，暂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遂于８月２３日对德宣战，竟然不顾中国中立，派兵强占青岛（１１月７日），夺取了德国在华的权益，并进而占领胶济路，一跃成为东亚国际政治势力的支配者。
袁世凯深知，要复辟帝制，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支持。因此，对日本侵占山东，他表面上一再提出抗议，以敷衍广大人民强烈的反侵略的要求，而实际上，则采取了退让政策。他下令撤退日本侵占区域内的中国驻军，以讨好日本侵略者。１２月间，由外交次长曹汝霖（１８７１—１９６６）牵线，他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多次秘密会晤，作“披肝沥胆倾谈”，①“且有一次密谈达数小时之久”。②他们所谈的内容，除关于禁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在日本活动以外，已经涉及到中国改行帝制的问题。据《大陆报》载：“去年（１９１４年）１２月间，日置益曾劝袁总统改为君主政体，日本愿暗为扶助，袁总统力谢之。”③当时担任总统府机要局局长的张一也曾说：“日置益公使与曹君汝霖言：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④
狡猾的日本首相大隈，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决定乘机要挟，以推行独占中国的侵略计划。按照大隈的指示，日置益于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至怀仁堂晋见袁氏，当面递送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说：大多数日本人反对袁总统，因为他们认为总统推行远交近攻政策，强烈地反对日本，而亲近欧美国家。如能承允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华亲善”，改变日本人的观感，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⑤最后要求袁世凯严守秘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内容分为五大项：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二、承认日本在南满（今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优越地位”，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九十九年。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等等。非常明显，这是灭亡中国的条件，是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件！
袁世凯本想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没想到日本的胃口如此之大，竟然不顾欧美列强在华的特权，企图鲸吞一切。这使他惊诧无措，“殊为失望”，在听完日置益的陈述后，他表情严肃地说“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⑥当时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电更具体地透露了袁的窘况：“查我政府正极力讲亲善之方，不意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⑦据袁的秘书夏寿田说：“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⑧１月１８日晚，袁世凯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出席人员除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外，还有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次日至２１日又连续开会，杨士琦、钱能训也参加。他们一致认为所提条件过苛，但又不能完全拒绝。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满足日本的要求，而不又丧失自己的“面子”。最后袁氏决定更换外交总长（由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以拖延开始谈判的日期，并尽快摸清日本的真正意图。同时，他还预作了一些布置：如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把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事告诉日本元老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并探询他们的“真意”。因为日本军事事实权仍操之于元老。有贺临行时，袁亲批赠送“路费”一万元，实际路费所需仅二三百元而已。又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但是，这一套把戏被日本帝国主义一眼看破，日本外相加藤于２月３日电告日置益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⑨此外，袁又指示亲信向中外报界透露日本要求的一些内容，借以鼓动舆论。他企图借此向日本表示自己答应全部条件确有困难。然而，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一传开，国内反日舆论顿时沸腾起来，远远超出了袁世凯所能控制的范围。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反日爱国组织，号召抑制日货。这使袁如芒刺背，时刻不安。在日本侵略者的要挟之下，他多次通令禁止抑制日货，但是反日运动如火如荼，声势越来越大。
二十一条交涉正式谈判，就是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的。会议完全采取秘密形式，自２月２日起，每周举行二三次。日本代表为日置益、小幡酉吉，袁政府代表为陆征祥和曹汝霖，实际由曹包办，一切秉承袁的旨意进行。在交涉过程中，日本以支持帝制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恫吓于后，左推右挽，企图使袁对二十一条囫囵吞下。袁氏鉴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唯恐完全屈服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