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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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项通知英、美、俄、法四国，故意隐瞒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二十一条全文真相为中外所知以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予以激烈抨击。２月１０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项，深表遗憾。同时，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浪潮更趋高涨。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系属劝告性质，借以欺蒙世人。另一方面，又于４月２６日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大致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质上依然如故。至于第五项各条，仅允许以后再行协商。接着，便于５月７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派兵至青岛、沈阳等地，耀武扬威。
在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以英国为后援。这时，英国见日本取消了在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修筑铁路的要求，便变了腔调，朱尔典劝告袁氏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1＇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儿皇帝当不成，便于８日上午在总统府召集心腹爪牙开会，以“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借口，悍然决定接受日本通牒。次日，派陆征祥、曹汝霖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４月２６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应诺”。最后还无耻地说什么“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2＇
袁世凯不仅敢于卖国，而且善于花言巧语地讲“爱国”来遮掩卖国。在决定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先拟好了一个“密谕”，于１０日发给各级文武官吏，他说：“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3＇在这个密谕里，他虽然装腔作势，但不得不承认“损失权利颇多”，而在公开的通电中，为保持他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体面和威风，则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同时，动员各省官吏拍发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又命令御用报刊，颠倒是非，把对日屈膝投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开会庆祝“外交胜利”。然而，这一切鬼蜮手段并没能把他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卖国性质掩盖住。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５月９日为“国耻纪念日”。各省市人民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散发传单，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决心进一步展开抑制日货的斗争，要求“惩办卖国贼”的吼声响彻全国。陆征祥、曹汝霖吓得慌忙提出辞职。有些地方报纸甚至直接谴责袁世凯，要他“负失地丧权之责任”。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地方“官厅能维持其秩序，不能禁止其进行”。＇4＇因此，运动愈来愈猛烈，汉口、镇江、汉阳等地相继发生骚动。１３日，汉口学生和商民群起捣毁日本商店，段芝贵急忙由武昌抽调军队前往协助日本军队镇压。事后，他向袁密报说：“武汉三镇人心颇形不靖，街谈巷议多属仇外之言”，“人人脑精中隐蓄一番愤激”，恐“再有特别事故发生”，并要求给他屠杀爱国人民的权力。＇5＇
袁世凯见欺骗不生效，就公开采用高压手段。５月２６日颁布申令，公然诬指爱国群众是“匪徒”，杀气腾腾地叫喊：“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匪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发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6＇６月１６日，又以“妨碍邦交”为名，再次申令禁止抑制日货。还以“取缔排斥日货不力”的罪名，撤换了湖南巡按使。在袁世凯的严令敦促下，各地方官吏派出军警，逮捕爱国群众，疯狂镇压反日爱国运动。对中国人民张牙舞爪，对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这充分地表现出了袁世凯入主出奴的反动面目。
注释：
①《顺天时报》，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４日、１５日。
②居正：《揭破袁世凯与日本交涉黑幕》，见《居觉生先生全集》上，页２４４。
③《大陆报》（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５年３月２８日。
④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１３８至１３９，张一眉批。
⑤芮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３０。
⑥《大正四年日支交涉日置电信》，４年１月１８日第２６号至急电，报告晋见袁世凯情形。见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１９６６年版，页２１８。
⑦《外交部致陆宗舆密电》，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０日。
⑧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全记录》，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⑨《加藤致日置益电》，４年２月３日，第５１号电。见同⑥，页２７４。
⑩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抄本）。
＇1＇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１９１４年版，页２５６。
＇2＇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６册，页３０９。
＇3＇同＇2＇，页３３２至３３５。
＇4＇《段芝贵致王士珍函》（原件），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７日，北京图书馆藏。
＇5＇同紒紟矠。
＇6＇《申报》，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８日。
帝制丑剧的开场
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要求，自以为对日本送了厚礼，必能取得支持，就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所采用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总统故伎的重演：即暗中指示心腹爪牙以“国家危机必须建立强固政权”为借口，上窜下跳，四出煽动；而公开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并用“毫无称帝之意”这句空话，作为搪塞一切“劝告”的手段。
１９１５年６月间，中外到处都传播着即将改行帝制的消息，而在北京则更盛。为袁粉墨登场而精心炮制出来的各种迷信的无稽之谈，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龙显形”等等，哄传一时。这时，袁世凯仍然矢口否认有称帝之意。有人去询问他，他像是受了天大委屈似的抱怨说：我连总统都不想做，哪里还能想到当皇帝！冯国璋听到帝制的风声，赶忙入京探听内幕，６月２２日谒见袁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忙说：“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又感慨万端地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
袁世凯有很高的表演天才，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以致最了解他的心腹大将也不是每次都能猜到他的心意。然而，事实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冯国璋离京不久，８月３日政府御用的《亚细亚报》就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不久，东京报纸（８月１１日）和伦敦《泰晤士报》（９月９日）都转载了。古德诺曾于１９１４年２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１９１５年７月赶以北京，帮助袁世凯。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那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③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一文，大肆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他还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④
与此同时，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参与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即于８月初到总统府见袁，由夏寿田作陪。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正色言，“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８月１４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袁特地选定由这些人和立宪派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共同的主张。尤其是立宪派名流严复列名为发起人，使袁“极为欢悦”。⑤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配角。
在筹安会的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的谬论以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⑥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掀起所谓“讨论国体问题”的轩然大波。他们的谬论五花八门，像样的文章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杨度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硬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完全不可信的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⑦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奉献给袁氏以皇冠，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骗子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就有人气愤地指出，这种谬论“是犹盗劫主人，尽取其财产负之而趋，而曰吾若还为主人，必与汝分享之，宁有幸欤！”⑧其第二个论据和古德诺的一样，也是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出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立刻遭到人们有力的批驳，指出：“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防闲？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若谓总统易位之时往往始于党争，终于战祸……则争皇帝之历史，如晋室八王之乱、明代靖难之师，昭昭在人耳目，又何以自解？而况乎君主政治残虐易逞，民不堪命，不得不铤而走险，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鼎革之际，杀戮尤惨。”⑨
《君宪救国论》是杨度在１９１５年４月间定稿的，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