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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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⑩
５月１８日南京会议一开场，就遇到袁世凯的退位问题。山东、湖南等省代表主张退位，张勋和倪嗣冲的代表则坚决反对，双方相持不下。袁世凯急忙密令倪嗣冲带兵到会，进行威胁。冯国璋提出承认袁为总统，召开新国会后，由袁提出辞职，再选新总统。这个方案也不能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各省军阀勾心斗角，意见分歧，争执不下。会议开了五天，终无结果。
段内阁的成立和南京会议不仅都未能达到袁世凯预期的目的，而且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段祺瑞和冯国璋正袭用他于辛亥革命时逼迫清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因而十分沮丧。同时，由于军费激增，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袁既不能从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贷款，只得依靠梁士诒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筹款。当时，这两个银行流行市面之钞票共达七千余万元，而库存现金仅剩约二千万元，除放出商款约二千万元外，被政府财政部支用累计达四千万元。广大人民对袁政府失去信赖，纷纷到中、交两行提存挤兑。段祺瑞组阁后，为摆脱银行倒闭的危机，便于５月１２日悍然下令中、交两行“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命令下达后，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首先于１４日通电，愤怒地指出：袁政府此举“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并宣布上海中国银行独立，“照旧兑钞付存”。各处中国银行纷纷效法，宣布不服从袁政府命令。江苏、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亦先后电请袁政府变通办法，“以维持金融”而且“均照常兑现”。袁世凯一筹莫展，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自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已“形神颇瘁”，有元旦入贺者见他“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认”。＇1＇自取消帝制后，“夜间失眠”，“喜怒不定”，又患腰痛。＇2＇至此，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据５月中旬谒见他的禁卫军团长说：“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3＇在这种情况下，他口头上不得不一再表示“极愿早日退位”，实际仍借口须先“妥筹善后”，拖延时间，还是不肯放弃一点权力。多次传谕阮忠枢等人，所有紧要文件必须呈送亲阁。当他不能坐写字椅时，便在躺椅上躺着批阅公文。后来，“不能执笔，仍阅公事，口授阮忠枢、夏寿田二氏代行批答”，或由袁克定代阅，夏寿田代批。但这时他仍讳疾忌医，否认自己有病。周围的心腹爪牙对他的病也讳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荐其弟徐世襄来给他治病，说“肝火太旺，神思太劳，宜休养”。他很不高兴，立即令徐退出。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由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领导的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了对袁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４月底，山西北部反袁“风声逼紧”，黑龙江也有酝酿“独立之事”。＇4＇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公然把袁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还扬言要追究段“盗卖奉荒林及亏空若干”之事。袁得悉实情，“不免动怒”。＇5＇但又不敢开罪张，而急忙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接着，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于５月９日宣布“独立”。他率兵进据西安，驱逐了陕西将军陆建章，自称都督。陈树藩虽然是陕军，但属于北洋系统，又是段祺瑞的爪牙。袁世凯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公开倒戈的信号。２２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电报也到达了。袁世凯“愤急兼甚”，“半日未出一言”。＇6＇次日，他连发两道申令，痛斥陈宦反复无常，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进攻成都。这时，湖南汤芗铭对袁垮台的形势看得愈来愈清楚，于２９日急忙宣布湖南“独立”讨袁。这个消息，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语多伧俗，不可入耳”；时而又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的沉思。多年来，他视全国为北洋军的征服地，生杀予夺，恣意妄为，从来不把人民放在心上，而结果却落得举国反抗，人人喊打。多年来，他视北洋大小军阀为家奴鹰犬，颐指气使，无不从心，一下竟陷入众叛亲离，“心腹爪牙亦反颜攻之”的境地。多年来，他相信帝国主义是靠山，而帝国主义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抛弃他，另寻觅新的代理人。几十年来他巧取豪夺来的权力都将化为乌有，这一切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7＇袁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付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人民没有再上当受骗，回答
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引退。他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态度。６月１日晨，他在卧室里召见蔡廷斡说：“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将要辞职？”蔡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养。政府财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难与日俱增。”＇8＇本来，袁每星期五接见北洋军官，次日，星期五，侍从武官推说“元首事忙”，“军官均未照例进谒”，“实则病重矣”。＇9＇从６月初，有法国医生卜西尔和中医萧龙友等负责给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开始他们都认为没有危险，可是由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了。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袁克文等则坚持服中药，“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争吵不休，莫衷一是。６月５日深夜，袁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延至６日上午１０点，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愤恨，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年五十七岁。
次日，遗体入殓，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一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会二十七天。２８日出殡，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执绋。在北洋军的礼炮轰鸣声中，送柩专车由前门火车站出发，次日抵达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10＇北洋军阀们大搞这一套丧礼，无非是想继袁氏之后，保持他们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的败亡，成为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庆幸的大喜事。护国军“三军雀跃，万众欢腾”。＇11＇南方独立各省城悬旗志庆，充满节日气氛，与北洋政府举行饰终典礼的痛悼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总揽了北洋政府大权。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自行宣告肇庆军务院结束，急忙投到段祺瑞的门下，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拥袁派和反袁派合流，中国仍是北洋军阀的黑暗天下。继袁氏而起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以及张作霖等，都抄袭袁的老谱，实行没有袁但和袁一样的反动政治；并且为争夺北洋政权，各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靠山，展开了长期的混战。自袁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崩离析，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了。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利用在护国战争中形成的西南滇、桂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继续反对北洋军阀。由于不依靠人民，而依靠军阀反军阀，孙中山始终陷于难有作为的困境之中。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要前进必须另觅新路。历史期待着新的阶级、新的政党和新的革命道路。
经过袁世凯极其专横的五年统治，中国人民有了血和泪的经验教训，思想进一步醒悟，深感封建专制势力还相当强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远未实现；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袁世凯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才是造成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清除产生袁世凯这类人物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观念。１９１６年９月，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著文指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12＇同年１２月，急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袁世凯复活》一文，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自然，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仍然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观点，他们所设想的救国方案，也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然而，这种认识较单纯的“讨袁”已深刻得多了。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觉悟的基础之上，迎来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曙光照亮了中国漫漫黑夜，由于工人阶级的登上政治舞台，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和继承其衣钵的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注 释：
①《政府公报》，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②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
③《民国日报》，１９１６年５月９日。
④见１９１６年５、６月《民国日报》、《申报》。
⑤芮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９１。
⑥《朱尔典致巴特勒函》，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１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 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 Ｓｈｉｋ－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２２９。
⑦同①，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
⑧《唐绍仪、赵凤昌、汤化龙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６日，见《近代史料书札》，北京图书馆藏。
⑨《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⑩黄毅：《袁氏盗国记》，１９１７年５月第４版，上篇，页１４６。
＇1＇《梁启超致蔡锷书》，转引自由云龙著《护国史稿》，页２１。
＇2＇《项城之病中谈》。
＇3＇《禁卫军第二团团长索崇仁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６年６月１０日，见同⑨。
＇4＇《禁卫军参谋长苏长青呈》，１９１６年５月，见同⑨。
＇5＇同紒紞矠。
＇6＇同紒紞矠。
＇7＇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中册，页８２。
＇8＇《蔡廷斡致莫理逊函》，１９１６年６月１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８年版，页５２７。
＇9＇同＇3＇。
＇10＇见田文烈：《袁公林墓工报告》，１９１８年财政部印本。据报告载，安葬和造墓共用银七十余万两。袁世凯死后，其妻妾子女各自为计，由徐世昌主持分遗产，就田产股票现金共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嫁女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得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合计共二百余万元。
＇11＇《蔡锷致陈宦青电》，１９１６年６月９日，见《松坡军中遗墨》。
＇12＇子民：《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见《旅欧杂志》，第３号，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