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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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封建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义军攻占泰仁、扶安、金沟等地,屡次打败官军。应朝鲜政府请求,袁世凯于5月调北洋军舰平远号和汉阳号轮船帮助官军运兵,又派其亲兵徐邦杰、丁得鹏带领十余人到全州,充当军官顾问,“并探报军情”。⑥官军再次发动反攻,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乘胜攻占全州,一时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战争的风暴中。
朝鲜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要求清政府出兵“代戡”。袁世凯本来认为东学道是“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现在见局势严重,又想借以提高清政府的“威望”,为个人猎取权势,便积极主张派兵入朝镇压起义军。他向李鸿章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因此,他认为出兵“代戡”,“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并断定日本“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而已。⑦
其实,日本的政策根本不如袁世凯想的那样简单。当东学道起义以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都认为这是吞并朝鲜的机会。他们一面鼓动浪人组织“天佑侠团”,混入东学道,企图操纵起义队伍;一面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以制造战争借口。⑧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原根据政府指示,6月1日派该馆书记生郑永邦访袁,刺探清政府的态度,说“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⑨袁世凯竟向他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⑩次日,杉村又亲自访袁,虚伪地表示“盼华速代戡”,并说“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傥久不平,殊可虑。”'1'袁轻率地信以为真,6月3日据此电告李鸿章说:“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2'李本来对派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完全赞同,但怕引起日本乘机入侵,犹豫不决。袁的这个错误判断,加强了李派兵的决心。
6月4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速为代戡”的电报,'3'立即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练军一千五百名,驰往朝鲜。另派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三舰,驶赴仁川掩护。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
日本政府于5月底已秘密进行战争动员。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向朝鲜派兵的命令。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刻命令先遣部队火速出动。6月9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率领“护卫队”八百人,进入汉城。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也陆续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的形势遂急遽恶化。'4'
李鸿章和袁世凯原意仅在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毫无对日本作战的思想准备。袁见日军来势汹汹,情况不妙,大为惊愕,急忙电告李鸿章说:“大鸟来汉,必有挟议。”'5'同时,他拜访西方列强驻汉城公使,要求从中调停;并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方案。为避免战争,他多次恳求大鸟谈判,均被拒绝。后来,大鸟忽然改变态度,愿意谈判撤兵。经多次会谈,17日达成两国同时撤兵的协议,即各电本国请示。李鸿章接袁电后,复电完全赞同,并命令原定计划增派部队停止出发,又电令叶志超“速调所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以便派商轮往接”。'6'
但是日本政府派大鸟与袁谈判,不过是虚与委蛇,争取时间,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在外交上作出安排,以避免发动战争的责任。日本政府不仅命令日兵“决不撤退”,而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7'妄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此后,还训令大鸟在回避战争责任的情况下,“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8'意即制造借口,挑起中日战争。
袁世凯对日本提出“改革案”的居心,是有所了解的。为了向日本表示自己的“诚心”,他“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的老臣”,'9'进行所谓的“改革”。幻想用让步办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闵妃集团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即向李鸿章请示,要求发动政变,推翻闵妃集团统治,扶植大院君上台。李没敢接受这个阴谋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即使实行,也不可能改变朝鲜局势,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产生更不利于中、朝两国的后果。
当袁世凯“苦劝”闵妃集团“改革内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源源开到朝鲜,达八千多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10'面对已经出现的战争危机,袁世凯曾连发数电向李鸿章告急,说“日决无和意,我应妥密筹”,并要求调动海陆军入朝,对日“示以声威”。他认为“华若一振,日必自衰”。但李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派援军,一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尤致力于“联俄制日”。当时,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企图从中渔利。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已经看出沙俄居心叵测,多次告诫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11'但李鸿章执迷不悟,坚信联俄有望。
袁世凯一向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自然继续推行他的妥协路线。当日本逼迫朝鲜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所谓“改革案”时,曾以“监国大臣”自命的袁世凯,公然表示“不强干预”,'12'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日本很顺利地控制了朝鲜政府。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6月29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又说:“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甚辱。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禀商,请兵伐韩。”'13'李鸿章仍把希望寄托在沙俄的“调停”上,他电告袁说:“俄廷叠谕该使调停,必有收场。略忍耐,必有区处。”并诫勉袁:“要坚贞,勿怯退。”'14'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于李令其“不得轻动”的同一天,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7月15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15'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17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中国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无故袭击中国军舰和高号运兵船。高号上一千多官兵誓不投降,用手中的轻武器英勇抵抗。最后,船被击沉,官兵大部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人不畏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7月21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16'李鸿章决定让他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粮饷武器。袁不愿再干营务处的差使,而要调任他职。李严令即回本任。袁极感恐慌,曾托其堂弟袁世勋(袁保恒之子)找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设法。翁、李和袁保恒都有交情。李鸿藻遂奏请让袁世凯统率一军赴前敌。但是,李鸿章坚持己见,袁只得遵命。
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9月9日,袁世凯出山海关,当他抵达沈阳时,日本侵略军已渡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淮军纷纷溃退。他借口在新民厅购粮,踌躇不前,企图坐观形势变化。经李鸿章一再电催,始至九连城前线转运站。10月初,日军陷安东,他退至凤凰城,又转辽阳。九连城失守(15日)后,他押运三千箱军火撤至新民厅。他随军东逃西跑,失败主义情绪更重,在寄给其弟袁世彤的信中叙述甚详,他说:“平壤溃后,兵无战志,续来兵太零星,徒送死,直无办法。郁人(周馥)及容(袁)跟人蹭跑,无谓之至,然亦不敢启齿请归。时在路上过日,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愤亦无可说……京堂之上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减,平时不能绸缪也。新民距关六百数十里,然亦未可常居,似将退锦州,则再退津销差矣。”'17'
袁世凯的主要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因此,他与前线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以及湘军统率刘坤一等都“时常接晤”,彼此相处甚融洽。刘坤一曾称赞他“办事有条理”,为军中“出色之员”。'18'1895年初,战争形势更为恶化。日本侵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继续向辽河一带进犯。李鸿章为了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实力,一直消极应战。在妥协思想指导下,湘、淮军七八万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清政府见败局已定,沙俄“干涉”也成画饼,即决意屈辱求和,派李鸿章赴日谈判。
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全国舆论一致谴责李的卖国罪行。多年追随李鸿章的袁世凯,也被人们指斥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19'这时袁已由东北回到天津销差,他眼看李鸿章因战败行将失势,立即加紧攀援其他达官显贵。他不时与李鸿藻通信,报告军情,评论战局,推卸败事的责任,钻营新差事。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28。
②同①。
③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史料》,卷下,1936年东京版,页67—70。
④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4,页28。
⑤《袁世凯致李鸿章密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见《养寿园电稿》,页81。文同①。
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页5。
⑦同④,卷15,页32—33。
⑧《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二册,1953年东京版,页153—156。
⑨同④,卷15,页32—33。
⑩同④。
'1'同④,卷15,页34。
'2'同④,卷15,页34。
'3'同⑥,卷13,页7—8。
'4'同⑥,卷13,页14。
'5'同⑥,卷13,页12。
'6'同④,卷15,页39—40。
'7'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页34、35。
'8'同'7',页34。
'9'同⑥,卷13,页26。
'10'同⑥,卷13,页28。
'11'同⑥,卷13,页25。
'12'同④,卷16,页11、13。
'13'同⑥,卷14,页3。卷13,页28。
'14'同④,卷15,页58。
'15'同④,卷16,页22。
'16'张佩纶:《涧于日记》甲午下,页6—8。《容庵弟子记》卷2,页1。
'17'见《项城总统家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77至378。
'18'《刘坤一遗集》,卷24,页874。
'19'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6,页10。
督办新军
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出强烈的救亡吼声。广大农民自发地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酝酿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有不少人纷纷上奏疏,要求在兵制、财政和学政等方面进行某些改革,以延长清王朝的统治寿命。经过甲午之战,洋务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可是封建统治阶层并没有从洋务派的失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他们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洋务派“求强求富”的老调重弹,只是花样略加翻新而已。由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再加上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①“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②清廷也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并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军务处是1894年11月2日成立的,以恭亲王奕订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
袁世凯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即1895年5月,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1820—1897),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他说: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