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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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庆（１８６３—１９０８），字延年，河南项城人。他与袁家有亲戚关系，从幼年就与袁世凯相识，称袁为表兄。②１８８５年随袁赴朝鲜，充当书识（即私人秘书），后被提升为驻仁川交涉通商分办委员。他担任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后来官至江北提督。③
吴长纯是安徽庐江人。由武举投庆军，曾任驻朝鲜庆军帮带，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１９０６年官至北洋军第五镇统制，同年病死。④
吴凤岭（１８５３—１９１２），是袁世凯家用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１８８１年随袁投庆军，在朝鲜时充当袁的跟班护卫，后被提拔为亲兵哨长，他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⑤民国元年官至北洋军第四镇统制。
雷震春，字朝彦，安徽宿州人。１８８０年由文童投庆军。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世凯结识。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被袁调赴朝鲜，派为教习。１８９５年１２月，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⑥
江朝宗（１８６４—１９４３），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在淮军刘铭传部为帮带。甲午战争中随袁世凯出关，“管解前敌军械并侦探各差”。⑦１８９５年１２月，充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另外，袁世凯在朝鲜时所豢养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直隶故城人）、赵国贤（河南项城人）、王凤岗（河南淮宁人）、徐邦杰（江苏句容人）、唐天喜（河南沈邱人）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⑧
二、袁世凯深知单靠“家兵家将”不可能创练一支新式军队。为此，他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当时，“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谩语姗笑”，⑨十分轻视武备学生。因此，武备学生毕业后被派入淮军（练军或防营）中多长期担任教习，无指挥军队的实权，不被重视，迁升甚慢。袁世凯深知他们志在升官发财，便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给予指挥和训练实权。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新建陆军的重要改革之一，但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据统计，到１８９６年４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领、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⑩其中著名者有：
段祺瑞（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以文童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在威海卫防军中担任教习。１８９６年１月，由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1＇
冯国璋（１８５９—１９１９），字华符，河北河间人，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考中秀才。１８９０年毕业后，先留堂当教习，后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曾随军参加甲午之战。１８９５年夏，由聂荐举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在日本和日军中将青木宣纯结识，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次年初回国，呈送聂士成，没有受到重视，乃呈递袁世凯。袁大喜，“以为鸿宝也”。并赞誉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2＇遂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以后不久即升为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定。
王士珍（１８６１—１９３０），字聘卿，河北正定人。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以后长期督办正定镇标随营炮队学堂。１８９４年率学生赴朝鲜，在平壤战役中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芦台。１８９６年初，由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投袁，先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被提拔为工程营统带。此后，他和段祺瑞、冯国璋都发迹显赫，号称“北洋三杰”，＇3＇曾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１８６２—１９３８），字仲珊，天津人。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在宋庆军中当哨官，后至定武军当教习。转入新建陆军后，即被提拔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统。不久，又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张怀芝（１８６２—１８３４），字子志，山东东阿人。以监生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新建陆军，先为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至１９００年升为炮队第一营管带。＇4＇
段芝贵（１８６８—１９２５），字香严，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段日升是淮军军官，和袁世凯相识。袁把他从武备学堂调至新建陆军，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１８７９—１９１８）、李纯（１８６７—１９２０）、田中玉（１８６９—１９３５）、杨善德（１８７３—１９１９）、王占元（１８６１—１９３４）、鲍贵卿（１８６７—１９３４）、田文烈（１８５８—１９２４）、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等，都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
三、袁世凯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视。他一面笼络武备学堂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重，一视同仁。他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如姜桂题、任永清、张勋等，都委以重任。姜桂题（１８３８—１９２１），字翰卿，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曾隶袁甲三部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时任总兵，以失守旅顺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把他招至新建陆军，任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在徐世昌未到小站前，袁外出时，就由他代理军务。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原在宋庆军中不得意，投奔袁以后，即被派充工程营统带，后又为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袁曾通令全军表扬他“忠勇朴勤，谙练营务”。＇5＇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以军功保至记名提督，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任永清，字裕庵，安徽蒙城人，从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７０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是袁世凯先人的旧部，由军功历保至记名提督。甲午战前统带淮军胜字左军各营。战后遣撤，即投新建陆军，为马队第一营统带。此外，袁世凯还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等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如阮忠枢（１８６７—１９１７）、王怀庆、言敦源（１８６９—１９３２）等。由于阮忠枢是李鸿章荐举而来，袁世凯非常重用。阮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１８８９年中举。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先后派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方案。１８９５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6＇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7＇１９０８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说：“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
综观上述，可见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人们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而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此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青云直上，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特权或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军阀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清末军队的腐败无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身腐朽的一种反映。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那末一支崭新的国防军队就不可能单独地建立起来。
注释：
①徐珂：《大受堂札记》，卷４，页４。
②张瑞桢、张镇芳：《修竹斋诗文集》，卷２，页２１。又《袁世凯家书》（原件），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刘永庆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④袁世凯：《请优恤吴长纯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故宫军机处军务人事档。
⑤《吴凤岭履历单》，宣统三年五月。
⑥《雷震春履历单》，宣统元年。
⑦《江朝宗履历单》，宣统三年。
⑧见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⑨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４，页１４。
⑩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复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军机处批奏折档。
＇1＇《段祺瑞呈报三代履历表》，光绪三十三年，军机处清册１６６８号。
＇2＇同⑨，页１５。
＇3＇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4＇《张怀芝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
＇5＇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２，页４４。
＇6＇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９。页３２。
＇7＇《阮忠枢讣文》（未刊）。
控制士兵的办法
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是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镇压和欺骗是他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两种手段。
袁世凯“酷慕古之申商”（申不害、商鞅），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等。他又以湘军的军律为蓝本，吸收了德国军律的精神，定出《简明军律二十条》，“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遴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①简明军律中有十八条斩罪，都是针对士兵的。如：“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长官者斩”；“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他最怕士兵秘密结社，特别规定：“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②对对付不堪受压迫的逃兵，他又制定了《查拿逃兵法》，规定于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都“以军法从严惩办”，非杀即打。袁还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
袁世凯懂得要牢固地控制士兵，单有严刑峻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精神上进行麻痹和毒害，使“兵丁各存一不屑犯法之心”，“临阵亦各能争先效命”。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袁世凯提出了他所谓的“训兵”政策。
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特点，袁世凯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召集士兵训话，他还网罗一批封建文人，炮制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命令士兵背诵，“熟习于口，牢记于心”。“训词”和“歌词”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捏造出来的。例如：为使士兵效忠朝廷，袁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乃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肯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接着又威吓说：“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④
为使士兵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袁世凯又说：“营内设官，皆所以统摄尔也，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卫头目……上下有礼，斯为有制之师”，“能儆官，斯能用命，能用命，斯能效忠”。袁还用“宿命论”鼓动士兵为他卖命。他说：“人之生死，皆由命数……尔等战阵之时，须持定见，谓命由天赋，敌何能为？弹雨枪林，视若无睹，且前进者未必即死，后退者必有严诛，与其死于法而贻笑于人，曷若死于敌而流芳于世。”⑤等等。
袁世凯所编的《劝兵歌》，全面地反映出他对士兵进行政治灌输的内容，照录如下：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