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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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独鹤先生回到上海后，来信催稿，当时上海有一个写作圈子，而且人才济济，不需外地稿，外地作家也无法打入圈内，“南北是互不侵犯”的。父亲被上海约写连载小说，可说是北方作家的第一人，是破纪录的事；况且《新闻报》又是全国最大的报纸，父亲自然要认真对待。他想，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这样百万言的小说，恐怕不对上海读者的口味，需要紧凑，有戏剧性，有悬念，不仅内容上要有新意，就是语言和对话也要别开生面。他一连几天都在苦思冥想，忽然想起前几年的“高翠兰被抢案”，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可以把它作为小说的主干。1924年，鼓书女艺人高翠兰在北京四平海升园献艺，她嗓音甜润，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欢迎，父亲本来要约友鸾叔去听她演唱的，不想就在这时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去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门觉夫是高翠兰的义父，又着急又气愤，接连几天都来找父亲和友鸾叔商量营救的办法，这在当时是个轰动京城的案件。友鸾叔还据此写了篇《〈啼笑因缘〉本事》，发表在1963年香港《大公报》上。父亲为了写这部构思中的小说，了解“落子馆”（鼓书场），他那几天差不多全泡在天桥。因为鼓书女艺人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还是第一次，他必须深入了解鼓书女艺人的生活习性，起居动态及一颦一笑，当他认真地“体验生活”后，便摒除一切杂念，独自来到中山公园小山上，不受干扰地“茅亭布局”。
《啼笑因缘》写的是北京故事，语言当然要用北京话，尤其是北京女孩子，说话俏皮生动，幽默风趣，极富感染力。所以《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
第23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2）
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由于把北京的天桥和风物写活了，不少读者到了北京都要到天桥和凤喜住过的胡同去看看。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啼笑因缘》，是“因”，而不是有女字旁的“姻”，很多读者都把书名写成《啼笑“姻”缘》，这是大错了。“因”与“姻”，音虽同，而意义却大不相同。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写作“ 因缘”，而不是“ 姻缘”？他告诉我：“《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啼笑因缘”四字，是含有一种哲理的。
《啼笑因缘》成书后，父亲曾有事到江南，看到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使他不胜惶惶。他在《我的小说过程》①一文中说：“我作这书的时候，鉴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千头万绪，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乃重于情节的变化，自己看来，明明是博而约了，不料这一部书在南方，居然得许多读者的许可，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也给父亲带了一些麻烦，那就是要回大量的读者来信。父亲做事从来就有不假手于人的习惯，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厚爱的回报，不过那阵子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我有位同学的母亲曾对我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父亲，希望能得到父亲的相片。可是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位同学的母亲笑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这是他的自谦之词，说老实话，他长得挺英俊，在憨厚之中洋溢着一股洒脱的书卷气。不过，父亲确实是一个不愿“ 抛头露面”的人，他很少到交际场合去周旋。在四川时，父亲有一次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了他，又对旁坐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父亲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了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啼笑因缘》曾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可称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在这70多年来，不断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了。
最早是1932年由明星公司拍摄，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该片在拍摄时到北平来拍外景，父亲曾应邀去和演员见面，介绍创作构想与书的命意，胡蝶等主演还到家里来看望父亲和母亲。
为了这部电影，还唱过一出有声有色的“双包案”，闹得满城风雨，不可开交。记载这件事的文章不少，其中以熟悉上海影剧界的高梨痕、平襟亚所著“啼笑官司”一文最为详尽。文载，明星影片公司通过三友书社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由严独鹤编剧，预定拍成有声电影，并在报上刊登了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广告。此时，上海北四川路荣记广东大舞台（黄金荣门徒所开设）正拟由刘筱衡、蓉丽娟上演同名京剧。于是明星公司请律师提出警告，不准上演。后由黄金荣出面调解，改名《成笑因缘》。大华电影社
第24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3）
的顾无为对明星影片公司素有积怨，由眼热而图报复，与他的后台老板黄金荣勾结，走门路，托人情，取得了内政部的《啼笑因缘》剧本著作权，然后又用高薪挖角儿。比如饰演刘将军的谭志远，在明星公司的月薪是100元，顾则给他300元，且预付定洋一个月。其他演员如饰关秀姑的夏佩珍、饰沈大娘的朱秀英等，都接受了顾的定洋。明星公司得知后，即要谭志远宿在公司内，日夜赶拍。当时，独有女主角胡蝶效忠于明星公司，不为顾所动。顾迁怒于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张学良在北京饭店与胡蝶跳舞行乐，不抵抗日寇侵占东北的谣言。此时有马君武的两首七绝发表，题为《 哀沈阳二首 仿李义山北齐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塜，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两首七绝发表后，有关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更是不胫而走。然而事实上，张、胡此时根本不相识，所谓张、胡跳舞的消息，据说是日本同盟社捏造的。谁知演出时戏院又发现了定时炸弹，才不得不辍演。顾不肯罢休，又组织了一些演员到天津、北平去演《啼笑因缘》。明星公司则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提前与向来放映中国影片的南京大戏院（美商）接洽妥帖，于1932年6月，将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在该戏院放映。放映前，已座无虚席。又谁知顾无为竟从法院弄到了一个“ 假处分”，等到即将放映之际，带着法警到场，要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演，以便查封影片。明星公司措手不及，只得请律师向法院交了3万元，方才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下午5点得以放映。黄金荣不甘心，便从后台转到前台，对人扬言，这部《啼笑因缘》是他要拍的片子，并让顾无为到南京内政部去活动。内政部果然指令“明星”暂时不得放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出当时已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杜月笙出面调停，并按照杜的指示，请章士钊做法律顾问。最后在黄、杜共同出面“ 调解”下，敲了明星公司10万银元的巨款，才告“ 和解”，由章士钊律师代表明星公司声明重映《啼笑因缘》电影的巨幅广告刊出在《新闻报》和《申报》两大报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啼笑官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热闹的“ 双包案”，倒是与作者无干，不管他们双方斗法，父亲始终置身事外，既无人来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也乐得不招惹是非，岂不怪哉？
1932年9月，《啼笑因缘》影片重新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有部分彩色的电影。
1945年，由李丽华、孙敏主演了另一部同名电影。
1956年，由香港拍成粤语片的《啼笑因缘》，由梅琦、张瑛、吴楚帆主演。
1965年，香港电懋公司拍了一部国语片，片名改为《京华烟云》。由葛兰、赵雷主演。
同年，邵氏公司也拍了一部，片名易为《故都春梦》，李丽华、关山、凌波主演。这又是一起《啼笑因缘》电影的“双包案”。
另外，尚有张活游、白燕主演的粤语片，拍摄年代不详。
1974年，香港拍成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李司琪主演。
1975年，由邵氏拍成影片《新啼笑因缘》，由井莉、宗华、李菁主演。
1987年，安徽电影家协会与内蒙古电视台联合摄制了10集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王惠、孙家馨、李克纯主演。
同年，天津电视台拍摄四集曲剧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魏喜奎主演。
同年，香港亚视拍摄了粤语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米雪、苗可秀主演。这一年竟有了《啼笑因缘》“ 三包案”。
1989年，台湾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新啼笑因缘》，由冯宝宝主演。
第25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4）
1995年，由安徽电视台拍摄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周莉主演。
2004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袁立主演。
舞台剧则有话剧、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北京曲剧、沪剧、越剧、粤剧、滑稽戏、黄梅戏、木偶戏、评弹、宝卷、大鼓、评书以及连环画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热闹非凡，而且是不断翻新，版本众多。
《啼笑因缘》一书，我们收集了很多版本。最富纪念意义的，则是友鸾叔题字的相片《啼笑因缘续集》。大约是1974年左右，因为“文革”初期的“扫四旧”，父亲的一些书损失掉了，后来我深悟到，必须在此时，想方设法地去搜集父亲的遗作，再过若干时，恐怕就再难搜寻了。说来也巧，二舍妹蓉蓉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某文艺团体的“革委会” 负责人，他进京开会时，悄悄地带来了一本40年代百新书局出版的《啼笑因缘》续集，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原来的“续集”在“文革”初期被“革”没了，急忙借来，用了一夜的时间，由舍二妹夫把书拍摄下来，翌日冲洗成相片，粘贴成册，我把这粘贴成册的《啼笑因缘》，请友鸾叔题签留念，他那时尚未“解放”，仍在审查中，不顾风险地欣然允诺了。
过了几日我去取“书”，只见原来雪白的“封面”上，友鸾叔用蓝色的洒金纸细裁成条贴在右上角，毛笔楷书写“啼笑因缘，恨水大兄著，友鸾题”几个端庄工整的字，我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一股暖流油然而生。我们还有一本1982年由台湾出版的《啼笑因缘》，台静农先生亲笔题字送给大舍妹的，最富纪念意义。1989年，我接到上海读者王君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有一本《啼笑因缘》的剪报册，是他父亲亲手剪贴珍藏的，从当年报纸第一天刊载起，直到连载的最后一天，没有短少一页。其父去世后，转由他保存。
内子1990年到上海，特意去看这《啼笑因缘》的“海内孤本”，虽然纸已发黄，但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本经历了几十年沧桑变化的剪报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啼笑因缘》载完后，各个出版社都想争先出版单行本，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为了出版这本书，居然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他们都是《新闻报》同事，鉴于这部小说的轰动，就决定三人合资创办“三友书社”，首先向父亲接洽，因为他们和父亲稔熟，自然就同意由他们出版《啼笑因缘》单行本，本来父亲以为书也写完了，也出了单行本，事情该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要求父亲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不得已，父亲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后的说话》一文，文中他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但是1933年，父亲终于又做了续集，这是为什么呢？同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攻占热河，然后向各长城口攻击。为了躲避战祸，父亲送祖母回安庆居住，顺便赴上海探友。不想到上海后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父亲写续集，这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一件事，一部现代人写的小说，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据我所知“续啼笑因缘”有六种：一为啼红馆主所著的《续啼笑因缘》；二为无无室所著的《续啼笑因缘》，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三为《啼笑因缘三集》（作者不详）；四为《啼啸因缘》（作者不详）；五为《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