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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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资本问题的结论：资本亦可名为工本。由劳力而生以补助未来之生产者，皆资金也。因其始从人工而来，其终仍供人工而用，故亦可名为工本。金银代值，为社会之疯狂症；资产生息，为社会之虚痨症；应当实行工本公给。

　　七、对商业问题的结论：商业应有限制。因资本既由公给，商业自应限制。

　　八、对政治问题的结论：政治为随时修理人群共由之正道，使人人共由此道之行为，政教不分。贤者主事，能者办事。君主之传子与民选之政党，皆欲制，其弊相等，均应打破。元首传贤，选贤之法，由元首提名，交人民承认，否则由人民选举。对内由下而上，对外由上而下。

　　这套貌似“学说”的结论，其实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支离破碎地对人类社会的问题发了一些议论。不过，从中也可看出，阎锡山十分热衷于标谤自己的独特主张，在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的“执中”的幌子下，将儒家学说中的“大同”、“仁政”变个说法，当作自己的旗帜。表明他开始执政，对共产主义便坚决反对。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里，比起那些只知争抢地盘、搜刮民财的军阀来，毕竟是高了一个层次。

　　国民党山西党部的李冠洋，也是山西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方面颇有造诣，自视清高，在文人圈里也属于傲气凌人者，对那些舞刀弄枪而胸无点墨的军人，历来看不起。当初也认为阎锡山这个老乡不过是一个“土包子”，但在与阎见面谈论之后，印象大变，态度大变，变得对阎锡山甚为崇拜。据李冠洋事后回顾说：“我当年年轻气盛，自以为上的是名牌学校，优秀学生，奔赴南北，接触过不少知名的大人物。我觉得阎锡山不过是娘子关内的一名土军阀，虽留学过日本，毕竟是商店学徒出身，未必胸有文墨，或者比张宗昌、韩复榘之流高明一点。可是晤谈之后，感到阎态度谦和，阅历丰富，能烛事机。还以孔孟思想，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有新意，使我为之惊异。”从此，李就投入阎的怀抱，成为阎的一名忠实追随者。能得到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此的评价和追随，说明阎锡山在文化理论方面确实有他的长处。

　　阎锡山在大连寓居期间，有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了，就抓紧时机，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当然是为以后卷土重来创造主观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更着力于拼凑自己的理论体系，为笼络人心，实现文化专制创造基础。李冠洋等一些追随者也来到这里，在阎主持下，研究所谓“物劳学说”和“劳资合一”，研讨所谓“中的哲学”，比较系统地推出了打着阎记烙印的一套理论。其主要观点，集中于后来编撰成册的《阎百川言论集》中。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的得意之论。这是他在风云荡动、机遇难测的矛盾旋涡里，以最小代价寻求最大利益的策略思想的总结，也是他在政治上极力标榜独立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出发点。他的所谓“中”，取义于儒家的“中庸”。阎锡山认为，“中是使矛盾的不矛盾，冲突的不冲突，不平衡的平衡，不调和的调和，不存在的存在，不发现的发现，有者有，可无者无”。从存在方面来说，世间万事万物，只有一个“中”，即“恰好处”。与此对应，从方法论方面来说，取“中”，即把握“恰好处”则是解决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将它运用于政治，就意味着“中”是政治最公平的地方，掌握大权的人就要用“中”的办法做到“政平治理”，从而天下太平。

　　对于“中”的研究和阐述，可以说，阎锡山达到了相当精致深入的水平。从以下若干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殚精竭虑的程度。

　　他声称：“心身得中，理欲得中，知行得中，人我得中，为自处处人之根本。”

　　“中有定中，有时中。定中为确定事之标准，时中为施行事之标准。适生适情为人事的定中，如何适生适情为人事的时中。把握定中，适合时中，则人事无不合理。”

　　“儒学在教人识中、养中、持中、用中，去尽意、必、固、我，收获中以归还中。”

　　“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中间找对，非中道文化是在不对的反面找对。在不对的中间找对，是以对的一规范不对的万，使不对归于对而人事常治；在不对的反面找对，是以这一端的不对否定那一端的不对，使不对与不对互相否定而人事常乱。”

　　“对在两间纔称善，中到无处始叫隹。”

　　阎锡山用“中”的哲学来衡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宣称：资本主义主张资产皆私有，是助人剥削；共产主义主张资产皆公有，是碍人生产。它们走向两个极端，都不符合“社会公道”。因此，“欲使今日人事现象的矛盾斗争战斗变而为安和大同之世，必须今日的政教领导者把握住‘中’”，从而形成一个‘适中’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便是“资公有产私有，既无剥削之病，又无生产之碍，是人类之幸福，也就是制度之适当。”既为他的反共寻找理论支持，也为他的社会设计蓝图寻找理论基础。

　　更重要也更实际的是，阎锡山用“中”的哲学，指导和设计他的政治策略。“脚踏两船”，“左右逢源”，“朝秦暮楚”，“圆滑敷衍”等等一套，他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无人可及。

　　既然事事处处都要用“中”，那就有个衡量标准的问题。阎锡山又提出“母理”和“子理”的概念。其所谓“母理”，就是超越时空，高高在上的永恒不变的“理”；“子理”则是“顺从环境，随时随地而变的”理。并认为，凡是不合乎母理的，就不该存在，不合子理的，就不能存在。至于这“母理”、“子理”如何区分，似乎只有阎锡山掌握着界限和标准。比如说，按劳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合母理，故“能而不该”，应当废除；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则违反劳动人情，不合子理，故“该而不能”，无法成立。那么，什么是既合母理又合子理的主义呢？就是他所倡导的“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的“适中”的社会制度。

　　既然“中”是社会和人的行为方式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达到“中”呢？阎锡山发挥说，事物都含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达到“中”的途径，就是要促使矛盾之不矛盾，使矛盾的两方面对销从而得“中”。正确的方法，就是以调和、折中使矛盾对销。将矛盾双方看作两个“一”，对销后出现第三个“一”，于是产生所谓“三一权衡律”。“三一”才是真正的唯一正确的“真一”，“三一”也就是权衡事物的唯一准绳。

　　绕了很大的弯子，用模胡概念玩了一通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阎锡山的真正目的，在于用它来为自己设计的政治措施寻找理论基础，为自己奉行实用主义的种种行为进行辩解。把它们提到绝对真理的高度，用以迷惑人心，统一内部的思想，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一种精神的支持和慰藉。

　　理论虽然似是而非，其用心也确实良苦。

　　从大连回到太原后，阎锡山还主持成立了理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由李冠洋任主任委员，持续了三、四年时间，先后有不少学者、教授参与其中。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阎锡山提出的一套自鸣得意的“理论”，即所谓“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通过这套理论，阎锡山表明了他对人类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此，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好逸恶劳，好多恶少，好美恶劣，人之常情。按劳分配，按劳动定享有，以享有定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巧的巧劳，照巧享有，笨的笨劳，照笨享有。以其享受上之所好，励共劳动上之所恶。适于生产，便于分配，利于生活，。人人能行，时时可行。按劳分配是劳享一致的社会制度，是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永久的社会制度。”他自吹这是“为人类谋幸福，替造化表功能”的学说，狂妄声称，这套学说，超过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为炮制和宣传这套理论，阎锡山本人下了很大功夫。讨论一次，修改一次，前后修改达四十余次之多。不能说这些功夫都是做样子的，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阎是看到了的，也不能否认他想拿出一套诊治的药方。但因为采用的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只是在词语上绕圈子，搞推理，与社会的阶级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相脱离，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迫切需求相脱离，所谓理论就是架在空中的虚幻，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而实际上，他拼凑这些口号的出发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用“绝对真理”的大旗把自己包装起来，既向蒋介石的三民主义闹独立，也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学说。他曾明确宣称：“资本主义社会不见得是必崩溃。咱的物产证券就是资本主义的续命汤。……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他将自己的办法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弹的“防共自治”相提并论，认为都是“防共的两个根本大法”，他说：“这两条道路，均可以彻底的防共。走前一条道路，可以用法西斯主义的防共方法，走后一条道路，可以用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是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消灭共党发生的基础。”而他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他认为，“井田制度之意义，既公道而能永久，大同理想之学说，复超越乎古今。”实现他主张的“按劳分配”，就是实现“现代井田”的途径。而他主张的“按劳分配”，就是“兵农合一”，就是用军事手段完全控制农民人身的“农业社会主义”。至于“物产证券”，更是商人出身的阎锡山善于算计的才能的大发挥。他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制度，在山西成立“实物准备库”，规定“人民拿一元的货物到准备库里可以换得一元省钞，库中收了若干货才发出若干钞票去，有一元的省钞发出，库中就有一元的货做准备”，看起来似乎天公地道，而且可以避免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呢？人民在用一元省钞去买货物时，“卖货价格，按成本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的手续费”。也就是说，一进一出，阎锡山靠着官办的垄断地位，靠着对民众的强迫交易，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利益。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人为地阻隔商品交流，向民众强行征取利益的办法罢了。它的存在基础，是小生产条件下市场的隔绝，商品的匮乏，民众的软弱和无知。在阎锡山这里，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从经济的层面对外进行封锁，进一步巩固了独立王国的地位。

　　作为一个军阀，阎锡山煞费心机地在文化理论方面下辛苦功夫，一方面显示了他比其他军阀更为高明的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他的名目繁多的统治措施寻找辩词，使之更能迷惑和笼络人心。


重视组织　重用亲信　强化统治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阎锡山认为：“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去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还可利用群众团体为自己摇旗呐喊。”在这个算盘的指导下，山西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群众团体。如“山西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这些团体，都由阎锡山供给活动经费，当然也就直接间接地受着他的支配和控制。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力量日益增强，使与陕北一河之隔的山西，感受到了“赤化”的威胁。阎锡山设计出了一系列“防共反共”的办法，有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成立“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又名好人团，则是他实行“民众防共”的主要措施。他声称：“共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其目的在推翻现社会。……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他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到1936年，阎又将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会等合并组成“自强救国同志会”，阎本人自任会长，将“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作为其奋斗目标，以“主张公道”和“牺牲救国”为行动口号。之后，又由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总干事梁化之牵头，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会，阎还是自任会长。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牲救国同盟会渐渐被共产党控制，阎锡山深恐大权旁落，于1938年又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向抗日进步势力夺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阎锡山亲自为该会拟定了九条公约，并将“同志会”凌架于政、军、教、经等各部门之上，作为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和二战区一切民众团体的领导组织。阎锡山将“会长”这个称号抬到比省长、司令长官等都更高的位置。集会时，必须高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之类的口号，以显示“同志会”在山西有最高权威。“同志会”渗透到所有基层单位，甚至要求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这就使它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志会”实行严厉的纪律，动不动就可以让成员“自裁”，将成员处死，具有法律之上的权力，这种法西斯手段使它对成员产生强大的束缚和强制力，从而保证阎锡山的各种统治措施能够顺利推行。阎锡山虽然是同盟会的元老，却与山西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