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文字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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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要执法犯法呢?盖海约翰承担大任之初,只知道美国本身在中国并无势力范围,所以心雄嘴硬也。但海氏初未想到,在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自己也变成肮脏自私的帝国主义之一了。他如以门户开放三原则为借口,不许那后起之秀,雄心勃勃的日本向朝鲜和满南侵略,则日本小鬼就要南下马尼拉了。言念及此不觉涔涔汗下。为著保护菲律宾,白宫主人把心一横乃与日本再签两造密约,便把整个门户开放运动出卖了。因此这位「门户开放」先生,在历史上虽然大名鼎鼎,但是自始至终只是一场闹剧而已,未成气候。再加上一个昏瞆无知的叶赫那拉老太太,在此紧要关头,幽囚了儿皇帝之外,又搞出一幕更荒唐的闹剧什么「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来,事态就更不堪设想了。四年之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竟集重兵数十万,在我东北大打其「日俄战争」来。这一打则什么「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便啥也没有了,门户开放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
不过天下事总是有其两面性。门户开放虽然失败了,它在列强之中却反应出一个列强「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局面。任何强权在诸强相互牵制之下,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后行。满清政权就仰仗这点均势,又多活了十年。否则,如中国真的被列强瓜分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就搞不起来了!
*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脱稿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一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八、论「转型期」与「启蒙后」
人类是动物之一种。
按「社会行为」来分类,则动物又可分为群居动物和非群居动物两大类。
像黄蜂、蚂蚁、鸿雁、企鹅、鸽子、海狗,乃至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为群居。它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个体是不愿离群独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诱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于其他动物如狮虎、豹子、熊猫,乃至鹞鹰和龟鳌等等,则是非群居动物。它们多半是单干户,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顾的。这是现代动物学上,研究「动物社会行为」所发现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现象。
人类则是属于前一类的群居动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个人是可以真正地离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则群居动物就分群而居。这在初民的社会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
但是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他灵的地方是他会利用经验来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个体,它也包括整个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间,他们也就有优劣强弱之分。
再者人类也是群居动物中,在社会行为上比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种。他们残酷自私、好杀好战好货,也无限制的好色。他们不但个体之间如此;团体之间也是如此。不但人兽之间如此,人人之间也是如此。不但异族之间如此;同族之间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劝民为善,也是劝人如此行为的。
因此现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间不但没有和平共存的习惯,也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强凌弱、众暴寡,是他们价值观念的基础,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打不完,则彼此之间就必有胜负之分。有胜负之分,也就有了统治与被统治之别。这样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不同型类的奴隶制度;再进一步,不同型类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现了。
以上是初民社会中所发生的大同小异的现象。因为人总归都是群居动物之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们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类似之处。
但是人毕竟是「异于禽兽」。在他经验累积愈多愈复杂的长期过程中,「性相近、习相远」,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起来也就渐渐的南辕北辙,不是一个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之形成
试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
我国在西周时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个蒙古族中,武力较强、人口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强加于其他落后部落的结果。文武周公强迫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从周室规定的封建等级,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劳役、贡献财货,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长,改奉「姬姓诸侯」为本部落的领导。——总之它是以半独立部落主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基层结构的。但是这个结构历时数百年,经千万场部落战争,彼此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无法积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东亚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以部落主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就彻底崩溃了。
为著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据他们原有的比较有效、更有进步意义的「秦制度」,从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和变法改制。这就是我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后者是经济开放,化公为私,根据供需规律,提高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我们东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们东方民族,第一次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继续不断的统一了千百个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通统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混合民族「大熔炉」中,去称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乐,也共其患难。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于天衣无缝。
这项诸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成长,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却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实践,竟历两千年而未稍衰。两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还不是「废封建、立郡县」的延续?两周之前,台湾刚选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员」,不也是这项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国初年在「五色国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反对「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符史实。纵然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五十个以上,则秦汉时代的数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国」不是像英法德义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汉」原是个地理名词,后来发展成一个朝代的名称而已。正如「亚美利加」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名字;最后竟变为拥有数百种民族的「美国人」(Americans)所专用的共名。当年东亚大陆上的「汉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人」一样,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种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一个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终于使用一种共同语文,形成了今日所谓「汉语民族」。正如二次大战前后,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尔所强调的「英语人民」(English…speaking people)一样,是个「书同文」的文化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语人民」,还没有真正地融合成一个「英语民族」罢了。
我的老朋友张绥教授最近证明今日中国境内并没有个「犹太民族」。但是张教授也不否认犹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国的历史。只是时历千年,犹太民族己与汉语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罢了。——这可能是三千年犹太移民史中极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之下,犹太人是绝少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过秦陵兵马俑不早就说明,远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国防军已经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队了吗?
因此在两千年前,由汉语民族所推动的那一次社会「转型」运勤,原是一种自发性的、起自社会内部,而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模式大转型。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观、客观、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种基因,是说不尽的。它和发生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
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
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个社会,当其面临崩溃,滑坡至山穷水尽之时,人心思变,它就变。相反的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或一个居高临下、傲视四方、自满自足的文明,它也不会庸人自扰,主动的去求变。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
变也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则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则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革命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有积小革命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试看今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