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_2-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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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的转变”。《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4页。为此，在张国焘主持下，6月28日至30日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张国焘的推动下，全面接受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扩大会议批评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认为根据地的工作是在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进行的。《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故决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领导机关进行“改造”，而改造的切入点则是打击原鄂豫皖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舒传贤，这位鄂豫皖根据地老资格的领导人便首当其冲。

　　舒传贤，又名夏唯宁，安徽霍山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安徽省临委工委书记，安徽省总工会委员长。1929年先后任中共霍山县委书记、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是年11月领导发动了六霍农民武装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0年11月，舒传贤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此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的工作在王明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处于两难境地。他到上海以后，在反立三路线斗争未正式开始以前就向中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且承认皖西工作在立三路线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是传贤个人的错误。





　　但是，1931年春召开的中共皖西分区特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在舒传贤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以“腐化的民主主义、妥协改组派、感情超过组织”等罪名，开除了舒传贤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中共鄂豫皖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批准。当舒传贤1931年4月同沈泽民一道从上海返回皖西苏区时，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4月17日，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重新讨论了舒传贤的问题，决定恢复舒传贤的党籍，但给予书面警告。此前，中共中央在3月10日通过的《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也已明文规定舒传贤为中央分局委员之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但由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全会却未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这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在5月24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写得很清楚：　“舒传贤同志却在这次会议（指中央分局成立大会）上发生了问题，原因是皖西同志说他曾妥协改组派，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鄂豫皖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又批准皖西这一开除党籍的决定。传贤同志到皖西后，皖西扩大会是取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不过同时批评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这些事件，当中央决定传贤同志任组织部原文如此。应为“组织部长”。时，中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此中央分局决定暂不分配传贤同志工作，改由郭述申同志任组织部。对于传贤同志，组织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传贤同志的错误，现在审查委员会尚未结束。”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张国焘指导下，对舒传贤的结论是：　（一）给唯宁最后的严重警告。（二）开除唯宁的中央分局委员。（三）由分局支配唯宁到下层工作。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舒传贤的处分，充分体现了六届四中全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过火斗争特色。当大会宣布了对舒传贤的结论后，舒传贤立即站起来要求发言进行申诉。但大会主席团说：　时间不允许。张国焘也不许舒传贤作简单的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会议通过了对舒传贤的处分。大会主席团询问舒传贤是否接受处分，舒传贤表示完全服从这个决议，但要求准许他请求中央作最后的决议。张国焘对此答复是：　准许舒传贤的要求。

　　扩大会议后，舒传贤被中央分局分配到光山县砖桥区做基层工作。

　　遭受到扩大会议无情打击的还有徐朋人、余笃三。同时，曾中生、陈定侯、曹大骏等人也受到了批评指责。张国焘对这些鄂豫皖老干部的打击，其原因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如对余笃三的打击和调换工作、职务，是按照中共中央1931年5月31日对曾中生、旷继勋等人的报告的复示执行的。其二是受到原鄂豫皖特区委及当地干部的影响。如对舒传贤的处分，即是按照当地干部的反映情况进行处理的。其三是中央分局、张国焘执行四中全会路线，对于反对四中全会的人进行打击。如对徐朋人、陈定侯、曹大骏、曾中生的批评和打击就是如此。　

　　不可否认，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一批老干部的打击和批评，除了执行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外，还有个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了确立自己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位。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制定了苏区党、政、军十大任务，其中包括：　扩大红军和苏区；武装农民；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改善工人生活；加紧肃反；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在国际路线旗帜之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的分子，引进和教育工农干部，严密党的纪律等。《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6页。在这些任务中，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可以说是最急迫的问题。

　　在中央分局成立前，鄂豫皖苏区的粮食问题就已开始显露出来。





　　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到1930年春夏之际已基本完成，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他们起早贪黑，辛勤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

　　但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完成后不久，又受到立三中央“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使得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成效大打折扣。1930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要求鄂豫皖边界特委加紧反富农，指出“肃清富农路线，坚决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是边特农运的中心任务。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鄂豫皖边特委根据这一指示，在莲花背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富农问题决议案》。9月18日，中共鄂豫边特委发布《通告第十六号——组织贫农委员会》，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及群众组织“加紧反对富农”。这个文件使得“左”倾冒险主义的反富农政策在鄂豫皖根据地得以贯彻，许多地方没收了富农的土地，或者给富农分一些坏地；还有的地方将富农驱赶上山开荒；更有甚者，索性将富农一杀了之。

　　在反富农过程中，还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如“征发富农”，不仅将富农的土地浮财征发一空，甚至征发到了中农以至贫农，家中稍有一些余粮的农户也被认作是富农，也要征发，故而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极大恐慌。结果，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农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生产了粮食也不敢多得，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同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鄂豫皖边特委在1930年秋决定办农场，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使得“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深怕多要了土地或财产就是富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71页。办农场的实际结果是劳民伤财。

　　由于以上原因，至1931年春，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曾中生来鄂豫皖纠正立三路线时，由于季节关系，只能以开源节流、调剂平衡来缓和粮食不足的局面，无法增加粮食收入。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在七里坪同区与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座谈时了解到粮食问题的急迫性，便动开了脑筋。他建议以增加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并提出能否先种植一些早熟作物。他的提议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张国焘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首长，他提出增加生产的办法，无异于踢破了立三路线时期有剩余者即为富农的框框，为广大农民群众尽可能多生产粮食开了绿灯。当张国焘从皖西考察结束时，他已得出结论：　粮食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决心已下，他立即行动起来。

　　5月16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两份文件，即中央分局通知第一号和第二号。第一号内容是宣布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二号通知即是“为节约粮食各机关日吃一顿稀饭的决定”。决定说：　“现在敌人正在加紧其封锁经济的手段，加以数万红军，在前线的需要，跑反群众的救济和青黄不接，都要我们进行正确的粮食政策，尤必须尽量节省，减去糜费。现特决定无论什么机关，每天吃稀饭一次，希即执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出通知第三号，决定将每日吃一顿稀饭改为吃两顿稀饭。这就是说，中央分局成立后的头两个文件，都是与粮食有关的。

　　为了节省粮食，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起到的表率作用，在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震动。尤其是5月29日中央分局发布《通告第二号——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之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更为欢欣鼓舞。该通告说：　“粮食的种植依靠天时，一再蹉跎，就要酿成不可挽救的饥荒，现在播种时期已快过去，没有紧急办法，一切都要变成空谈。因此分局决定立即举行粮食运动周，把接到通告的日子起算做第一天，大约到6月7号，各处都须举行完毕。在这七天之内要举行一个全体动员，凡是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都须参加这运动，而党员、团员必须更加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该通告要求每个党、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种了以后必须负责照料直到收获，如果因事他往，必须托旁人代为照料。而且还要劝老婆婆、小孩子每人至少种一棵瓜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6月4日，中央分局又发出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务必要做到使苏区内的每亩耕地都能栽上秧”。随后又提出“一斗水田不要让他荒掉，满插稻子”，“可种植的山地，同样不可让他空了”的要求。在中央分局的号召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春耕生产运动。

　　张国焘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反映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粮食问题决议案》上。这个决议案是彻底否定立三中央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的“左”倾粮食政策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决议案提出了解决根据地粮荒问题的八项措施，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一系列有关粮食问题的举措和带头作用，与立三中央时期“左”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立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使得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威信陡然上升。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一书载：　“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新集庆祝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时，九个乡的音乐队齐集新集进行比赛，使群众大开眼界，比赛后即组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音乐总队。”这反映出当时根据地人民群众对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支持和欢迎的。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抓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上面取得了巨大成绩。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水灾记录最为严重的年份之一，沿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鄂豫皖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也被洪水淹没，受灾损失惨重。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央分局和张国焘领导下，通过努力增加生产，不仅度过了春夏之交的极度粮荒，而且在空前的水灾之年，农业生产获得巨大丰收。

　　有了粮食，就有了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的最好资本。张国焘对此十分清楚。他也正是抓住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创造了鄂豫皖根据地更大的辉煌。有了粮食，可以扩大红军，增加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以增强根据地反“围剿”的实力以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包围会“剿”；可以增强根据地军民的团结，稳定人心；可以有效地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以扩大根据地的影响……总之，粮食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而张国焘在这方面无疑取得了成功。张国焘在粮食问题上的成功，使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声望日渐提高。

　　不过，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解决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过程中，也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的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通知中，就提出对种五棵瓜藤或等量其他杂粮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斗争的任务，不论哪个负责同志，如果对于这一工作存玩忽的态度，他就不了解粮食问题对于我们目前斗争的重大意义，就是间接帮助了敌人”。从正面意义来理解，这种说法无非是要求每个党员、负责同志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重视这个事情。但在战争年代，在斗争情况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间接帮助了敌人”就不是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问题。除此之外，张国焘在指导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还不断在人们头顶上挥舞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帽子，给一些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很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