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家事_2-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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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陈氏家族在资产上是否可以算作是官僚资本呢？是否该列入四大家族行列呢？就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俩的个人资产来说，将二陈算作是官僚大资本家，似乎是有些“冤枉”。　　　　
　　　　抗战后的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对孔氏家族与宋氏家族对百姓的盘剥与掠夺，人们可谓叫苦不迭。蒋、宋、孔氏家族利用抗日战争发国难财，一下子集聚了巨大的财富。据当时的美国银行界人士估计，宋家和孔家有20亿美元的资产存在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二陈兄弟为首的国民党四大家族迅速崛起，与其他几大家族相比，陈氏兄弟名下虽说也有众多的产业，可兄弟两人却似乎没有富甲天下，相反，倒很有些“寒酸”，这其中道理，颇有些耐人寻味。　　　　
　　　　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后，孔、宋、陈三大家族先后流亡到了美国，只剩下蒋家独霸台湾小朝廷。流亡到美国的孔、宋、陈三大家族的处境却大不相同，孔祥熙、宋子文不愧为“财神”，在跨台移居美国时，已将巨额的不义之财转移到了美国，过着超级富豪般的奢华生活。仅举一例，孔祥熙的二儿子孔令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当美苏冷战高潮时代，孔令杰为了躲避原子弹袭击，在得州建立了能够躲避核子大战的防空避难所，花费1800万美元，比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柏林国会大厦地下修建的地下室还要大。孔令杰的防空避难所由加利福尼亚州的MX飞弹发射所工程师设计，上下两层总共3。8万平方英尺，钢筋水泥墙厚达两英尺，避难所内备有3套供电系统，3套灭火系统，500个简单床位，十几间卧室，1个急诊室，1间文娱室。房顶上面造有一个人工湖。仅此一例，就可以窥其财力。　　　　
　　　　而陈立夫兄弟与他们相比，在经济上则有天壤之别。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2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公开了1939年一份日本人所作的《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陈立夫兄弟应当也有一笔不菲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似乎只是国民党的党营财产，我们并没有找到陈氏兄弟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直接材料。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陈立夫身边也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　　　　
　　　　既然被称为四大家族，陈氏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区别为何如此之大呢。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个人却是囊中羞涩。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1200元降为后来的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前者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后者则一文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他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也称：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因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手公款不计其数，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3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陈果夫的收入只有靠薪金来维持了，不过，陈果夫是个异常勤奋的人，喜欢写作，因此，稿费便成了他的另外一项主要收入。从1928年起，陈果夫便出过很多书，胡适曾就这一点谈起陈果夫，他说：“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看，陈果夫的稿费还是相当高的。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稿费67200元，《医生漫谈》稿费3000元。但随着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统治区出现金融风波，陈果夫的这些稿　　　　
　　　　费很快贬值，成了一堆无用的废纸。尽管手中的钱不多，可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到台湾后，陈果夫居住的也是借台中市长的房子，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出不起房租。因为当时台湾的医疗费太贵，他平时又不重储蓄，到台湾以后竟然没钱买药。无奈之下，陈果夫只好厚着脸皮写信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陈果夫入不敷出的情况传到CC大将洪兰友耳中，洪乃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立即命令俞鸿钧从农行中支出5000银元给陈作医药费，以解陈果夫的燃眉之急。陈果夫最终经济上陷于窘境，和法币的大幅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但到了1948年发行金圆券，六七千万元的法币只值金圆券十几元，而随后，金圆券跟着也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是给美金或银元。　　　　
　　　　与兄长陈果夫相比，陈立夫更是一贫如洗。　　　　
　　　　陈立夫一生基本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便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　　　　
　　　　陈立夫向来很注重节俭，家中的东西很少丢弃，总是一再修补。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事情，他一般不麻烦别人去做。1958年，他的女儿陈泽容结婚，陈立夫夫妇几个月之前就开始自己动手做蛋糕、点心。做好之后，一盘一盘地堆积冷冻起来，一直到6月份举行婚礼时才拿出来，供应宴请300多位客人。　　　　
　　　　陈立夫回到台湾之后，蒋经国帮助他在台北士林区找一套房子居住。数年之后，这一套房子才属于陈立夫自己。在一百岁左右的时候，陈立夫把这套房子卖掉，将卖房子得到的钱分给他的子女，这时候他才算富有。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族资产所证实。建国后，人民政府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二陈主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除没什么资产之外，二陈的生活也颇有些节俭。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　　　　
　　　　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　　　　
　　　　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二十几本，都是各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