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自传_2-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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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举止大方,为人正派,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她是叶赛宁诗歌朗诵会的狂热听众,她和她最要好的女友总是买同一排同一座位的票——第四排,16—17座。她与叶赛宁相识后,立即成为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大量史料证明,叶赛宁经常听取和采纳她的精辟见解与建议。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爱着叶赛宁,但爱情对她真是不公平。叶赛宁先是属于拉伊赫的,后来又投进了邓肯的怀抱,她那里对叶赛宁似乎只有两个用处,一是写诗的好地方,二是与拉伊赫和邓肯吵了架,她的爱抚能消解诗人的闷气。她一直是以叶赛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她默默地忍受着叶赛宁的多次”移情”,用善良、宽厚和聪颖
滋润着叶赛宁的才思。
1926年12月3日,叶赛宁自杀的周年祭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来到了叶赛宁的坟头,对着自己开响了重新奔向爱情的发令枪。
也许,她永远只能看见爱情的背影。
第十一章婚姻11921年11月7日,苏联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典。
卢那察尔斯基征求邓肯的意见,是否愿意在那天晚上表演舞蹈。依莎多拉。邓肯兴奋地说,她引以为荣。
她精心挑选着节目,最后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还特意临时编排了《国际歌》的舞蹈。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邓肯的号召力竟然使剧院史无前例地扩大了10倍的容量。免费入场的30000工人和红军,争相一睹现代舞后的风采。在这30000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平滑如镜,双目炯炯,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
他就是列宁。
金丝绒幕布徐徐拉开。邓肯在每跳一曲之前,都要简要说明舞蹈对乐曲的理解和表现,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能够接受。
“《第六交响曲》,这是人类生命的交响曲。在人类存在的初期,那时人已开始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世界,自然界的力量,水的闪光,天体的运转,这一切都震慑着他们。人一认识这个世界,就面临着永久的斗争。
“在交响曲的第一部分,反复演奏着一个悲怆的主题,好像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苦难。第二部分,则是春天、爱情、人类精神的蓬勃生机。
在这一乐段中,听得见生命的呼唤、心灵的撞击。第三部分为谐谑曲,那是贯穿人类全部历史的斗争。结尾是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
当邓肯最后表演《国际歌》时,全体起立,包括列宁在内,齐声高唱,响遏行云,气壮山河。
旋即,《消息报》评论:“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艺术节目了。
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庆典。依莎多拉。邓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这不是一般技巧意义上的舞蹈,这是动作与音乐杰作配合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是一次革命的表演。”
演出的成功使邓肯大为欣慰,同时也更让她看到舞蹈艺术对参与社会和振奋人心的巨大作用。她向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大剧院应当至少每周开放一次,星期一晚上,免费入场;每晚均以政治讲演开始,然后是艺术讲演,再演出;演出要以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为基础,用革命的方式来表现其中的力量、光明和英雄主义。
邓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派和政府懂得,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用自己思想、信念的威力鼓舞广大群众,布尔什维克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共产党人的孩子仍然在接受本质上是陈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当代俄国的芭蕾舞堕落、色情、格调低下,其男演员对于女演员来说,不过是没有丝毫男子气的把杆而已。
依莎多拉。邓肯激动地说:“如果你想要未来的一代理解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本质,务必今天就把孩子们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偏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期待着立
刻回答,国家能不能为大剧院星期一免费向公众演出提供手段?我离开了艺术和商业紧密联系的欧洲,如果我将再次不得不为资产阶级观众作收费表演,那与我的全部信念和愿望相违背。”
邓肯的慷慨陈词虽然得到了一片欢呼,评论家贝斯金就称赞它的”预言的、稚气的、悲剧的智慧”,依莎多拉以她”伟大的胸怀”和”对皇家剧院'文化'的反感,提醒每一个人,大剧院也是无产阶级的剧院”,然而,政府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国计民生的问题已使当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对不起,舞蹈、音乐之类只好先靠边站吧。
1921年12月3日,”依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在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正式挂牌开学。
冬天,漫长而寒冷。列宁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尚没有出台,房子又大又空,缺乏足够的燃料供暖。令人奇怪的是,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领导批到另一个领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开始,邓肯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杂事上,教与学都难以为济。
卢那察尔斯基后来不得不承认:“我们给予她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
她个人生活全靠自己的美元……在那些日子里,依莎多拉。邓肯向我们贡献出她的全部精力、她的整个生命,她努力把成千的工人子弟聚集起来,教他们自由、优雅的动作,表现崇高的人类感情。那时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感谢她,给她以微薄的协助作为报答,最后,满面愁容地耸耸肩膀告诉她,我们的日子太严峻了,达不到她那些理想的目标。”
卢那察尔斯基同情地劝解邓肯举行售票演出,来暂时维持学校的开支。于是,邓肯在济明剧院首次营业,她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学生买木柴,买食物,还买了一株漂亮的冷杉树摆在大厅庆贺圣诞节。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因为圣诞节的一场讲演被逐出了校门。
2马连果夫说”人人都喜欢叶赛宁”,这句话的含义是双向的。叶赛宁的诗人气质让女人着迷,而他女性化的温存与浪漫也使男士都渴望亲近他。这种潜在的两性特征既是叶赛宁如鱼得水的保证,又是诗人内心剧烈矛盾的根源。
这一段时间,叶赛宁的颓废达到了极点。他与马连果夫”牢不可破”
的友谊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裂缝,这个裂缝的起始点并不在邓肯,而在邓肯来莫斯科之前的1921年4月,趁叶赛宁去了中亚细亚,马连果夫拜倒在女演员安娜。尼克里基娜的石榴裙下。叶赛宁对马连果夫的”变心”
大为光火,他刻薄地叫尼克里基娜”小猴子”,并从和马连果夫长期合住的房间里分了出去。从这一点看,叶赛宁后来狂热地追求比他大17岁的邓肯,还不仅仅是看中了她的名望和身份,其中肯定包含了对马连果夫的报复。
叶赛宁的报复行动并非没有效果。马连果夫和意象派的同仁立刻作出了反应,他们试图拆散这一对国际情侣。有一回,意象派集团的某位要去波斯出差,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对叶赛宁绝对保密。
那天,叶赛宁急匆匆地跑到站台来和好友告别。在火车正要开动的那一刹那,他被大家举到了车上,坐在车里的好友伸手接住了他。其他人兴
冲冲地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看到他没有跳车,才放心地离去。
但是,这个计划并不能算成功。因为,叶赛宁坐到下一站罗斯托夫就下车了。第二天回到了莫斯科,而且干脆住进了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公寓,他的小包袱里只有两件衬衣、一条衬裤、一双袜子,大概这些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他笑着对邓肯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了。”
朋友的干扰还是在叶赛宁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加上他当初”爱”上邓肯的复杂心理,叶赛宁喜怒无常的、外表如水而内心似火的脾性暴露无遗。虽然他说邓肯的家就是他的家,实际情形是他如丧家之犬,东跳墙,西越院,居无定所。在马连果夫那里,他就拼命地酗酒,醉醺醺地回到邓肯这里,他打骂砸抢,像一个魔鬼。
每当这时,依莎多拉。邓肯总是将他拉住,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腿上,长长的头发披到了他的膝盖上。
“我的天使,你不能这样。”
“滚蛋!”这就是叶赛宁通常的回答。
“静一静,好吗?”邓肯更温柔地笑着。
“你让我怎么静?我怎么静得下来?”
“谢尔盖,我爱你。”
这句话到底触动了叶赛宁的心弦,他扑进邓肯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就像孩子向母亲倾诉自己在外面受到的委屈一样,叶赛宁用哭声表达心灵的冲撞、矛盾的纠缠和奋斗的迷茫。
3在依莎多拉。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
于是,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她曾对好友玛丽说:“哪怕他金色的头上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
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叶赛宁经常外出,彻夜不归。邓肯很有深义地送了他一块金表,希望他能够掌握好时间。叶赛宁似乎很喜欢这块表,总是拿在手里摩娑着,马连果夫在一本书中写道:“他对此十分得意,在每个新来的人的注视下,至少要找两次机会把金表从口袋里掏出来,谈论一下时间。”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法国19世纪30年代款式的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看来,叶赛宁的心里只有表,没有时间。
依莎多拉。邓肯常常通宵达旦,等她的”天使”回家,情绪低落,忧心如焚,她开始靠”伏尔加”烈性酒打发漫漫长夜。
一天晚上,朋友们围住叶赛宁,取笑那只金表是”订婚礼物”,说邓肯一定在上面下了魔咒,借以拴住叶赛宁的心。
叶赛宁跑到邓肯的房间,二话没说,把表还给邓肯:“我不要。”
“怎么啦?他们说些什么?”
邓肯知道其中必有缘故。
叶赛宁什么也不说,嘴里还气咻咻的。
邓肯将表递过去,一字一句地告诉叶赛宁:“如果你真心爱我,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要管那些愚蠢朋友的胡乱说法。”
说着,她又将自己护照上的相片撕下来,妥帖地放入表壳里:“这样,我可以总是在你身边,有事就提醒你,你不要上他们的当。”
叶赛宁立时呵呵笑了起来,他吻了吻邓肯:“你说得对,我最爱你。”
过了几天,叶赛宁半夜从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又要把表还给邓肯。邓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这一回没有奏效。发疯的叶赛宁狠狠地将金表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
邓肯许久还没有缓过神来,她愣愣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扭曲的表壳和散落一地的无声无息的零件,悲伤的洪峰冲决了灵府的闸门。
她慢慢弯下身去,从碎片中捡起自己含着微笑的相片,轻轻地抚摸着,然后又端端正正地贴在护照上,一边喃喃自语:“不,他是爱我的。”
41913年2月,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彼得堡市某剧团邀请邓肯前往演出。在尼吉拉耶夫斯基车站,邓肯、秘书什尼切尔、佣人让娜正耐心地等候着待发车次,叶赛宁赶来送行。
由于火车没准儿什么时候开,让娜在打盹,看书是什尼切尔的习惯,候车室昏暗的灯光他也不管。邓肯则在笔记本上兴致勃勃地划着纵横交错的线条,竭力向叶赛宁说明古希腊剧院中合唱队的作用。她在半圆形歌舞场的中心重重地写上”诗人”两个字,对叶赛宁说:“你也去吧,我们在一起演出吧。你一个人充当古希腊合唱队,诗人的节奏和舞蹈将造成一个美好和谐的场景,观众会如痴如狂的。”
叶赛宁高兴极了,连连点头。
邓肯顺手在笔记本上画起叶赛宁和自己的肖像来,那是一个快乐、温馨、进取的两人世界——邓肯早已渴望的。
“画得真好,你还有这一手!”叶赛宁赞道。
“这是因为心的流露,手是服从心的命令。”
邓肯一行下榻在列宁格勒的伊杜列斯特大街安格里杰尔旅馆。
房间冷得像冰窖,叶赛宁一天要摸好几次安装在屋角的暖气管,每一次那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他缠着旅馆经理,硬是给换了一间房。走出5号房的时候,叶赛宁回头望了一眼。冥冥之中可能有一种默契,四年后,绝望的叶赛宁又住进了这间房,那是他一生的最后时刻,和此刻生动活泼的叶赛宁迥然两样。
邓肯想了一个好办法给房间加温,她上街买了一个电炉,整天燃着,效果颇佳。有一天,来了几个美国客人,他们脱下皮大衣,谈得兴起,直到一股异味刺鼻,才发觉某客人崭新的毛皮大衣不小心掉在电炉上,已经烧了一个大窟窿。邓肯风趣地说:“比利时那位叫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诗人真是说得对,物质是有灵魂的。你瞧,这个共产主义的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提出了抗议。”
叶赛宁扭着邓肯的胳膊说:“你要是写诗,保准比我强,你真应该是个诗人。”
邓肯俏皮地回答:“看你那活蹦乱跳的样子,你应该是个舞蹈家,我们换了一个位置,这就叫天生一对。”
邓肯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第一场免费演出,火爆异常,观众主要是来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兵和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先锋战士。邓肯要秘书什尼切尔在演出前向观众讲述她的办学宗旨、她对欧洲的失望和对苏俄的向往以及她在这儿工作的美好前景。什尼切尔担忧地说:“那得花半个多钟头哩。他们是来看你表演的,不是来听我啰嗦的。”
“这不是啰嗦。他们有权力知道更多的情况。我在沙皇统治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