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调城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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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最新散文集：蓝调城南 作者：肖复兴
城南，是一个情感深重的称谓。那里曾经是老北京城商业文化娱乐的中心，其历史的文化涵义，对于建设新北京保持老北京意义深远。作者肖复兴从小在城南长大，他突然惊讶地发现许多以前的记忆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许多原来见过的老宅院老店铺已经和正在拆毁，便决心写这样一本书，不让记忆随风飘散。他花了两年时间，奔走于80多处老北京城南的街巷，终将一些极珍贵的人与事、景与物记述、描画于消失、毁灭前。
全书用满带激情或略含忧郁的笔触，抒写城南旧事，传达的是对故乡北京的一份心情，一份挥之不去的感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
蓝调城南 自序（1）
在老北京，城南和南城，不是一回事，虽然只是字的顺序互换而已。城南有历史特有的能指。
自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大运河的终点漕运码头，由积水潭南移到前门以南，以后又相继扩建了外城，一直到清朝禁止内城开设戏院，将戏院绝大多数开设在前门外，以及前门火车站交通枢纽中心的建立……这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造就了城南特殊的历史地位与含义。
以前门为轴心，辐射东西的城南，曾经是北京城商业文化娱乐的中心，其历史的文化涵义，对于建设新北京保护老北京意义深重。不仅对于我，对许多北京人，城南，是一个情感深重的称谓，从口中吐出这个词儿，会有一种霜晨月夕的沧桑感觉，和从嘴里说南城，意思是绝对不一样的。
我从小在前门外打磨厂这条街上长大，一直到21岁去北大荒插队离开。
这是一条自明朝就有的老街。两年多前，我偶尔路过前门，到附近转了转了，也到打磨厂看看，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以前的记忆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许多原来见过的老院子老店铺已经拆光，一条曾经长三里三的打磨厂，近一半消失了，被新建的商厦和马路占用。当时，我心里想，我来晚了，如果再晚，恐怕好多地方还得拆，该抓点儿紧了。
可以说，从那时起，我想写这样一本书。虽然，那里的胡同再破再旧再弥散着泔水般的酸味也好，我毕竟是在这样胡同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那里有我太多的记忆，我一直没怎么动用它。不该让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随风飘散，无可追回。
两年多来，我成为了城南的“胡同串子”，常常游走在密如蛛网的胡同里。那些胡同，我以为我是那样的熟悉，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一天不知要从那里走多少趟。但是，现在，我却发现有些陌生，许多记忆，丢失了历史身份一样，显得是那样的不可靠，不真实，而有些虚妄似的，让我的心里产生了彷徨和迷惘。我才发现，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历史，哪怕再沉重的历史，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
面对那些破败的老胡同和大杂院，心情是复杂的。拆，还是不拆，成为了今日北京人（从领导到百姓）的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城南人口密集，房屋年久失修，市政设施残缺不全，有的地方破破烂烂，确实沦为了贫民窟，是该拆掉它们而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了。
但是，城南这块最可宝贵而且相对完整、也可以说是老北京最后一片商业文化街区，真的到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无奈地步，不分青红皂白，非得脱胎换骨一般，才能够把它救活吗？破旧立新的惯性思路与城市伦理，真的是能够救活城南的唯一办法吗？旧的破去了，便一去不返，重新仿旧的建筑，不过只是赝品而已，去年重修的永定门城楼的教训，前两年拆掉一片老胡同而修建两广大街，一厢情愿想打造成为大都市商业大道的现实，难道还不够吗？如此大片老街区的拆迁，城南——就像小时候我们在捋树叶时常常唱的那歌谣：一把不秃毛，二把不秃毛，三把秃成一根大尾巴、尾巴毛，最后真的就只剩下光杆儿一根大尾巴、尾巴毛的前门楼子独一份，光杆儿司令一般，还能够认出从前的老模样来吗？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建筑学家张在元先生，今年夏天呼吁：只见高楼大厦，没有历史痕迹保留的单调繁华的城市形态，会让人和城市一起失忆。看到城南迄今尚存最宝贵的一整片一整片的老胡同老四合院，已经或正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消失，想起张先生对我们的警示，心里的滋味无以言说。
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做为一座古城，北京的面孔不应该仅仅是高楼大厦，那很可能只是另外一座城市的拷贝。母亲和城市的面孔，可以苍老，却是不可再生的，经不起我们肆意的涂抹和换容。
当初，我曾经有这样的野心，希望即使做不到当年朱一新写成一本《京师坊巷志稿》，起码能够把城南大部分写出来。等我写了两年多之后，站在城南的地图前一看，我写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写到。我才发现人其实很渺小的，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显得那么的势单力薄。
我只能写出我心目中的城南的一部分而已。我只能要求自己所写的这些地方，能够做到这样三点：一有些历史的考证；二和自己有关联；三是都要亲自再实地考察一遍。也就是说，要有古有今，还要有自己的情感和些许发现。朱一新在编写《京师坊巷志稿》时，白天步行大街小巷，寻访居民，晚上查验古籍，笔底钩沉，他一直是我写作这本书的榜样。
如今，这本小书终于写成了，听凭读者的批评发落。我将书分为这样三部分，以前门楼子为中心，第一部分，写前门之东，崇文之地；第二部分，写前门之西，宣南之地；第三部分，横跨两地，综合文字。再配以我画的一些单薄的画和简单的地图，希望读者喜欢，也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寻找这些旧地。
最后，另附两则短文：《前门邂逅》和《保安寺问路》，写在胡同寻访之中得到的素不相识者的帮助。其实，给予我帮助的，绝不止这两人，那些老街坊，那些写信、电话、网上结识的旧雨新朋，都让我难忘。附录于此，则是想表达自己对他们的一份感激；他们所表达的，则是同我一样对城南的一份心情，和挥之不去的感情。
蓝调城南 自序（2）
2005年岁末于北京
枕碧楼（1）
眼前就应该是枕碧楼。走进上斜街的金井胡同，光看它的外墙，就与众不同。不过，我有点犹豫。二层小楼坐南朝北，朝西的木楼梯，漆脱皮落，木纹苍老，柱子和窗子都是木制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墙体是砖结构的了，不大像。沈家本是浙江人，建这所楼时，想让它在北京有南方味，所以全部木结构，如同宁波的藏书楼伏跗室一样。正巧楼上走廊里站着一位淘米的老爷子，便问道：这里是枕碧楼吗？老爷子说：是。又问：我能上去看看吗？他答得痛快：行！
走上楼梯，正南对着一小走廊，左右两侧各有两间屋，东边的要比西边的大，分别住着两户人家。木隔断还在，花格菱没有了。后窗朝南，原来是有廊檐的，现在把墙推到最南顶端，将房屋的面积最大化了。窗外原来是一个小花园，当年的眉目，现在也能看得出，伏窗望去，虽然看不到花木扶疏，视野依然开阔，前面院墙内还有一排南房，也非常整齐气派。后廊檐还在，非常宽，粗粗的圆木柱从一层的地上一直伸到二层楼顶，楼下客厅的窗前成为了轩豁的凉棚，可以摆上桌子，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了。当年，沈家本从清廷退职之后，就是在这个客厅里接见了梁启超、沈钧儒等民国风云人物，包括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时派来的人，也是等候在这客厅里，只是袁大总统请他出任司法总长却被他坚辞不就，杜门谢客。楼上的书房，既是他藏书的地方，也是他写作的地方。只是他藏有的那5万余册的书籍，如今风流云散，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现在，人们对沈家本很陌生了，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值得我们记住的人。作为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吏大臣，他是近代第一位称得上法学家的人，说他是我们法学的奠基者，如同说鲁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一样，其地位与价值相当，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即使我们并不大懂得清末在他主持下修订十余部大法那些繁文缛节的法律条文，也弄不清他为锐意改革沟通中西而和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斗争的艰苦几何，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年代的久远，那实在有些过于复杂，或过于学术。但是，只要看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明白的这样一点：即几千年封的努力下废除的，就知道该是多么的了不起，他确实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伟大人物。晚年的沈家本在这二层小楼上著述立说，写下了35种190卷的《沈寄簃先生遗书》，和《枕碧楼日记》等一的批浩瀚的著作，是真正有理论有实践的大学问家。想起他在枕碧楼上写下的诗：“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可以看出蠖居小楼他的心里其实并不平静，阅尽春秋，是真的一种洞悉；与世无争，只是一种无奈而已。
站在楼上，沈家故居一览眼下。这是一座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都保存完好，屋脊翘起的鸱尾，有一处还映衬在蓝天中，是京城现存的其它故居中少见的。烟霭迷蒙中，能看到不远处是一片鲜艳的楼群，这座灰色沉稳而厚重的四合院与之对比，显得很是鹤立鸡群，仿佛两段历史在分割着空间，并不谐调地横亘在眼前的现实中
靠东有一条夹道通向后院，据老爷子分析是仆人住的地方。他说你可以到那里看看，那儿有一棵皂荚树，全北京也没有几棵这么粗这么老的皂荚树了。就是这院子和这楼最后拆了，这棵树也得保留！
我先去了主院，73岁的沈家本最后死在这里。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3年。他的辉煌，与他的失意，都在这里演绎。他是1901年应光绪皇帝之召，从保定府（那时他在那里任直隶按察使），回到北京任刑部右侍郎，开始了他宏图大展的生涯的，在以后的十年里，他删削旧法，制定新法，可以说叱咤风云。他就是在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买下了这座当时被八国联军破坏得潦倒的吴兴会馆（他本人就是吴兴人），然后让它和自己一点点兴盛起来。如果没有以后保守派激烈的反对，也许，他和国家一样，都会更好一些。起码，他可以活得更长一些，这个宅院也会更长久保持一些生机。
如今，看那每一间房屋，都让我想起沈家本的一生，仿佛觉得他的一丝游魂和着清风与尘埃一起正在这里游走。现在我们会为他最后的成就而叹为观止，当初他是持续18年连考三次会试不第，一直到43岁才终于考中了进士，命运比《儒林外史》里范进强不到哪儿去。那时，他曾写下这样的诗：“曲巷自来车辙寡，懒随征逐少年场。”如果当时他真的就这样萌生退意，和他父亲一样退隐归家，我国的一位法学大家可就彻底没有了。看来，什么时候什么事，关键都在最后坚持的那一分钟之中。
我又去后院看了那棵皂荚树，两人怀抱才抱得过来，真粗，树皮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树的形象让人想起沈家本本人。
走出来，又碰见那位老爷子，他和我一起走出大院，站在门口聊起来。他告诉我大门还是当年的，门楣上还有当年的彩绘。但门前的景象变了，原来是八字门口，也就是门廊外左右是八字形的斜坡撇出来的，高台阶一阶一阶地越走越宽，左右都是空场，可以停车停轿子。原来门口对面有一个大影壁，你待会儿到那饭馆里看看，后厨房有一个高坎儿，就是当年影壁的底座。我对他说：那当年这宅子可是真够大的。他立刻回应我：赶情！照现在说他得是个部长吧，能和咱老百姓住一样的房子？再说了，他对咱们国家的法律有多大的功劳，不该住这样的房子吗？他死以后，后来的人就不行了，把房子卖一个倒大烟的，最后让政府给没收了。这好地方也得分人住！说着，他指着墙东边一块写着“沈家本故居”的牌子，又对我说：这几年才想起立这么块牌子了，以前根本没有想起人家，哪儿有什么人来看呀！
枕碧楼（2）
老大爷的话让我对他生出敬意。他说得没错，如今泛滥的清宫戏，那段历史显得离我们并不远似的。不过，在清末人物中，人们现在只知道慈禧和刘罗锅了；在民国人物中，记住沈家本的人就更不多。去年，北大教授李贵连先生出版《沈家本传》，是本非常值得看的书，我猜卖得肯定没有明星传记好。想当年，虽然沈家本没有给袁世凯面子，但他死后袁世凯还是为他的墓碑敬重题了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爱以书传。老袁尚能如此，我们怎么也应该比他做得更好吧？
记住一个人，有时并不容易。但是，真的要忘记一个人，就那么容易吗？尤其这个人为历史的发展与创造做出过特别的贡献。
松筠庵（1）
一把黑锁挂在杨公祠山门上，玻璃门窗后的布帘挡得很严实，趴在窗前，什么也看不见。门额被青灰涂抹，上面应该是“杨椒山先生故宅”几个大字，达智桥胡同12号的门牌很清楚，山门的右边有块写着“杨椒山故居”的汉白玉牌子，1984年立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走过来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都是外地人，看我站在那里端详大门，很好奇地看我。我问他们知道现在什么人住在这里面吗？他们说我们呀。怎么这么巧？我忙说能让我进去看看吗？小伙子很痛快地从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让我跟着他走了进去，才发现山门已经变成了一间小屋，半间屋子放着一张木板搭成了床铺，另一半屋子堆放着凌乱的东西。窗户和门都用布或报纸遮挡着，四周幽暗一片，但从里面看，小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