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调城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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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的青花瓷盘中散落。
梁家园和孙公园
肖复兴
那天，我独自一个人跑到梁家园和孙公园胡同。从小我就对那里感兴趣，望文生义，从名字看，就比它们附近的什么铁胳膊胡同、大沟沿胡同之类的要好，总觉得那里应该如花园一样的漂亮。说来有意思，小时候我住的大院里，一个长得漂亮的女老师在梁家园小学当校长，两个漂亮摞一块，更觉得漂亮。
事实证明，我小时候的想像没有错。看到历史和我的想像叠印一起的时候，就像梦变真了一样，让我兴奋。这一带确实曾经是一片漂亮的园林，亭台楼阁，林木花圃，据说这一带的芍药在当时京城最富盛名。特别是还有一片湖泊，水波荡漾，莲花满塘，当时有诗赞叹：半顷湖光摇画艇，一帘香气扑新荷。现在，是真的难以想像了。我一直对这一点非常感到奇怪，那一片恣肆汪洋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望望现在眼前不见一滴水珠的地方，只能感叹时光真是一位雕塑家，能够把一切雕塑得面目皆非。
梁家园是明梁梦龙的私人花园。明嘉靖年间北京城建了外城，很像如今城区扩大一样，房产便也随之开发到城外，私人府邸和王府花园自然首当其冲，现在的思路和明朝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在明朝，这一带是属于金元时的废城，正好有空地，金元时留下的护城河有水，在南面一点就是潘家河，潘家河沿住着当时的水利专家潘季训，潘和梁都是嘉靖年间的进士，一为工部尚书，一为吏部尚书，一个有技术有地位，一个有权势有金钱，水引到这里来，该不是难事。清颐和园也是平地出湖，同样一个思路和水路。
孙公园建得晚些，是明崇祯进士孙承泽建的私人花园。比起梁来，孙是文人，他写的《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流传至今。他的园子里有研山堂、万卷楼、碧玲珑馆，当年朱彝尊有集孙承泽句专门赞誉研山堂：图书留客少，花药闭门多；兴每耽丘壑，衣从挂薜萝。还有后来洪昇的连台时髦好戏《长生殿》首演而轰动京城的大戏台，更是当时城南的盛世胜地。研山堂、万卷楼、碧玲珑馆，光听听这些名字，云卷云舒的书卷气，就和梁家园不大一样，一个若是现在的“富贵园”，一个就是当时的“现代城”了。
当初梁家园和孙公园像是并蒂莲一样，紧挨一起争奇斗艳；如今它们也紧挨在一起，花是彻底凋谢了，密如蛛网的胡同里破旧低矮的房屋，大概是它们繁衍出那些错综交织的根系吧，杂乱的挤成一团。如今在琉璃厂的南面，在南新华街和魏染胡同之间，梁家园东西胡同，前后孙公园胡同，都是它们的地盘，只是被后来住进来的人们像切豆腐一样切割成零散的一块一块。就是有旧时王谢堂前燕，也飞不到这里寻常百姓家了。走在这样的街巷间，只能够让人涌出这样的感慨：多少前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中。
其实，到清顺治和康熙年间，这里还有烟水迷蒙，顺治时的诗人王渔洋和陈廷敬分别有诗：此地足烟水，当年几溯游。水泛忻始游，波摇骇流目。康熙时诗人顾嗣立有诗：浮埃卷尽空林丘，清波摇荡张融舟。都可以看出当年的水还不小呢。乾隆四十四年（1779），梁家园东还建起寿佛寺，香火缭绕，但水已经是没有了；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让淮军出资，买下孙公园的一部分，改建成安徽会馆，保留下戏台和碧玲珑馆等地，成为了戊戌维新者活动的重地。也就是说，即使到那时梁家园和孙公园已经变化很大，风光也不减当年，即使到民国时期，余棨昌著的《古都变迁记略》中，还特别记载：“北平大学医学院、豫章中学、安徽中学均在孙公园。”想想，一条胡同里，居然有大学还有中学，是什么样子。可以说，风光破败起码是在这之后。
如今此地胡同倒还安静，只是周遭的院落都拥挤不堪，寿佛寺改成宣武公安分局，前孙公园胡同里的会馆都变成了大杂院。紧靠东口的渭南会馆大门凋敝，让我不敢认；它对面的朝邑会馆，高高的台阶，老木门写着“不许进院”，说明不少人愿意拜访；它旁边的锡金会馆是个四进四出的大宅院，每个独立的院子里都有一株古槐或老枣树；再西边一些的广州七邑会馆，幽静的夹道，房檐和院墙伸出来的老树枝桠，像是时光恍惚的手臂；沧桑之中，都多少还能书写一些往昔的辉煌。特别是拄着拐杖坐在门前晒太阳的和带红箍站在街上巡逻的老太太，对于我的提问，虽然耳有些背，总是给予我耐心的解答，带着我找那些老宅门，让我想起我的老母亲，也想起并不都是十分遥远的历史，也许，她们是最后的见证人了。
终于在后孙公园北面的一条往西弯曲的窄胡同里，找到了安徽会馆。这是李鸿章在清同治七年到十年（1868—1871）改建的。这里应该是原孙公园的一部分。会馆颇具规模，东西和中路三大庭院，每个庭院都是四进院落，并有夹道相隔。最北面是其最辉煌的地方，花园和戏楼都在那里，这是一般会馆里绝对没有的。如今花园没有了，但戏楼还在，新涂饰朱红大漆的双步廊悬山顶，在一片灰瓦中浮露出来，煞是醒目。街人指着一个大白铁门告诉我：你使劲敲，里面有人。我“嘭嘭”使劲敲，果然走来一个人，问清我的来意，真不错，不仅替我开门，带我参观，而且外带讲解。
这是后门，从碧玲珑馆到中间的供奉祖宗佛仙的楼阁到戏楼到最前面的客厅文聚堂，四座建筑依次排列，正门应该是再南面，是百姓的大院了。戏楼是中心，里面装修一新，舞台是二层，上层可以悬制布景，看台也是二层，四周围栏镂空，墙上有雕刻图案，一直到舞台的两侧，颜色簇新，刚刚完工不久，只是刻工粗糙，到舞台上用手摸摸，竟然是石膏贴上去的，一扣就掉。一期工程完工了，也只能待在这里，窄小的胡同车进不来，进来了也没处停。偌大的戏楼，像是穿上了新嫁衣的老姑娘，要想嫁出去，一时也难。许多事物就是这样，颓败下去容易，再铸辉煌，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伤着骨头连着筋，不那么简单。
琉璃厂和厂甸（1）
琉璃厂的典故和历史，可以写成一部书。琉璃厂的人物和故事，可以演成一出戏。自从清前期琉璃厂发达之后，已经不知有多少文人涉足这里，为它写下过诗文。在过去平常的日子里，没有今天的潘家园，琉璃厂是人们淘宝和寻古旧书籍的最佳选择地。琉璃厂，在过去旧式文人中的笔下，出现的频率颇多。道光年间曾有杨静亭写下过这样一首竹枝词：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皆是读书人。
对于老北京人而言，厂甸和琉璃厂虽然是一个地方，但彼此的含义不尽相同。约定俗成，厂甸是专指过年时候在那里举办的庙会，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而说起琉璃厂，才是属于读书人的。所以，杨静亭的竹枝词说的厂甸并不准确。准确的说，厂甸只是琉璃厂的一部分。作为地名存在，是先有琉璃厂，后才有的厂甸。在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就有琉璃厂的记载，明嘉靖年间，扩建北京城的外城，这里是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就有了琉璃厂的名字。这里的海王村（现在中国书店的位置），那就更早，是金代时就有了的村落。作为庙会而鼎盛的厂甸，是清乾隆年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这样以为，厂甸的名字叫响起来，也应该是这时候以后。
我还这样主观的认为，厂甸真正繁华而成为百姓的胜地，应该是在民国之后。因为，民国之前，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之间是一条河，那是从皇城里的水流到宣武门的响闸处，再向东折南流到这里，一直流过虎坊桥，再到天桥，所以现在琉璃厂的南边还有臧家桥这个老地名，保存着当年河水荡漾风光的记忆。琉璃厂以前原来是有桥的，可不是现在的那座过街天桥。把这条河填平改暗沟而成为一条街，是民国之后的事情，这条街就是现在的新华街。1926年，在宣武门东一里的城墙上开了新城门，就是后来的和平门。城门打开，道路开通，来往厂甸的人才方便，也才越发多了起来，民国期间，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每年春节的厂甸，越发的热闹。据统计1963年春节的厂甸，有史以来最为红火，摊子有750多个，逛厂甸的有400多万人。厂甸真的属于人民，而非翩翩文人独有。不知别人怎么说，反正我们大院里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说去逛厂甸，没有说去逛琉璃厂的。
我小时候印象中的厂甸，已经没有了清时诗人说的那种“箫管千官暇，楼台百戏中”的场面；也没有了“书画多名笔，闲寻认宋唐”的可能性存在。不过，程晋芳诗中所描写的“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古书”的意思，多少还是在的。如洪亮吉写的“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欲寻容足地，飞爆向街燃”的喧嚣和拥挤，就更还是一样的。过年，逛庙会，图得就是人多，人多才热闹。没有人挤人，还叫过年吗？如果人挤人，人的手里再举着一串足有两米来长的大长糖葫芦，糖葫芦顶上再粘着一面小彩旗，那过年的气氛就叫足实了。起码，对于我是这样，那时候，逛厂甸，我最渴望的就是举着这样一串大糖葫芦回家。
我对厂甸真正的印象或者认识，来自我的一位同学，那是我刚刚上初一，我们学校里有一块板报，叫做“百花”，上面贴满了高年级同学写的文章，我看见一个署名叫园墙的，在每期板报上都有他写的“童年记事”的文章，就像现在的专栏。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写厂甸，写他过年逛厂甸时看见一个摊子上卖小木马的玩具，做得惟妙惟肖，他特别喜欢这个小木马，但是他家穷，没有钱，他买不起这个小木马，他便在过年这几天天跑到厂甸里来，跑到这个摊子前，看这个小木马。有一天，他趁着卖货的没有注意，偷偷的伸出手摸了摸这个小木马，被卖货的发现了，骂他是小偷，不由分说，打了他一顿。虽然已经过去了45年，这篇文章我依然记忆犹新。可以说，我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对厂甸才多了一份认识，才发现厂甸并不仅仅就是一串大长糖葫芦就能够概括得了的，它让我对厂甸一下子多了一层忧伤的色彩。
那时候，我非常崇拜园墙，后来我知道了，我上初一的时候，他上高二，我上初二那一年，他高三毕业，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他高三的寒假，他在《北京文艺》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做《水仙花开的时候》，全校都很轰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同学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是，那一年，他没有考上大学，最后分配到南口农场工作，是因为家庭出身，那时候档案袋里一张纸就有这样重得能压死人的分量。后来，我认识了他，他带我到他家里去，他家离我家很近，就住在木厂胡同北边的一条七拐八弯的小胡同里。他借给我上下两册的《莫泊桑小说集》。那是我第一次认识莫泊桑。
以后，我再到厂甸，总忍不住想起园墙，想起他写的那个小木马，想起南口农场，想起《水仙花开放的时候》，想起上下两册的《莫泊桑小说集》。
自从文化大革命厂甸的庙会没有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也已经远远地逝去，以后我又去北大荒插队，琉璃厂更是淡出了我的生活之外。没有想到，琉璃厂再一次和我发生关系，是到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每一次，都是和我的孩子有关。仿佛那里命中注定是孩子的天地。
八十年代中期，孩子刚上小学，迷上了集邮，那时候，宣武区文化馆的大院里，每个星期天开辟为集邮市场，我带他到那里买邮票，然后带他到琉璃厂的东口，路北的信远斋还在，一起喝一瓶那里有名的酸梅汤，价钱很贵，味道还不错。这算是又开始重游琉璃厂，算算时间已经过去了20来年，孩子到了我当年逛厂甸的年龄，日子仿佛走了一个循环。
琉璃厂和厂甸（2）
宣武区文化馆，就是以前的火神庙，是座老庙，最早建于明朝，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修，过去，这里和海王村是厂甸最热闹的地方。民国期间，这里是有名的文化市场，卖珠宝玉器、古玩书画的，都要挤进这里摆上一个摊位，就是珠宝市的珠宝商和东交民巷里开钻石行的洋人，也要到这里来摆摊，他们的摊子称之为“红货摊”。一些收藏家也要把自己家里珍藏的宝贝拿到这里来亮相，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摆阔、比阔，这叫做“亮宝会”。那场面，有点儿擂台赛的意思，比现在的潘家园还要透着热闹。
谁能够想到，光阴流逝，物是人非，原来的火神庙变成了集邮市场。那一阶段，我和孩子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那里买邮票，有一次，我挑邮票的工夫，孩子偷偷把一只小蚂蚁塞进人家一本世界各国的大邮票夹里。回家后，我看见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看见一只蚂蚁在地上爬，就捉住它，把它悄悄地放在一堆邮票里，我想让它也看看五颜六色的邮票世界。”像琉璃厂曾经给予过我童年许多欢乐一样，琉璃厂也给予了我的孩子欢乐。
升入初一，他忽然爱上了那些古书，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往书店里跑。我对他说：你要想看古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保证你喜欢，那里的古旧书，从清朝到民国就有名。他异常兴奋，要我立刻带他去。我们一起去了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果然喜欢，以后他自己去了好多次，他在那里买了好多书，其中还买了一本我国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厚厚的精装书。其实，他根本看不懂，但他读过王重民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他敬重前辈，并爱书，还是让人高兴，我本想说他，想想，最后没有说他。虽然那书一直藏我家的书柜里，就那么藏着吧，珍藏着孩子天真的少年时光，珍藏着那一段时光和琉璃厂和厂甸密切相关的难忘回忆。
铁门胡同（1）
虽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