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调城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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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花馆朝西，院子里朝西的房子保存得最完好，有的屋老木窗棂还在，只是一溜儿长排好多间，不知那间该是藤花馆？藤花不在，主人也不在，只有春风依旧，却物是人非，想就是鲁迅回来怕也难找到自己的老屋了。
那个热心的女人一直送我到大门外，指着胡同北口新盖的大楼问我：你说盖这楼好还是留这老院子好？不等我回答，她自己说道：现在，是个土老冒都会盖这楼，但是有这多年历史的老院子拆了还能盖得起来吗？有盖楼的钱把这院子好好收拾收拾，不是能够照样卖门票挣钱？
告别之际，她指着抱鼓石门墩和红漆斑驳的老木门对我说：这都是老玩意了，我们街坊们天天都看着它，生怕那些收破烂的把它们弄走卖了去，那样这院子可就剩下那棵老槐树弄不走了！说完她冲我无奈地笑笑。阳光正打在她的脸上和她身后的门墩和木门上。
蓝调城南 第二部分
浏阳会馆
去那天，心里犯嘀咕，好多年没到菜市口，那里的丁字路口早拆成了大马路，它还在那里吗？谁知道，车子刚在菜市口往南一拐没多远，我一眼就看见了路西高坡一座小院靠北边的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浏阳会馆”几个小字，心里一阵惊喜。
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和南半截胡同交叉像裤裆，南半截胡同往西撇了出去，扩路的时候，把丞相胡同和北半截胡同的东边都拆了，南半截胡同和北半截胡同的西边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浏阳会馆正好在西边41号，幸免于难。只是原来它是藏在胡同深处，掩映在古树之间，现在只好站街女似暴露在喧嚣的大街上了。
浏阳会馆里有慷慨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故居，它自题的莽苍苍斋，就在这座小院里主房的北套间。可惜，我走进院子，无法找到他的莽苍苍斋了，院子里丛生的大小房子，像是时光滋生出来的怪物，早把历史挤得鼻歪眼斜，面目皆非。北面的侧院稍微宽一些，我一直走到最里面，全是这样的破房子，从灰色鱼鳞瓦的房檐上，能够看到不远处的高楼大厦傲然俯视着这里，让这里彻底成为了贫民窟。奇怪的是，偌大的院子里，竟然空无一人，拥挤的房子和空旷的院子，不谐调地对峙着，许多的房门都上着锁，似乎在和我开着玩笑，随时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把所有的房门打开，从里面跑出许多人来，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或恶作剧。
我站在那里老半天，蹒跚地走出来一位手里攥着手纸的老大爷，冲着我说：没什么看的，全都是破房子！我只好蹒跚着跟在老大爷的身后，一起走出院子。站在门口，心里有些不甘心，从1898戊戌之年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竟然如此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人讵知吗？大门破败得比我见到的绍兴会馆还要厉害，简直就像在天桥一带常见的穷人住的低矮而破旧的棚户院门，哪里还有一点钟鸣鼎食的意思？更难以想像当年大门两侧种以两棵青松、谭嗣同自己撰写门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关”的气势了。
其实，谭嗣同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从9岁到13岁，他在这里只住了3 年多，便随父亲到外省赴任而浪迹天涯，一直到1989年8月21日才又重返京城，到这一年9月25日从这个小院里被捕送到菜市口杀头，在这里只住了36天。但是想一想，房子也好，院子也好，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人生和房屋一样，都不以长短论英雄，而是以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为衡量标准的。谭嗣同33岁短促的生命，是飞迸直落九天的瀑布，和平静的湖泊拉开了距离，如今已经毫不起眼的小院，才和它身前身后的高楼大厦对比得如此醒目。只要想一想，谭嗣同最后住在这里短短的36天里，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名句，那一份豪气与坦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拒绝了梁启超一起出逃的劝告，而是将浏阳会馆的大门敞开，自己坐在门前摆一壶清茶喝茶待死，那一份从容与决绝；就是再破败的院落，也足以气雄万关了。
站在浏阳会馆的门前，菜市口就在眼前，107年的谭嗣同就是那里被砍头的，如今车水马龙的喧嚣声淹没了一切，夕阳把宽阔的街道映得一派通红，而把影子留给了这里。门前的幽暗，容易让时光涌动，历史悄悄走来。
番禺会馆（1）
起码到清光绪年间，北京宣武的上斜街还是一条很漂亮的街道，《顺天府志》上说：“上斜街，北临护城河，有响闸。”并引清人诗文，说它是“背郭环流，杂莳花药”，曾有“草堂小秀野，花事上斜街”的美誉（小秀野堂为清初词人顾梁汾故居）。可见，上斜街临窗面水，一街花木扶疏，是当时风光不错的亲水小区。难怪当时许多文人愿意聚集在这条街上比邻而居，清人戴璐的《藤阴杂记》中引诗：“结邻真喜近斜街，步屟寻春又一回。五日重来光景换，早花零落晚花开。”
我对上斜街的兴趣，来自这里的番禺会馆，清末时这里住过著名的诗人龚自珍。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崇拜龚自珍，大概那时他的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还选进了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缘故吧。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了几本书没有还，其中就有一本世界书局1937年出版的《龚自定庵全集类编》，插队去的时候，特地把这本书带到北大荒，东传西传，不知传到谁的手里，再也找不回来，非常遗憾。1991年，中国书店根据世界书局的版本出版了影印本，我如获至宝买了一本。可以说，对这本书，对龚自珍都有感情吧。
对于龚自珍的诗，其中写到剑与箫的很多。年轻的时候，颇觉奇怪，也很为之动心。比如“挑灯人海外，拔剑梦魂中”；“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一剑一箫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空留一剑知己，夜夜铁花寒”；“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到江南”……事过经年，这些诗句，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少年气盛，一腔热血，对这样的诗句便越发的迷恋吧。那时，我有一个同学住在达智桥，是和上斜街紧挨着的一条胡同，我常常到他家去，可惜那时并不知道龚自珍曾经就住在那里，便和番禺会馆常常擦肩而过，竟然一无所知。
今年，我去上斜街，东口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特别是路北的房子基本拆空，偶尔留下的一株老树和一扇破门，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破败得岁月和记忆一起随尘土飞扬，当年那一街花木扶疏、护城河背郭环流在街前荡漾的前朝旧梦，实在让人无法相信了。
番禺会馆应该在上斜街50号，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来回走了几遍，就是没有50号这个门牌。只好问街边坐在马扎上乘凉的老大爷，他告诉我，你身后的那个院子就是，它没有门牌。我回过头看，身后是平地凸起的一漫高坡，院子在高坡上面，得从两边的斜坡上去。我走了上去，院子很大，一溜几十米都是房山墙，不仅没有门牌，连个院门都没有呀。我只好回头有冲老大爷喊：我从哪儿能进去呀？老大爷指指两墙之间夹着的一个窄窄的小夹道，冲我喊道：从那儿就能进院子里面去。
我走了进去，两侧是房子的山墙，墙体保存完好，墙身很宽，足有十几米，可见房子是不小的。左手路东是一个长长的走道，右手路西是一个小院落，院子里站着几个街坊，一打听，果然是50号。再一打听龚自珍住哪儿，一高一矮的两位女人都指着一溜坐北朝南的房子，热情地对我说：就是这5间房。只可惜房主人不在家，无法进去看看里面的样子，我对她们两人遗憾地说了句：不知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然后只好打量了一下房子的外观，这5间是这院子里的正房，大概也是最好最大的了，它面前的院落，正面应该是是另一个院子的北房的后墙，现在借着这面后墙盖起新房子来了。东厢房前的小房积木似的盖得参差不齐，西厢房前围起了一个独立成章的小院来，院门上还上着锁。四周如果没有这些后搭建出来的房子，这个院子应该是比较宽阔的，现在却被这些小房子蚕食得挤巴巴的了。只有正房西端的耳房，大概久未人住，蛛网纵横，梁檐窗门，老木斑驳，漆色脱落，却泄露着它老迈的年龄，是它历史身份最有效的证明了。
两位女人陪我走到后面的院子，这是一座三进三出的院子，东有三个小跨院，整座大院，院子连着院子，着实不小。走到最里面的院子，碰见一个老奶奶，和儿子住在西房，西房可是够老的了，房檐和木窗老态龙钟，看起来比老奶奶的年纪都要不知老上多少年。最南面还挤着一间小房，老奶奶告诉我以前是厕所，后来改成住户了，说着，正巧从房子里面走出一个长相挺俊俏的年轻小媳妇，大概是要去上厕所，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老奶奶是广东中山县人，我想她一定知道这里的历史，但她告诉我只知道我这后院以前是番禺会馆的花园，堆着假山石，种着好多丁香，还有开着小红花的灯笼树，再多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打听，得去前面问问潘老五。
旁边的那个高个子的女人，热情地对我说：对，潘老五他们家住这儿的时间最长了，他爷爷就住在这儿，他爸爸给番禺会馆看门。他们家哥六个，现在，还有他们哥俩一直住在这儿，我带你去找潘老五去。他知道的多。
我心里充满感激和惊喜，因为我从书上知道龚自珍34岁（1826年）时候，带着妻儿住在这里，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七品小官，在这里住了5年，1831年，把这里的房子卖给了番禺巨商，将其进一步扩张改建成的番禺会馆，后来捐献给番禺的同乡会，专门接待来京考官办事的番禺乡亲。那位巨商就姓潘，叫潘仕成。不用说，后来为番禺会馆看门的这位潘老五的父亲，不是潘仕成的亲戚，就是他的乡里。一家三代都住在这里，肯定知道这里的兴衰变迁史。
番禺会馆（2）
她带我走回到前院的东边，一个小跨院的前面一溜北房三间，最东边的一间前搭了一个小院。她敲着院门喊着：五哥，五哥！里面有人应着，很快就把院门打开了，露出的一个腿脚有些不大利落的老头和一个模样清秀的老太太，年纪都是70多岁了。听说我是请教番禺会馆的事情，两位老人热情把我迎进院。小院不大，呈三角形，紧贴着东边的院墙，再外面就是一座灰色的洋楼。潘老五告诉我这是后来日本人盖的一家株市会社，开的酱油厂。
潘老五是现在住在番禺会馆里年头最长的老人了，果然知道得最多。提起以前的番禺会馆，突然唤回的童年和年轻时候的记忆，让他有些兴奋。他详细地向我描述了以前番禺会馆的情景，让我一下子对番禺会馆有了跟刚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的描述和我的想象交织，一起勾勒出番禺会馆较为完整的地形图来。以后真的有可能要把番禺会馆重新修建的话，也许，可以做为一个参考吧。
现在，潘老五住的这一间房子是以前的门房（大概是他父亲看大门时候就住在这里），它西边的房子（现在他的弟弟潘老六住）原来是大门的门道，后来被堵死改成了一间房子。也就是说，以前的大门是在这里的，大门外的高坡下是一级级的高台阶，下了台阶的街对面是一座影壁，在老北京，影壁一般在院子里或在刚进门迎面借用东厢房的山墙，能够建在院门外街对面的，都是不同凡响的。
进院门，正面是荷花缸，左右各有石榴两株、一株。西院前有月亮门，门前有一棵老槐树，院内有枣树两株、桑树一棵、丁香一株。后两院也都各有一个月亮门，都有东西厢房。最后一院是花园，基本样子和刚才那为老奶奶说得差不多，花园后面没有现在的房子，也没有高高的院墙，只是一溜漫坡，和后面的储库营胡同相连接，有一个后门可以走到那里去。
东边的三个跨院只有北房，不一样大，由北往南，一个比一个小，东院墙也是斜着过来的，波浪纹的院墙很好看，一直和后院的花园连在一起。
潘老五特别对我强调的是，院墙和院门以及月亮门，盖的都是那种绿琉璃瓦，这在北京的老会馆里很少见。
非常感谢潘老五老人给予我的指点，告别之后，走出大院，来到街上，寻找着当年院门的位置，现在那里种着两棵白杨树了，可是谁会理会那里就是以前赫赫有名的番禺会馆的大门呢？当年，龚自珍，还有林则徐和詹天佑都曾经在这里进进出出呢？历史的飞逝，能够让再伟大的人物灰飞湮灭，更不要说小小的院门了。
正在那里看着，想着，刚才见到的那两位女人中的稍微矮一些的，从街对面正聊天的人群中向我走了过来，对我说：你不是想看看龚自珍住的屋子里面是什么结构什么样子的吗？你去看看我们家的屋子，里面的结构是一样的，我们家保存得最好了，原来的木隔断还在呢。平常也有来人想看的，我都不带他们进去看。
真是碰到了好心人，忙跟着她又走进院子，一路听她说她家老公公当年和詹天佑一起从广东番禺来北京修铁路时就住在这里了。她打开了前院的西边小院的院门的锁，让我走进去，是三间西厢房。里面收拾得干净利落，左右的两扇木隔断，现在的房间里是很少能够见到了，关键的是隔断上原来的花格都还保存得那样完好，只是刷了一层苹果绿的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