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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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24日周六上午九点半，胡佛用热线给我打来电话。“费尔特，”他说，“我刚接到埃吉尔·克罗从白宫打来的电话。总统严重关切昨天《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新闻报道。”沃尔特·比彻写了一则报道，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底牌给抖了出来。
“总统很恼火。”胡佛说。
“胡佛先生，”我应道，“我不怪总统大为光火。那就像打宝藏扑克露了扣底牌一样。”
胡佛说总统已派领导“水管工”小组的总统助手克罗处理泄密调查。克罗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测谎仪及技术人员，以帮助讯问泄密嫌疑人，胡佛答应照办。他让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去参加白宫的一个会议。
我首先给周六值班主管打电话，让他给我读读《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其标题是“美国促苏联参加导弹暂禁行动”。内容极其详细，该文说明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底牌——如果其倡议书遭驳回，美国所能接受的底限。既然苏联现在已知道了我们的老底，美国的谈判代表们自然无法取得超出最小预期以上的成果。
我给助理局长伊万·康拉德打去电话。他负责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掌管测谎设备并训练设备操作人员。七年以前，为回应民权自由主义者的高调吁请，胡佛下令禁止使用测谎仪，康拉德那时感到非常失望。和联邦调查局的许多人一样，康拉德对这种仪器极具信心。尽管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准确，但它有助于排除无辜者，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读数可疑和拒绝测试的人身上。
我告诉他要重新使用测谎仪时，康拉德显得很是烦躁。“马克，”他说，“我们的确没法用了。我们的设备放在匡恩提科仓库落满灰尘，操作人员七年来从没用过。这可真是个糟糕透顶的错误。”
白宫的硬式棒球（3）
“伊万，”我告诉他，“我们无论如何得用上它。开始行动吧，把机器弄回华盛顿，再挑选最好的操作人员过来。我们最早明天就得做些测试，星期一时就要准备全力以赴了。老板说总统烦透了。”
在我赶到白宫之前，几台机器已被擦拭干净，并从匡恩提科启运，正在运送途中。此外，康拉德设法从纽约市警察局借到一些设备，由该局用联邦调查局的车辆送到华盛顿。
我是第一个赶到白宫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我当时大概是这么想的。有个秃头的矮小男人，穿着工作服和一双弄脏的网球鞋，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摆放椅子，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清洁工。结果这人却是罗伯特·马迪安，他在接到参加会议的指示之前就已到了网球场。
埃吉尔·巴德·克罗主持会议。其他与会者有白宫人员戴维·R．扬（他看上去是在辅助克罗）、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当时任基辛格的副手）、霍华德·亨特（一个莫可名状的人物，其所谈所言实际上是空洞无物）和国防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两名代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尽管我在电话中曾与马迪安有过交谈。
克罗阐明了总统对日益严重的泄露国防机密问题的关切。比彻有篇文章于1971年5月9日被刊登出来，报道了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并导致基辛格开始实施电话窃听。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公开五角大楼被盗文件，这些文件至少可让他国破译美国的外交密码。
根据克罗的说法，主要嫌疑人是国防部的一位战略武器专家，此人平时在一所重点大学工作，目前正在休假。据了解，他最近与比彻有过接触。我们得知，当天下午五角大楼将派人搜查嫌犯的办公室，根据事先安排，联邦调查局将对他进行一次测谎仪测试。马迪安当时极力要求进行电话窃听。我指出，我们首先应根据《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案》之规定取得法院同意。但马迪安对此不屑一顾，说该法案仅仅适用于有组织犯罪。他是错的，但他并不愿意听取实际情况。
克罗告诉我，他将随时了解测谎仪的使用情况。我后来得知，会议休会后，克罗立刻向总统和约翰·埃利希曼报告：“我们从国防部找到一个人，根据黑格的说法，他就是现在的主要嫌疑人。他有权接近那份文件，而且明显地，其观点与比彻文章中所反映的非常相似。我觉得在进行拉网式测谎之前，我们应该从他和那些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身上入手。”
“给他测谎！”总统命令道，“我想现在就得干，在国务院、国防部等等部门测上四五百人，我们准能立刻吓住那些狗杂种。”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我接到克罗的一个措辞简短的电话。“我们决定由中央情报局来处理测谎面试。”他说道，并对给联邦调查造成的麻烦表示了歉意。显然，约翰·埃利希曼是想惩罚联邦调查局，因为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并不愿意介入“水管工”后来所承担的工作。克罗显得很尴尬，但他并不知道，对于这种靠边站的待遇，联邦调查局更多地是感到轻松，而不是愤怒。我马上给局长打电话，告诉他白宫的态度转变。他谢谢我给他打去电话，别无多言。我相信他也是感到轻松的。
这件事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找出武器谈判的泄密源头，克罗进行了全面调查。中央情报局对嫌疑人进行了测谎鉴定，但其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根据总统的命令，调查范围扩大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其他人头上。中央情报局进行了这次调查，而所有的测谎仪测试的结果都不具有决定性。由于“缺乏合作”，我得罪了白宫和司法部的一些权势人物。
1971年8月19日下午六点四十五分，正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我接到了局长的又一个电话。“费尔特，”他说，“我刚接到劳伦斯·希格比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在圣克拉门特，和总统在一起。他想对丹尼尔·肖尔进行全面的实地调查。我不知道他们想给肖尔安排什么样的职务，但白宫很着急。马上着手调查，期限必须要短。”
白宫的硬式棒球（4）
被列入《名人录》（Whos Who）的肖尔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名记者和播音员。他脾气暴躁，不招CBS的同事和其他媒体的喜欢。白宫没有说明在政府里会给他大概安排个什么职位，但那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实际上，联邦调查局宁愿白宫那么做，如果出现一些泄密问题，我们就不会为泄密而担责。我立刻给负责调查此类事务的特别调查科科长洛伦茨·H．马丁打电话，向他简要地说明了胡佛的指示。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只需三天时间就能完成。然而，这将会遗留下许多危险的枝节性问题。马丁就命令当地特工放下其他调查工作，将精力集中在肖尔身上。
调查总统任命者的特工直接找这名候选人。肖尔帮忙提供了相关信息，包括他以往的任职、住所、关系亲密的同事、证明材料、亲戚名字和其他被问到的一切。对于被考察授以政府高位一事，他还表达了自己的愉悦之情。
最重要的受访者的是理查德·萨伦特，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管，同时也是肖尔的老板。因为肖尔似乎在寻找其他的工作，这让萨伦特感到不安，他就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打电话。说他刚刚在电话里和肖尔谈过，据肖尔本人说，他并没有考虑要在政府里担当任何职务，他对担任公职之事一无所知，也不想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条信息反馈到白宫之后，安全主任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办公室打回电话，指示停止调查。
得知这种转变时，我备感震惊。明显是有人犯了个不小的错误。在胡佛指示进行全面实地调查的时候，难道是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我立即给他打电话并说道：“胡佛先生，可能是希格比搞混了，他只不过是想查找与肖尔有关的文件而已。”
“不，”局长告诉我，“希格比说得非常明确。他特地要求进行全面实地调查。让他烦去吧。”
事实上，我们后来得知白宫里有人被肖尔的广播激怒了，希望找些东西来贬损这位新闻记者，让他消停下来。希格比可能不知道档案调查和全面实地调查之间的区别。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泽格勒否认存在任何胁迫肖尔的意图，并说考虑过要让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员担任“环境部门”官员。没人相信他的说法。肖尔摆出一副受难者的姿态，声称自己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折磨，那几个小时的访谈已经“影响”了他与“老板、邻居和朋友的关系”。最终，肖尔的下场引起了公众对这位新闻记者的广泛关注，它再次表明尼克松政府倾向于利用联邦调查局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水门”前奏（1）
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是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骄傲与欢乐。其技术人员过去和现在都擅长于进行科学的犯罪侦查，其设备如果不是世界最好的话，至少在美国大概也属于最好的了。它不仅为联邦调查局，而且为美国各地的警察局提供服务。其目标是在分析犯罪手段与方法时，从伪造的文件到弹道学，都要彻底还原其本来面目。即使面临着尼克松政府让其沦为白宫政治工具的压力，实验室也依然如此。
约翰·米切尔辞去司法部长职务负责尼克松总统连任竞选时，这种压力加强了。尼克松提名司法部副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来接替米切尔，然后指派负责民事司的助理司法部长帕特·格雷来填补克兰丁斯特留下的空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于1972年2月开始进行，格雷充当新任司法部长的非正式律师。听证会包括一项严厉的指控，即在一起重要的针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反托拉斯诉讼中，司法部不正确地对裁决施加了影响。克兰丁斯特否认施与任何压力和影响，听证会就此结束。
数天之后的2月19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爆出了一个惊人秘密。他公布了ITT说客迪塔·比尔德的一份备忘录内容，这份备忘录据称是写给ITT副总裁W．R．梅里亚姆的，时间是1971年6月25日。该备忘录露骨地暗示，在解决这起反托拉斯讼案中有一笔贿赂支出。如果迪塔·比尔德所言非虚（华盛顿新闻公司许多不以为然的人认为该备忘录不过是自吹自擂的结果而已），那么司法部长米切尔就曾告诉她，这起讼案可以顺利结案，但得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承担四十万美元的费用和服务作为回报。这次大会安排在圣地亚哥举行，该公司的子公司喜来登在当地有一家酒店。次日，安德森公开指责克兰丁斯特，说他在为ITT案作证时撒谎。
迪塔·比尔德是国会山一位比较引人注目的人物——喝烈酒、作伪证，在重要性与办事效率方面，不怕让雇主觉得她自视甚高。但她的备忘录对尼克松治下的司法部、白宫和理查德·克兰丁斯特的诚实性提出了合法质疑。这足以破坏总统的连任选举。
联邦调查局首次开始介入此事，这时罗伯特·马迪安给我打来电话。我早先在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泄密会议上见过他，对他已形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令人不快的印象。他从司法委员会主席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我司法委员会已发出传票让比尔德出庭，但她突然消失了。伊斯特兰参议员已请求联邦调查局找到她的落脚点并将传票交给她。
我不喜欢这种带着政治意味的任务。但胡佛批准了伊斯特兰的请求，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丹佛落基山整骨疗法医院找到了比尔德，她正在那儿接受心脏病治疗。比尔德的医生允许向其递交传票，但说她没有完全康复，不宜赶到华盛顿。结果，司法委员会的人赶到了科罗拉多，对她进行了询问，但毫无结果。
但这件事并没有到此为止。3月10日，我接到帕特·格雷打来的紧急电话。他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得不见我。几分钟之后，他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差不多六英尺的个头，留着很短的头发，还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他看上去像二战时任潜艇指挥官的那副模样。他直奔主题，向我简要说明了新近的鼓噪声浪。然后交给我一个大的马尼拉信封，说道：“迪塔·比尔德的备忘录原件在里面。司法委员会从杰克·安德森那里找到它，我们需要知道其真伪。我想让联邦调查局实验室鉴定其键入方式，检查纸张上的水印和确定是否有涂擦痕迹。”
“我们能办到。”我向他保证。
“我们不希望对那份备忘录进行任何裁剪。”他嘱咐道。
“行，”我回道，“但那可能会对我们的试验造成限制。”
“我能理解，但我们一定不能让文件有任何改变。”他坚持说。
我表示同意，征得局长的同意之后，就将文件通过专差送给实验室。不到一个小时，格雷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求立刻将那份备忘录送回。惊讶的伊凡·康拉德找回备忘录并将它送还给格雷。康拉德随后告诉我，技术人员已经给备忘录拍过照，这可让他们鉴定所用打字机的大致构造和型号。3月11日，我将那些情况通知了格雷。
“水门”前奏（2）
四天后，格雷在电话中再次告诉我，他将把比尔德的备忘录连同布里特·休姆打出的六页笔记送回来。休姆是杰克·安德森的采访记者，曾采访过比尔德。格雷想让实验室在不得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对备忘录和笔记进行分析。
“格雷先生，”我说道，“我相信你是知道的，不了解该打字机的情况，不知道打印比对样本，我们能做的将非常有限。”
“我知道，我知道，”格雷回道，“但我顶多只能提供这些。告诉他们尽力而为吧。”
文件再次转交给实验室，但格雷办公室又一次打来电话，要求将备忘录紧急送还。这种来来回回让我很是心烦，但我还是将话传给了满腹牢骚的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