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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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再次转交给实验室，但格雷办公室又一次打来电话，要求将备忘录紧急送还。这种来来回回让我很是心烦，但我还是将话传给了满腹牢骚的康拉德。
“看看，马克，”他说道，“这样限制使用备忘录，又没有比对材料，除了比尔德的备忘录和休姆的笔记不是在同一台机子上打出来的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别人的。”
次日，格雷又给我打来电话。他正要将比尔德签名的复印件送给我，因为她否认备忘录上的签名是她写的。我很是恼火，我告诉格雷，“你是要我们用复印件与复印件做比对，而这不可能取得任何明确的结论。”
“无论如何请把它们比对一下。”他坚持道。
康拉德适时地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实验室无法取得明确的结论，我希望这会结束这场游戏。但我错了。二十四小时之后，白宫律师约翰·迪安给我打来电话。他说经ITT聘请的私人文件鉴别人员鉴定，有三组文件是用比尔德备忘录所用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打印时间有所差异，起止范围在1971年6月2日到1972年2月18日之间。根据迪安的说法，ITT的专家得出结论，比尔德备忘录是在1972年1月打出来的，而不是它所注明的1971年6月25日，最终证明该备忘录是伪造的。他希望ITT的鉴定结果能得到证实，并说他会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保留的备忘录原件拿来送给我，同时送来的还有从华盛顿ITT办公室拿来的打字样本。但他不允许在检验时对纸张、墨水之类的东西采用化学分析。和以前一样，康拉德又使出浑身解数干开了。
3月17日，比尔德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由她的律师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同时对外公布。其部分内容为：“我没有炮制（备忘录），也不可能……我没有做过令我的家人蒙羞的事情，而我——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美国政府——都是残酷欺诈的受害者。”与此相对应的是杰克·安德森的证词，安德森称，在他公布备忘录之前，他的助手布里特·休姆已和比尔德一起逐行过目，她确认了其真实性。
3月18日星期六上午九时整，我给约翰·迪安打去电话，告诉他联邦调查局的分析结果有了极具说服力的推断，尽管还不算是明确的结论，即比尔德备忘录就在它所注明的日期或在该日期的前后打印出来的。迪安听起来很不高兴，争论说在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应当修正自己的分析结果，以免与ITT的分析发生冲突。我告诉迪安这完全不可能。当他意识到我不会如他所愿地“改变立场”时，他就要求我与胡佛商量一下。
“告诉他是白宫的要求。”他强调说。当我将这次谈话讲给胡佛听时，他勃然大怒。“马上给迪安打电话，叫他别管闲事。能配合时我自会配合，但这个要求实在太无礼了。”
当我告诉迪安胡佛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时，他对我们的不“合作”感到非常恼火。但白宫并未放弃。当天下午一点半，马迪安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据他本人说是在白宫打的），说他刚口授了一份备忘录，指示联邦调查局进行一切必要的调查和分析，以确认比尔德备忘录是否真实。根据他的说法，是伊斯特兰参议员坚持要这么做的。马迪安的备忘录为我们的报告设定了星期一上午十点整的最后期限。特工们立即被派往ITT办公室，他们从比尔德秘书所用的打字机上获取打印样本，并得到一些用那台机子打印的时间上与原始文件相同或接近的备忘录。
“水门”前奏（3）
帕特·格雷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得到了实验室的报告。尽管调查结果不是绝对的，但他们已获得充分的证据，证明比尔德备忘录原件是在6月25日或其前后打出的，其注明的日期是真实可信的。在迪安急匆匆的催促下，那些样本和备忘录原件通过信使还给了他。次日，格雷亲自过来将实验室报告还给我，告诉我伊斯特兰参议员希望将备忘录内容整合成一封信交给他。
当天下午七时整，约翰·迪安给我打来电话。“实验室最终报告是不是已交给了伊斯特兰？”他问道。
“还没有，”我说，“但它已在局长桌上等着签字。”
“把它送去之前，我得和局长谈谈。”迪安急迫地说。
“约翰，我相信他会与你谈的，但上午九点之后一定要尽快给他打电话。”
次日九时刚过，胡佛通过内线找到我。“费尔特，白宫想让ITT雇请的一些文件鉴别人员来查看备忘录原件，在我们把最终报告交给伊斯特兰参议员之前，还要和我们的鉴别人员交流一下。备忘录本来就是属于ITT所有，所以我没有提反对意见，我告诉迪安不会有问题的。给实验室通个气吧。”
我立刻会同伊凡·康拉德做了安排，让约翰·迪安知道哪些地方是鉴别人员要报告的。ITT的专家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到。专家组成员包括来自纽约的打字机专家马丁·泰太尔和他的妻子珀尔、文件鉴别专家沃尔特·麦克龙、芝加哥的一名光谱专家和ITT的一名律师。他们竭力证明比尔德备忘录原件是1972年1月打印的，因而推定它是一份伪造之物。但他们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坚持自己的立场，称该备忘录是在它注明的时间或该时间前后打印的，基本上可以确定为非伪造之物。ITT的人随后要求允许从备忘录中剪去某些字母，让麦克龙带到芝加哥在自己的试验室里进行鉴定。伊凡·康拉德予以拒绝，ITT的律师这时就请求用一下私人电话，然后给白宫打了过去。不到十五分钟，康拉德接到打来的电话，指示他遵照ITT的要求裁剪文件。胡佛后来告诉我，他是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之后才允许那么做的。埃利希曼辩解称，既然那份文件是属于ITT所有，那么该公司就有权按自己的愿望处置它。对于这个问题，胡佛在白宫的压力下屈服了。
情势仍处于失控之中，ITT的专家直到第二天3月23日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才返回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他们从比尔德备忘录中剪去了十五个字母离开了。下午三点三刻，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正式报告交给了参议员伊斯特兰。下午七时整，迪安给我打来电话。
“正式报告已送给伊斯特兰参议员了吗？”他问道。我告诉他当天下午就把它送过去了。
沉默良久，迪安接着问我：“你把它修改了还是让它保持原样不变？”
“它还是原样。”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知道了。”迪安草草地说道，然后一言不发地将电话挂了。他对我不向白宫的压力低头去修改报告的做法极为恼火。
十分钟后，麦克龙打来电话说，伊斯特兰参议员正在抱怨发生了泄密：爱德华·M．肯尼迪参议员已给他打了电话，想在报告递交给参议院之前看看它。
次日十点四十五分，迪安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说沃尔特·麦克龙正在其芝加哥的试验室里工作，已准备了一份该备忘录的光谱报告。“他确信比尔德备忘录系出伪造，”迪安说，“我想让他与你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交流一下。”
我对麦克龙给白宫而不是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感到不解，但我还是说：“噢？好的，约翰。我相信我们实验室的人对麦克龙不会有太多信心的——他们并不认同他以前告诉他们的话。但我会请示局长的。我相信他会同意。”
“非常感谢，”迪安回道，“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你可以在司法部长办公室找到我。那以后，我会回到自己办公室的。”
“麦克龙在哪儿？”我问道。
“水门”前奏（4）
“他在华盛顿。我们得让他随时能接到临时通知。”白宫还在插手此事。
“很好，”我说，“我会在一小时之内打电话的。我相信我们能安排今天会面的。”
“我们将感激不尽。”迪安绷着脸说道，然后不置一辞地离开我的办公室。
我将情况介绍给局长听时，他说：“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是吧？去吧，给康拉德和麦克龙安排见面。随时告诉我结果。”
“好的，”我回道，“我不知道麦克龙会给出什么结论，但我很怀疑我们实验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我知道康拉德会多么细致地工作。没人认为他会仓促下结论。
局长笑了，然后说道：“是的，我也认为不会。”下午一点钟的时候，麦克龙就在实验室里了。会面之后，康拉德给我打电话，称麦克龙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他的话里更多地是在辩解。我给胡佛送去一张便笺，将实情告诉他，然后就给迪安打电话。他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我就给他的秘书留了一个口信，说明了会谈结果。迪安没有给我回电话。
白宫试图让迪塔·比尔德的备忘录不足为信，最后却添柴加火地毁了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克兰丁斯特曾作证说：“我没受到白宫里任何人的干涉（去给ITT结案）。我没有受到强求，我没有受到压力，我也没有受到指使。”比尔德的备忘录，连同白宫后来提供的文件一起，驳回了他的说法。1974年6月16日，他对一项行为不当的指控认罪，称自己在ITT反托拉斯结案处理上没有“准确而全面”地作证，承认隐瞒了他与尼克松总统关于不对该公司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联络信息。克兰丁斯特被判处缴付罚款一百美元和停职三十天。
我为迪克·克兰丁斯特感到难过。而回头看看，我很高兴联邦调查局顶住了白宫的压力，没有参与掩盖真相的活动，没有参与这种在某些方面就是水门事件前奏的活动。
“胡佛死了”（1）
1972年5月2日星期二，这一天的到来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我早上五点四十五分起床，然后吃早餐，边吃边浏览《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摘要，以防胡佛问及一些重要新闻。到了6时45分，我已经在赶往办公室的路上了。到办公室后，离正式上班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就利用这段时间翻看头天晚上的电报和等我处理的备忘录。
上午九时整，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工作内容包括开会，接打电话和与局里其他官员商量事情。对我而言，这样的一天会持续到下午六点半或七点钟，也就是局长离开时才会结束。局长第一个下班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传统，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堆积如山的工作让我们埋首案头，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上午九时不到，托尔森和我的行政助理以及两名秘书走了进来。邮递员也背着大包大包的联邦调查局信件赶到。托尔森的助理多萝西·斯基尔曼告诉我胡佛不会来了。这不足为奇，因为轻度中风，他经常不能上班。我于是临时补缺，做了一些必须定夺的决定，只希望他以后不要有不同意见。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负责行政工作的局长助理约翰·P．莫尔走进我办公室。我有些意外，因为他通常是用内线电话与我联系。
“他死了。”约翰说，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我最初以为他是在说托尔森。
“他又中风了？”我问道。
“胡佛死了。”莫尔说。他看着我的表情变得犹疑继而转为震惊。
托尔森之死不会让我感到意外，但胡佛死去的现实却让我难以接受。就在昨天，他还像平时一样精力十足，死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随时都会离去，但我从没想到胡佛会离开得如此突然。
“他是昨夜或今天早上的某个时候去的。是管家安妮发现的。”约翰说道。乔伊瑟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
“甘迪小姐九点刚过给我打的电话，我就前去见她。在胡佛家里我和托尔森谈过，他让我操办丧事并通知司法部长。托尔森吩咐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相当难受。”
“克兰丁斯特有什么反应？他怎么说的？”
“开始时没多说什么，”约翰回道，“我告诉他托尔森安排甘迪小姐和我来处理丧事，我问他是否要我通知白宫。他说不用了。他想亲自给总统打电话，他相信白宫会宣布死讯的。”
由其他人来操办丧事让我感到宽慰，因为前面的日子会很难熬。我说：“很好，约翰。托尔森不会过来了，你和甘迪小姐拿什么主意我都会支持。”
约翰转身欲走，又回过头对我说：“我稍后会告诉你详细情况，而在助理局长们听到小道消息之前，我想一一告诉他们。”
我将这消息告诉了我的两名业务助理、我的行政助理和两名秘书。他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开始哭泣起来。多萝西·斯基尔曼是通过电话从甘迪小姐得到的消息。她为托尔森担心起来。
我说：“你老板会受很大打击。”
“我知道，”她回道，“没有胡佛先生的支持，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现在不要担心，”我说，“今后几天我们会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我转身离开办公室时，她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
白宫直到中午十二时之前的数分钟才正式发布胡佛的死讯，而在此之前，消息已经传遍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许多家属和朋友们都接到了告知电话，当然，消息也泄露给媒体了。我没有给妻子打电话，她上午十时左右给我打过来。她刚刚从我们的股票经纪人那里得到消息，而那人是从新闻通讯社的电讯上读到这则消息的。摄影记者已经聚集在胡佛家门前。
回想最初的那几个小时，我很难说得清自己的确切感受。我感觉我个人并没失去什么，因为我与胡佛的关系一直局限在公事上。胡佛曾经和他的一些高层官员亲如兄弟，但在他后来的岁月里，托尔森是局里唯一与他有着社会交往的知己。
“胡佛死了”（2）
胡佛1971年转而倚重于我，是因为托尔森虚弱的身体状况已让他无法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他知道我对他的职位没有企图，因为我从未给他任何理由让他这么想。我相信我取得了他的充分信任。对于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