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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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真相的人。琼对他提到伍德沃德曾在三年前未提前打招呼就到家里来看望她父亲。考夫曼随即写了一篇名为“深喉浮出水面了！”的文章。琼又提起一个名叫蔡司·丘尔曼贝克曼的年轻人说的话。他说1988年他参加一个夏令营时遇到了一个朋友雅各布·伯恩斯坦，他是卡尔·伯恩斯坦和作家诺拉·埃夫罗的儿子。雅各布说他父亲曾告诉他“深喉”是一个叫马克·费尔特的人。可伯恩斯坦和他的前妻埃夫罗（两人在1999年已离婚）都否认他泄露了“深喉”的身份，称他们儿子是在重复埃夫罗以前的猜测。
2002年4月底，就在《环球报》那篇文章登出不久，琼接到伊薇特·拉·加德打来的一个电话。加德在琼的母亲死后就成为费尔特的亲密朋友。她问琼：“他为什么会现在说出来呢？我以为他至死都不会透露呢。”
琼问她：“说出什么？”
加德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费尔特曾告诉她自己就是伍德沃德的线人，并让她发誓保守秘密。
序言（7）
琼立即告诉了她父亲和加德通话的事，她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你就是‘深喉’。”
马克的回答是：“既然是这样，那我承认我就是。”
于是琼劝他父亲尽快公开这个秘密，以了结一桩心事，得到自己应有的荣誉。费尔特同意了，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但在1987和1988年，伊薇特·拉·加德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的儿子米奇和儿媳妇迪伊。米奇是美国驻欧部队的一名陆军中校，一贯守口如瓶。他表示自己从没有跟任何其他人透露过此事。
后来我们从伍德沃德最新出版的一本书里得知至少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他就是斯坦·波廷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担任助理司法部长。他是偶然发现费尔特身份的。波廷杰后来跟我们谈到这件事：那是在马克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地下气象员”一案中作证时的事，他一如既往昂首阔步地走到大陪审团面前。在作证时马克开玩笑地提到白宫里有些人认为他就是“深喉”。这时一个陪审员举起手来顺势就问马克：“那你就是‘深喉’么？”波廷杰当时负责法庭记录，他回忆说马克听到这个问题时脸色苍白，连忙否认。于是波廷杰停止记录，离开检察官席走到马克面前，提醒他作证前他曾发誓不说谎。并告诉他考虑到刚才那个问题与本案无关，如果马克同意，他可以把这一段从记录里删除。满脸通红的马克听到这断然说：“删除这个问题。”
随着水门事件过去三十年，“深喉”的神秘面纱也慢慢褪去，至少在他的朋友和家人看来已不是什么秘密。因而马克开始退一步设想如果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隐秘身份会怎样。一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由生活助理阿塔马·巴蒂萨雷萨尔开车带出去兜风，可他却不能像以前那样享受外面的风光，而禁不住想起自己的过去。阿塔马后来告诉琼和我：“他跟我说，‘一名探员应该忠于联邦调查局’，可他并没有说他就是‘深喉’。他还说他并不想那么做，但‘在尼克松的事情上我有责任那么做’。”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找费尔特谈这件事，当时他正在思想斗争，不知他以前的联邦调查局同事知道了他就是“深喉”还会不会尊重他。我告诉他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检察官们都认为“深喉”是一个爱国的人，所以他完全可以以他的方式公开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了。后来费尔特又跟琼说他还担心如果一切大白于天下，“那法官们会怎么想”，换句话说，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深喉”而受到司法审判。于是我们继续和马克分析这种可能性的大小，随着我们的不断劝说，马克对透露秘密的顾虑也越来越少。可他似乎还有些在意他头顶那个绰号可能的影响，一方面他承认这个绰号属于他，另一方面他又感觉这个绰号代表的是泄密者。有几次他跟我说：“我不是‘深喉’。”但又承认《名利场》的那个标题：“我就是那个他们叫做‘深喉’的人。”
当大家都确信马克·费尔特已经准备好公开自己的身份时，马克的家人便委托我去商谈出版马克自传的事宜。马克的家人希望马克在世的时候就出版自己的传记，因为如果马克的故事是在马克死后由伍德沃德来讲述，那马克的历史就成了伍德沃德的附属品，琼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家人都希望公众和马克本人都能以他的英雄事迹为荣。
可马克即使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还是固执地拒绝将自己的故事出版。琼无法以家族的荣誉为由来说服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她告诉马克，为了支付三个孩子的学费自己已经负债了，如果马克的书能出版，也许能解决一点家里的开支问题。马克从来都很爱自己的儿女，甚至溺爱着自己的孙子们，听到琼这么说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是要伍德沃德参与进来。尽管马克的记忆随着年事已高已逐渐模糊了，但他在作决定时依然很有主见，依然被家人尊敬和爱戴着。
我第一次给伍德沃德打电话是在2002年5月。我告诉他马克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给我和他的家人了，并问他是否愿意与我们合作出版一本“即将完成的”书。此后我又给伍德沃德打了几次电话，琼和小马克也找他商谈过这件事。
序言（8）
伍德沃德拒绝证实马克的身份，而是要求跟马克自己谈一谈，以确认他是在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伍德沃德安排了两次和马克的会面但又都取消了。后来琼告诉伍德沃德，如果他不帮忙，马克就不愿公开自己的故事，伍德沃德听后对书的事避而不谈。
过了一段时间，伍德沃德给琼发了封电子邮件，可只是一些对马克健康的问候和闲聊，没有说到出书的事。看得出来伍德沃德在马克在世时对披露他的秘密身份仍然心存犹豫，他担心高龄的马克承认自己就是“深喉”时并不知情或不是他的本意。而我向伍德沃德建议在马克死后合作出版一本关于马克的书时被他一口回绝了。我努力去改变他的主意，提出如果他支持我们的想法，那马克一家一定不会撇开他公开马克的故事。可每当我强调我们非常确信马克就是“深喉”时，伍德沃德两次提醒我，“有一些事情是你们想不到的”。马克的家人认为他这么说是在暗示“深喉”并不是马克一个人的角色，还包括其他人。当时琼这么想，小马克比琼更相信这一点，可我从未为之所动，因为我觉得伍德沃德不愿合作是另有原因的。
我能看出伍德沃德的立场背后的商业意识，而马克作为他的内线向他提供信息丝毫没有利己的动机。“深喉”这个名字意味着伍德沃德的信息来源于“很深的幕后”，也就是说他使用马克提供的信息时不能透露信息的来源，甚至不可承认存在一个信息提供者。可在1974年，伍德沃德在他的《总统班底》一书中却披露了“深喉”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马克的身份。从那本书中透露的关于“深喉”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中，我确信马克就是伍德沃德的信息来源。
我还从那本书中得知，伍德沃德和他的信息提供者是朋友，因此我猜伍德沃德不会没有得到马克的同意就披露“深喉”的身份，以制造轰动效应提高书的销量。从道德上说，马克完全可以在1973年退休时公开一切，从而可以从那本书的销量中获取部分收益。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伍德沃德不愿接受我的提议，给马克第二次公开身份的机会的原因。
根据这些推测，我通过伍德沃德的新书《秘密线人》吃惊地发现，伍德沃德从没有与马克达成过任何公开有“深喉”存在的约定。伍德沃德也承认他一开始就对马克承诺过永不以书面的形式透露自己有一个类似“深喉”的秘密信息来源。可是到了2002年5月，数百万甚至可能上亿人都听说了“深喉”，所以很明显伍德沃德没有信守这一条诺言。
费尔特和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上的历史合作中都充分发挥了对方的作用。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费尔特总是信守自己的承诺。费尔特的家人在近几年和伍德沃德来往较多，视他为好朋友，但他们清楚伍德沃德没有义务与他们合作出书。
不管伍德沃德出于什么理由，既然他不愿参与合作出书； 那费尔特一家人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述马克的故事了。家里人都知道马克热爱联邦调查局，努力地保持着它的公正，捍卫着它的荣誉，这些是伍德沃德所不具备的品质。他们还清楚马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才能且勤奋努力的人，如果不是一名社会公仆而在商界工作的话，会比现在富有得多。但马克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保护美国的卫士，他为埃德加·胡佛而骄傲，为他的出众业绩而骄傲。所以，在水门事件后当联邦调查局的形象被玷污时，马克感到伤心，也许一本出自他和他家人之手的书能帮助联邦调查局恢复名誉。
马克曾写过的那本回忆录《在联邦调查局的金字塔里》出版量很小，没有推广，没有经过仔细的编辑，没有索引，甚至没有目录。马克决意隐藏自己的“深喉”身份使那本书失去了新闻价值。而他在书中对埃德加·胡佛的坚定拥护也没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当时正是水门事件曝光后公众对整个政府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反对的高潮。马克向公众发出的针对国内外恐怖主义的警告被许多人视作是为联邦调查局侵犯民权行为所做的辩护，直到“9·11”事件的发生使他的警告不幸成为灾难性的现实。简单地说，马克的那本书尽管形象地刻画了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文化，可在观点基调和出版的时间上都是个错误。
序言（9）
马克和联邦调查局的其他领导人因批准对国内恐怖主义嫌疑人实施无证入室搜查而遭到起诉，探员们入室搜查的行为被人们称作“黑包工作”，因为他们行动时都携带着装开门工具的背包。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了反恐措施的重要性，也该重新看待1980年那个非法法庭对马克做出的错误判决了。马克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是平定水门事件的一支力量，而不是造成水门事件的一个原因。回首看那段历史，他对国内的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是适当而有力的。
马克的作为也使水门事件中的另一个现象成为公众的议题，那就是调查式报道。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就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新时代，因为他们摧毁了新闻业的一项潜规则：对“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检点行为和林登·约翰逊的不道德交易。可是这些《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不是孤军奋战的，现代的调查性报道的主要创始人也不是那两个精力充沛的记者，而是经验丰富的政府调查人员。正是马克与伍德沃德的合作，将复杂严密的专业调查手段与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报道手法结合了起来。水门事件和“深喉”这个人物向新闻媒体敞开了大门，引入了对新闻事件深入调查报道的标准和对政治事件采用综合记述的手法，而不仅仅是零散的报道。伍德沃德在深入报道这个新闻业的新领域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水门事件后他在这方面还屡有建树。同时这种报道形式还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态度，并促使政商两界的权力层负起更多的责任。
“深喉”与媒体的秘密合作不仅使联邦调查局免受政治腐败的侵蚀，他的勇敢事迹的公开还激励了许多政府和公司的低层雇员，给了他们在压力和威胁之下揭发非法行为的勇气。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尼克松政府就会在荣耀中完成它余下两年的任期。我们原本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被黑幕遮挡，那些诚实的雇员就会受到威胁和压制而无法伸张正义。
对于马克为何能勇敢地揭露水门事件，最好的解释不是1972年时他与联邦调查局内部敌人的斗争，而是他在1922年就已形成并信奉的价值观。马克之所以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平静而坚定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良心的指引下甘愿拿自己的事业和家人的安全冒险，其原因可以归结到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和事。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电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的母亲、他所经历的道德教育和他养过的狗，对他的人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爱达荷州双瀑城居民的生活代表了美国小镇人的普遍人生观。马克的父亲厄尔·费尔特在双瀑城外的几亩土地上为他的一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一名慷慨的承包商。马克的母亲罗斯·迪格特·费尔特在当时的女性特别是美国西部的中产阶级女性中，受教育水平十分出众。她毕业于爱荷华州得梅因的一所文科教会大学——得雷克大学。
费尔特一家有两个孩子——马克和他的妹妹珍妮特 （现已病故）。在家庭为后代保留的回忆录里，珍妮特回想起她在父亲栽的苹果树、樱桃树和梨树下用梅森食物罐捕蜜蜂；马克和一个朋友在小棚旁挖了一个游泳池；到了冬天，他们用真正的蜡烛点亮了整棵圣诞树。珍妮特还写道：“三月是风和风筝的世界，四月有愚人节，五月的五朔节（我们会去跳五月花柱舞）给我们带来满篮的鲜花和糖果。在迷人的六月，我们熬夜玩踢可乐罐、捉迷藏和绑架游戏。七月四日是我们最向往的，那天每一个孩子都能等到一角钱，那的确不少。那天总有一些政客在音乐台上大声地演讲很长时间。而我们则会去玩摩天轮和旋转木马。”
费尔特双亲的家族都能追溯到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威尔士、苏格兰和德国先辈。厄尔·费尔特和他的儿子摒弃了那些繁琐的宗教礼节，保留了长老会的慷慨和社会正义感作为他们人生观的基础。马克和珍妮特在十岁上下时常常参加教堂舞蹈。他们跳的舞显然不是福音派教徒跳的那种复活的风格，而是更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