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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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罗威茨大怒，并冲我喊道：“你在说谎！”

　　“你是在迫使我做伪证，以便你们能够以同样的罪名起诉格雷，”我回答道。

　　当我面对大陪审团时，这一幕又重复上演，而每一次霍罗威茨重复他对我的指控时，他的语气都会变得越来越严厉，并充满敌意，而陪审员们也受到了他的态度的感染。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质询表明他们所相信的是霍罗威茨的陈述，而并非我的解释。

　　经过两天的交锋，霍罗威茨把我叫到邻近的一间房间里，对我说道：“你在撒谎，想掩饰格雷的罪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对联邦调查局造成了严重伤害，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我没有理由掩饰格雷的罪行，”我答道，“也不想让我自己夹在中间。你看，我可以按照你所希望的那样去作证，使我自己免遭麻烦，但是我的确记不得了，因此我也不会这么做。”

　　霍罗威茨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一样，语气冰冷地继续说道：“你的确做过某事却作证说自己忘记了，这就是做伪证。你这样做使我别无选择，只能起诉你犯有伪证罪。”

　　我并不怕他的恐吓，说：“我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检测。”




“你在说谎”（2）




　　霍罗威茨语带嘲讽地说：“由你们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来进行测谎，能有什么用处？”

　　“联邦调查局早已经不再使用测谎仪了，你可以让你们自己人来操作。”

　　他站起来说道：“我不相信测谎仪的作用，无论是由谁来进行测谎。”尽管我一再坚持要求进行测谎，他却毫不理睬。

　　回到陪审室之后，他再次询问我那些关键的问题，而我的回答则又令他感到十分不满。最后他跳起身来告诉我，我将遭到起诉。他把我送到门口，临别之际告诉我：“以后我会再找你的。”

　　四个月后，特别检察官再次找起了我的麻烦。6月初，我接到了从联邦调查局打来的一个电话。局里希望与我约谈，以便调查联邦调查局的有关信息被泄露给《纽约时报》的问题。1974年6月13日，主管探员安杰拉·兰诺和乔治·米德勒来到我家找我。我此前并不认识兰诺，但是我知道他正在华盛顿地区分局负责配合对水门事件的调查。

　　一见面，兰诺就告诉我约谈地点不是在我家里，而是选在了我家旁边的一所假日酒店。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谈话将被秘密监听。我本想拒绝，但是最终我同意了这一安排，因为将我们的对话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对我有利。作为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我本来以为出于礼貌考虑，他们会在局长凯利的办公室与我约谈，但是也许特别检察官认为如果将我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会更容易屈服。

　　我还没有在酒店房间里坐下，兰诺便向我宣读了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他把一张表格放在我面前，让我签名，以示一切都符合法律程序。我连看也没看，就在上面签下了我的名字，这令他感到很不满。我强压怒火告诉他，对于这套程序，我经历的次数之多超乎他想象。这令我们之间的谈话从一开始就不是很愉快。

　　我问兰诺，这次调查是联邦调查局内部事务，还是特别检察官交待的任务。“完全是监察处的内部事务，”他说道。但是当我听到他所问的那些具体问题时，我坚信他是奉特别检察官之命而来，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我向大陪审团撒了谎。

　　由于在1972年总统大选过程中涉嫌舞弊而被联邦调查局约谈的唐纳德·塞格雷蒂告诉探员说，《纽约时报》驻华府记者约翰·克鲁森曾经与他联系，并向他出示了许多联邦调查局文件，塞格雷蒂对部分文件的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就是2月26日备忘录的复印件，而这也正是霍罗威茨千方百计让我加以回忆的那份文件。我向兰诺和米德勒重复了我曾对霍罗威茨和大陪审团说过的话：在我第一次到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接受约谈之前，我这份文件没有印象。

　　我曾经接到过克鲁森打来的一个电话，内容涉及基辛格实施电话窃听一事，但是除了拉克尔肖斯已经公之于众的有关信息之外，我没有告诉他任何东西。我从未将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交给过克鲁森或是联邦调查局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兰诺对我加以质询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希望我承认在霍罗威茨将2月26日备忘录拿给我看之前，我的确曾经见过这份文件。那样我就将因伪证罪而遭到起诉，或是被迫提供对格雷不利的证词。

　　在此次约谈之后，我想对我的这种折磨应该结束了。但是在1974年11月中旬，《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开始在报纸的头版报道我向克鲁森泄露内幕消息，并且正在接受“调查”。1975年，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助理曾分别与我约谈——却徒劳无功，而且令人愤懑，因为对于我所说的话，他们对绝大部分内容都置之不理，而对少部分内容断章取义地加以曲解。

　　此外，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对局里高级领导的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也约谈了我两次。我承认曾经参加过几次由联邦调查局公款支付的宴请，并拥有英国军情五处、以色列情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特殊分部所授予的荣誉头衔。我还“供认”联邦调查局的展示科曾经为我制作了一些镜框，用于将胡佛、司法部长等人的照片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你在说谎”（3）




　　最后，众议院政府行为委员会的助理也与我多次约谈，目的是了解胡佛保存在他办公室里的文件和秘密档案的处理情况。12月，我应召到该委员会出席作证。听证会由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贝拉·阿布朱格主持，她似乎想控制整个听证会的进程，而且她所关注的并非是处理文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反而对于我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可能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流言蜚语更感兴趣。

　　对情报部门大加攻讦和谴责的狂潮终于逐渐消退。1953年至1973年间，中央情报局探员曾经拆阅了二十一万五千余封来自或寄往苏联的邮件，司法部宣布对他们的行为将不予追究。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曾经批准探员强行闯入位于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市的一间房屋，以调查一桩涉嫌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案件，对此司法部也宣布将免予追究。

　　对于联邦调查局探员暗中潜入一个被疑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办公室的行为，司法部也没有予以追查。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举行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多名以色列运动员做人质，此事发生之后，联邦调查局为了探明恐怖主义分子是否有可能袭击美国，才采取了上述行动。结果联邦调查局在那里发现了一大批居住在美国并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立即下令对所有可疑分子进行约谈，提取了部分可疑分子的指纹并拍照存档，以此来警告他们联邦调查局业已对他们的行踪加以监控。在我们看来，这一行动终止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美国境内实施劫机、谋杀和爆炸的阴谋（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恐怖分子曾试图炸毁纽约市的三个目标，但没有成功）。由于恐怖分子深信无所不在的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行踪已了如指掌，因此没有人肯接受在美国实施恐怖袭击的任务。

　　对这一结果格雷深感满意，并命令联邦调查局全力以赴地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在一次由各地负责的主管探员参加的会议上，曾有人问格雷，胡佛曾禁止探员暗中潜入民居或其他机构实施调查，以后是否可以取消这一禁令。格雷回答说，对于一些极为紧急的案件，只要事先得到总部的批准，探员就可以不遵守这一禁令。但是现在格雷却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

　　在我看来，格雷显然是想增强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量。格雷对崇尚暴力的左翼组织“地下气象员”十分关注，对于这一点从来没有任何人表示过怀疑。1972年7月18日，格雷曾针对这一组织给我写过一封短笺，告诉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竭尽全力加以追捕”。我相信他说这句话是真心的，根据他的这道手令，在调查国内恐怖主义案件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又开始重新采用暗中潜入（民居或其他机构）的手段。而我也根据这一判断开始采取行动。




黑包工作（1）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联邦调查局在执法过程中处于一种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联邦调查局不仅在华府面临着来自尼克松政府的挑战，同时还遭到了主要风行于大学校园、崇尚暴力的新左派的攻击。持不同政见者声称要绑架基辛格和来访的外国元首。还有人计划通过大规模的破坏行动，使首都陷于瘫痪。警察屡屡遭到袭击和暗杀。海洛因和迷幻药被提供给年轻人。全国各地的爆炸案此起彼伏。这些恐怖主义者公开夸耀他们信仰，他们与敌国的联系，以及他们试图通过暴力使政府垮台的企图。

　　各种恐怖主义组织尽管规模不大，但却在不断发展。有些组织是一些敌国政府的直接代言人，而绝大部分恐怖主义团体则得到了这些国家的财政或其他方式的支持，而这些激进分子所采取的分裂和破坏行动，则正中那些敌对国家的下怀。

　　最具威胁的恐怖主义团体当属“气象员”这一组织，该组织得名于鲍勃·迪伦所唱歌曲《地下思乡蓝调》中的一句歌词：“我们不需要气象员就能知道风向哪里吹。”该组织是从另一个左翼组织“民主社会学生同盟”中分裂出来的，而后者并不像“气象员”那样崇尚暴力。当该组织的很多成员或是亡命出逃，或是销声匿迹之后，该组织遂更名为“地下气象员组织”（WUO）。组织内其他依然活动并负责向那些逃亡人员提供支持的成员也承认自己是WUO的一员。

　　这是一个与外国有着密切联系的激进组织。根据可靠的记录显示，在1968年至1974年间，该组织的成员曾数百次访问苏联、古巴、柬埔寨、北越、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为了与巴解组织会面）等国，以及因资助恐怖主义和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所而出名的利比亚。这还只是我们已知的该组织与外国的联系情况，据推测，未被情报部门发现的WUO成员与国外势力的暗中接触达数千次之多。

　　有确凿的情报表明，WUO还通过向美国国内走私毒品，为其各项行动筹措资金。根据报告，他们从事毒品交易的地点位于佛蒙特州里士满的“绿山公社”。那里距离美加边境不足一英里，很容易运送毒品或是越境逃亡。而且，有证据显示，该组织与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的黑手党，以及声名狼藉的毒品交易集团“法国联结”都有联系。

　　“地下气象员组织”于1970年9月15日发表的第四号公报宣称：他们成功地帮助蒂莫西·利里从位于圣路易斯奥比斯堡的加州政府监狱越狱逃走，对此他们“深感自豪并满怀喜悦”。（在利里博士撰写的《一个追求希望者的自白》一书中，他将他此次越狱完全归功于WUO，并暗示帮助他越狱并从美国逃往阿尔及利亚所需的资金来源于毒品交易。）该公报还声称：

　　我们与“越南全国解放阵线”和北越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与“巴勒斯坦解放民主阵线”和阿拉法特站在一起，我们与拉普·布朗和安杰拉·戴维斯站在一起，我们与所有的黑人和棕色人种革命者站在一起，我们与索里代德兄弟以及所有被关押在美国集中营中的战犯站在一起，我们知道如果不彻底摧毁美帝国主义，和平就永远不会降临。

　　WUO的领导人经常访问古巴，仅在1968年1974年间就多达数百次。这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将菲德尔·卡斯特罗视为偶像，而后者也常常为他们支付所需的一切费用。他们在古巴接受思想教育，由苏联克格勃掌控的古巴情报机构“情报指导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igence，DGI）为他们提供游击战训练。古巴还招募了一部分激进分子为他们从事间谍和情报搜集工作。有些人被训练成为“潜伏特工”暂时蛰伏，以便在未来根据情报指导总局的命令在美国开展间谍活动。

　　每当这些激进分子从古巴归来之后，美国本土往往就会发生严重的骚乱事件。别名马克·拉德的马克·鲁迪斯基是WUO的一名高层领导，曾于1968年冬天赴古巴接受教育和训练。1969年春天他回国后，他组织和领导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校园达七天之久。由于此事受到了规模空前的报道和宣传，深受鼓舞的拉德又前往芝加哥，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一场出格的反战示威游行。




黑包工作（2）




　　1969年，该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应邀赴古巴与北越和越共代表会面。由于美国国内反战行动渐趋平息，越共对此深感忧虑，因此鼓动这些激进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开展反战活动。越共敦促他们采取行动，而不要与政府谈判对话，而越南人的目的就是要借此来加强他们在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某些激进主义者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1968年春，娜奥米·贾菲访问了北越，在她返回美国之后，她甚至夸耀说曾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美国战斗机。贾菲暗示说这是训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9年10月，WUO协助组织了名为“愤怒岁月”的行动，以抗议对“芝加哥七君子”的审判——这七个人因为领导了1968年扰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行动而遭到起诉。头戴橄榄球护盔的WUO成员在芝加哥林肯公园集合，随后向警察发动攻击。美国国内不断升级的反战行动使得北越拒绝做出让步，事实上反而阻碍了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

　　除去与敌对国家协调行动和举行示威游行之外，WUO的所作所为远不止此。其成员还在美国本土发动了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在此之前，国内恐怖主义与国外颠覆势力之间的联系本来极为薄弱，在某些案件中，尤其是一些与WUO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