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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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段时期中共同宋庆龄的关系及其发展，还有以下一些情况。①
①见唐宝林若《1927年至1937年间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载《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1987年第5期，第13—21页。除别有注明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根据这篇文章。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整个“共产国际”都是如此，不过有时王明比“国际”“左”得还厉害。日本1932时进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张“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轻而易举的序曲。在反帝斗争中，推翻蒋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沪抗战中虽然支援了十九路军，但却被认为是争取士兵（与军官相对立）进行社会革命的机会。实际上，以王明为首的领导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同宋庆龄及反蒋将领（如再度同蒋分手的冯玉祥将军）有任何接触。①
①见刘晓着《十年内战初期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载《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
这种“左”倾路线在较低层次也有表现，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女青年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却被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开除了。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她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
但宋庆龄决心不因“左”倾分子对她的冷淡而疏远中国共产党。
在淞沪抗战中，上海地下党在一家日商大纱厂组织了一次爱国罢工。宋庆龄募集捐款两万元支援罢工工人并经常同罢工领导机构商量。
她对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支持是直接的、毫无保留的，不‘但在言论上，在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中也是如此。例如她曾亲自派人到上海几家印刷厂去挑选熟练工人送往根据地工作（有几位后来成为根据地印刷部门的负责人）。
她不断靠拢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因为她继承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以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这也是她自己独立作出的抉择。孙中山逝世后她在广州和武汉的经历加强了她的信念，以后的历史发展一再证实了这一信念——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排除任何艰难险阻，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团结各种力量和盟友的核心。宋庆龄的道路是在不断加深的信念中产生的。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她从不改变。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是：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解放的中心问题是武装斗争（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认识是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的，又为她自己的经历所加深（她同军阀们打交道的经验、1925—1927年一支革命军队的建立、蒋介石通过控制军队而实行叛变、随后中国红军作为革命不可或缺的武装力量的兴起、对日本征服中国的武装抵抗）。虽然她自己完完全全是一个文人，她知道如果没有一支革命的军队，人民和国家克服千难万险而取得胜利，只能是一句空话。她对于为革命战争流血流汗的指战员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情同手足的热爱——帮助他们始终成为她难忘的心事。她认为，同他们所作的贡献相比，其他所有的贡献——包括她自己的在内——都是次要的。在她那丰富多采的性格中，这是一条主线。谁低估了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她。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将越来越接近宋庆龄，直到溶为一体。在1927年后的一段时期，共产党因为前一段过分相信国民党而遭到悲惨的命运，所以除自己的党员外对党外的一切同盟者都不敢相信了。这个时期中产生了在中共历史上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事迹，从而吸引了新的、潜在的盟友。但也由于当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执行者把这样的同情者都拒之于千里之外，因而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绝端的自我孤立。尽管如此，随着时局的发展，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需要，使领导革命的党寻求和依靠像宋庆龄这样的朋友，并实行广泛团结的政策。而这方面的工作是这些朋友——特别是宋庆龄——最有条件去开展的。
这种情况从1933年以后特别突出，因为内地农村的红军虽然取得进展，在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则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所摧毁。中央领导以前能在上海秘密进行工作，但后来也被叛徒告密而遭破坏，不得不迁往苏区。从此，有几年时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实际上成为存留下来的共产党员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地点。
请她帮助的要求越来越多，她几乎是有求必应。她提供帮助不仅是为了渡过眼前困难，也是为了促进形势向前所未有的有利方向发展。这主要是指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下一章里将有记述。
简言之，宋庆龄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主要趋向是汇合。在党采取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目标是抗日，并在抗日斗争中奠定新中国的基础——之后，这一汇合就最后完成了。
（十）宋庆龄在家中
这一章的内容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关于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具体事情。
这段时期，她仍住在莫里哀路寓所。社会各界人士常来拜访。除非她要他们在一起进行某件工作（如淞沪抗战时的伤兵救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争取对它的支持），她对来客总是严格地分别会见，即使这些人原来相互认识、观点相近、她也信任他们。
陈翰笙曾回忆起一件事情，可作为她非常谨慎的典型事例。有一次，他到她寓所时，遇到杨杏佛，正要离去。虽然他同杨是朋友，她却从未对他提起过杨的来访。①
①据陈翰笙1988年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她养成这种习惯可追溯到早期孙中山对她关于秘密工作的教导，后来又由于在白色恐怖下她不得不谨慎行事，特别为了保护那些比她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们。
同她的兄弟姐妹之间，虽然在政治上有分歧，她还是保持了一些私人之间的来往。兰德尔·古尔德写道——作者可能有某些情绪上的夸张——在那些气氛紧张的年代里，他有一次碰上宋氏三姐妹从她家寓所的楼梯上一起下来，边跑边说，就像三个女学生。①这当然不是说她们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放弃了什么东西。宋氏的第三代（特别是孔家的、也就是她大姐霭龄的孩子）到庆龄家去总是受到欢迎的，孩子们也都喜欢这位姨妈（姑妈），以至于霭龄最后不许孩子们到她家去，怕孩子们告诉她太多关于孔家的事情。②
①前引古尔德书。
②80年代陈思兰（陈友仁之女）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在各方面的外国友人中，最常去她家的是史沫特莱和伊罗生夫妇。
慢慢地又有一些苏联朋友到她家去。蒋介石虽然在反共这一点上毫无改变，但由于面临着日本进攻的威胁而苏联又是唯一坚决站在中国一边的国家，所以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宋庆龄认识了新的苏联大使季米特里·博戈莫洛夫①和一些使馆人员，并且很喜欢他们。上海的苏联总领事馆人员也来看望她。
①博戈莫洛夫后来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消失了。若干年后，宋庆龄在一篇关于苏联外交活动的文章中看到了“博戈莫洛夫”这个姓，高兴地以为她的老朋友恢复了自由和工作——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同姓的人。（1942年11月7日给耿丽淑的信）
在那些日子里，只要可能，她就同朋友们出去。斯诺第一次会见她是在她家附近一个她所喜欢的“巧克力店”里。①后来，她经常在家会见斯诺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绰号“佩格”、笔名“尼姆·韦尔斯”）。斯诺从这些访问中看到了她当时生活方式的片断。他在1933年写的报道中说，她的住所是“一座朴实的小房子，毫不起眼地坐落在一小块土地上”，室内陈设“简朴，而且有某种中国式的舒适，但一点也不奢华”。
①见斯诺着《她为中国千千万万群众而战斗》（英文），《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日增刊），1933年8月6日。在他的《复始之旅》一书中有三章是专门写宋庆龄的，但这些是二十多年后的回忆，所以我在这里只引用他当时写的报道。
关于她当时的经济状况，他写道：
“……那些孙博士没有卖掉去用于他的伟大事业的东西，都由他的遗孀处理了。……她每年的收入微薄，但除了留下少得可怜的一点钱之外，其余都送给了别人。”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
“一位中国政坛人物的遗孀的命运如此，真是奇特！在中国，如同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政治是一种‘捞一把’的玩意。得了肥缺的官员们在几个月里就发了大财，然后退休……住进公共租界，同上等人交游。他们的住所像宫殿，他们的老婆手上戴满了钻石和翡翠。”
至于庆龄本人（她当时已年过四十）：
“她为丈夫的理想所进行的斗争是艰苦的、令人惊叹的。在斗争中闪耀着的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的光芒四射的品格。她富于热烈的人情、待人极端的诚恳、才华横溢、痛恨欺骗和伪善……中国工人的痛苦就是她自己的痛苦。我记得有一次当她听到上海一家工厂发生火灾、两百多女工被烧死的消息时，我见她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斯诺还谈到她要求新闻自由、推动抵制日货、协助建设上海工人医院和妇女节育门诊部。①
①埃米莉·哈恩从来没有直接同宋庆龄谈过话，但她根据第三者的谈话，在她《中国——就我所知》（英文）一书中硬说宋反对节育并很拘谨，这显然是不对的。
尼姆·韦尔斯和伊罗生等人也都有关于她的品格和生活条件的类似记述。①
①《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及伊罗生着《在中国的重逢》（英文）。
她对杨杏佛的年幼的儿子小佛非常关心。小佛深情地告诉本书作者，在他父亲遇刺后宋庆龄怎样经常利用星期假日约他到她家去吃饭，询问学习情况，有时还带他到上海大戏院去看电影，他还记得的有苏联影片《夏伯阳》、《生活之路》——这可能是为了对他进行教育——还有一些娱乐片如《梅蕙丝西行记》①有一次她还带他到他父亲的墓地去悼念。“她不把我当作孩子、而是当作大人来对待。”
①梅蕙丝是当时美国好莱坞的性感红星。她的姓在英文里同“西方”是一个词。上海大戏院英文名称为Isis Theatre，在北四川路。——译者
小佛接着说，“那时她自己没有汽车，所以要叫福特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福特’这个名字我在早先已听说过，是另一种意思——我父亲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留学时曾到一个福特汽车厂会计科实习过。
“她有个习惯——如果我在星期日以外的时间里要见她，必须先给她打电话。她不让客人们混杂在一起。但不管谁去，她都专心接待，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孩子也如此。在吃午饭时，她会同我谈小说和电影。”
像别人一样，小佛注意到她对朋友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她的厨师会做奶油蛋糕，并且做得很好，她从来不到铺子去买。我第一次尝到这种自制的蛋糕是在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是她送给我父亲吃的。”
在同本书作者谈话时已年近七旬的杨小佛在结束他对儿时的回忆时说，“她有很好的幽默感。她很美、心地又好。”①
①杨小佛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上海，1985年2月5日及1986年3月7日。
关于她的幽默感，伊罗生讲过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谈到那些为了反动政治目的而散布的、涉及她私生活的谣言时，她开玩笑说，“他们硬让我跟所有这些人都有某种关系，但我从任何一篇这样编造出来的故事中，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乐趣。”①
①伊罗生着《在中国的重逢》（英文），第65页。他称这些谣言是“卑鄙的流言蜚语，用作反对她以及同她政治上一致的许多朋友的武器。”
路易·艾黎也谈到过她一直保持着的幽默感，并且指出，这一点对她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为公共事务紧张繁忙的时候，她在家里也能因此而得到片刻放松。“开开心——这是她寄希望于外国友人的事情之一。”他讲起有时在晚上她同外国友人们一起唱歌，说些轻松的话题，彼此称呼有趣的绰号。史沫特莱的绰号是“迷你哈哈”，简称“迷你”。①在宋庆龄的一些谈正事的信件上有时也这样称呼史沫特莱。牲。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载《瞭望》，北京，1986年第11期。
①艾黎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86年4月12日。
第十四章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
（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高涨而曲折的潮流
自从1931年日本强占中国东北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主张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红军提出愿与任何真正抗日的部队停战并结成统一战线，但没有得到响应。
尽管如此，这些行动已经反映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革命与反动之间的、属于国内的、社会的矛盾，而是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属于外部的、民族的矛盾。共产党的主动建议在时机成熟时将会扩大到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只要它同意抗日。必须要做到这一步，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革命才能在保持既定目标的条件下，同一切反对日本的力量（包括在国内政治中处于中间或右翼状态的人）团结共事。在国际上，就要同那些因为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冲突而反对日本的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以及依靠它们的中国派系，进行某种合作。
中国劳动人民的、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采取这样的战略。如果不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调动起来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