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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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战时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庆龄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致函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提出应制止民众逃入香港（妇孺老弱除外）。年轻力壮者和富裕者大批出亡会降低海外对中国的尊敬。应训练更多壮丁参战、改善防空设备、照顾难民生活。
　　她对投降主义的心态和阴谋感到十分愤怒和厌恶。1938年5月25日给新西兰籍同事杰姆斯·贝特兰的信中，她谴责了中国的投降主义并联系到欧洲的情况：
　　“那些失败主义者又在嚷嚷和平了。但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我们——人民——将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回所有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过去帮助国民党打中国红军，后来有一个短时期帮助打日本，现在日本又成了纳粹德国的盟友）。他们全都不愿意回去。希特勒还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干一件什么样的蠢事……把那些有问题的人和那些间谍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之后，我们会战斗得更好。”①
　　①宋庆龄1938年5月25日在香港致杰姆斯·贝特兰（在外旅行）的信。
　　1938年7月7日，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①里，宋庆龄赞扬了一年来克服巨大困难而进行的严酷的、牺牲惨重的战斗，但警告说，这“不过是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开始”，并须警惕“国内实不乏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抗战伊始，即抱失败主义，一闻敌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动，恨不能立刻成为事实。……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
　　①最初发表于1938年7月7日武汉《新华日报》，载《宋庆龄选集》，第129——132页。
　　她还说，《抗战建国纲领》虽已公布，还有待于实行。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同样必要的是发动国内及华侨的富有者，筹资开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改善人民生计”、“改善政治机构”（这是她经常提到的主题）都“须立即求其实施”。政府应尽速召开“国民参政会”，“不仅听取彼等意见，贵能迅予执行彼等……之提案，进而能改变参政会之职权，不仅为一中枢政府之咨询机关，而为民主政治国会职权之实”。
　　（二）不顾日机轰炸危险，数访广州
　　宋庆龄虽以香港为基地，但并不总是住在那里。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前，她曾数度访问这个城市。广州同中国革命的历史、同她过去的经历，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现在正受着战争的威胁和破坏。她的访问是为了鼓舞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有一次（1938年8月份）则是专门为了去会见邓颖超，邓为中共领导人之一，是到广州来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的。自从1925—1927年大革命后，宋一直没有见到过邓。
　　每次去广州，宋庆龄总是受到省政府的官方式欢迎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医院里，她慰问在空袭中的伤员（在一个医院里，她亲自抚抱了刚从被炸死的一个妇女腹中安全取出的婴儿，十分悲愤）。她到覆盖着蓝色琉璃瓦的中山纪念堂去察看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坏。她去凭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这座墓园的建筑是海外华侨捐资的，因为这些烈士中多数是华侨，所以这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许多石板上都刻着美国、加拿大、英国、东南亚、拉丁美洲各地华侨社团的名字）。
　　她再度访问了中山大学、黄埔港（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她站在孙中山的身边）、沙面惨案纪念碑（1925年英、法水兵在此用机关枪扫射中国学生及其他示威群众）。来到这些熟悉的地方一定勾起她许多回忆。想到那些被反动势力和内战所糟蹋掉的年月，她会多么气愤和悲愁！眼见日本人现在对这座革命的、重要的南方城市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破坏，她又是如何义愤填膺！
　　正是在广州，在1938年9月18日即日本侵占中国东北7周年纪念日，本书作者第一次遇到和认识宋庆龄。到那时为止，广州所受到的日机空袭中所扔下的炸弹，其总重量是任何一座后方城市所从未经受过的（包括西班牙共和国的城市在内战中受到的轰炸）。但广州市民不怕日机的轰炸，在那一天晚上举行了十万人火炬游行示威，宋庆龄就在这个行列中同群众一道步行前进。
　　游行群众的无畏气概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衡量出来：当时的防空手段只能等敌机飞过海岸线才能发现，而从海岸线到广州市区上空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可能及时发出空袭警报。他们的无私精神也是值得怀念的。他们不要求中国空军派更多飞机来保卫他们的城市（日本人的宣传嘲笑广州没有空防），相反，有些游行群众举着标语牌，要求中国空军集中力量保卫临时首都武汉。
　　在那些日子里，宋庆龄邀请本书作者和另外一些人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的工作，从而开始了本书作者同这个组织及其后继者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关系。①
　　①“保卫中国同盟及其后继者”中还包括由中国福利会出版的《中国建设》杂志（1990年改名《今日中国》，为多文种月刊）。宋庆龄在1951—1952年间创办了这本杂志，从那时起直到1988年，本书作者一直在该刊担任各种编辑职务，现在还是该刊名誉总编辑。
　　在广州，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她专门对妇女讲了话。在她的号召下，城里许多妇女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打破旧的地方观念，把这些被服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战士。她要求每个妇女制作或捐赠一条被子或一套军服。她从自己有限的一点积蓄中捐出了够买几十套被服的款项。
　　在更广泛的问题上，她也专门向全国的妇女讲了话。她指出，她们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同时强调妇女在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中的巨大潜力，而妇女解放的前提则是民族解放。
　　武汉和广州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形势是她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发表的《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①一文的主题。她说，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发挥工作效能到最高点，就可以“将全面的游击战、运动战配合起来，守住民国诞生地的武汉……而且一定也能保卫……革命策源地的华南，争取更坚强的世界同情援助，推进国际和平势力的结合，打击整个的侵略阵线”。
　　①原载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15页。
　　她又说，“不必要的磨擦猜忌仍是团结……的主要障碍……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仍遭着人们的曲解或怠工……抗战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仍多方受着束缚……仍有一部分人士昧于情势，敌友不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仍没有充分做到”，“前线虽然在浴血苦战，后方仍到处看见苟且偷安的现象。”
　　她最后说，“占全国人口半数的二万万妇女，对于进一步巩固国内的团结，是有着一半的决定作用的。”“妇女们应当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
　　也是在满目疮痍的广州，她在一次海外华侨代表会议上号召各地华侨不但要支持祖国的团结抗战，而且还要克服他们内部的门户之见。她促请他们保持革命传统，并希望他们牢记这样一个冷酷的真理——只要中国本国仍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他们在海外就会继续受到歧视。在遍布全球各地的华人中，她的声音都在回响。海外华人除了尊敬这位他们所爱戴的孙中山的助手和遗孀，还传颂着她——和孙中山一样——在财务问题上的绝对正直。不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一致相信，他们为支援战火中的祖国而捐献的款项，只要是交付给孙夫人的，那就绝不会有一分钱被侵吞或浪费。
　　她9月间在广州还会见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中印两国人民在古代曾因共同的佛教信仰而建立联系，其后中断了数百年，直到近代才因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恢复来往，这支医疗队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先锋队。印度医生们最后到达了北方的解放区（他们对孙夫人在广州参加英勇的火炬游行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①）。稍早一些时候，她在广州接待了世界学生联盟派出的一个援华代表团②，这个代表团后来到了武汉，接着北上延安。
　　①见D·K·巴苏医生着《延安的召唤——印度援华医疗队记事，1938—1943年》（英文），第34页。这本书主要是巴苏医生的日记，关于游行一事的记载是在1938年9月18日。
　　②这个代表团成员有英国的詹姆斯·克卢格曼和伯纳德·弗拉德、美国的莫利·亚德、加拿大的格兰特·莱思。莫利·亚德曾在80年代后期重访中国，在本书写作时她是美国“全国妇女组织”领导人。
　　虽然广州人民的士气高昂，当日军在附近沿海登陆后，当地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不战而退。只隔了几天，广州就在10月21日沧于敌手（居民多数疏散去外地，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敌人合作）。接着，在10月25—27日，中国临时首都武汉陷落。
　　（三）反对投降主义
　　在这危机时期，宋庆龄的言论显示出，她对人民的信心是何等充足，而对上层的那些变节分子的警惕又是何等敏锐——这两方面都是她从1924—1927年革命中所汲取的教训。
　　变节分子确实在很高层浮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汪精卫。他曾经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担任1926—1927年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不久叛变。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实际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而他又因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还老而自负。现在，在武汉失陷后，他居然无耻地投向日本人那边去了。1938年12月18日，他潜离战时首都重庆，经昆明，于12月23日抵达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首府河内，旋即宣布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对华诱降的声明。1939年5月，他回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加紧进行卖国活动。
　　早在10月底，当汪精卫发表投降主义言论时，宋庆龄就同何香凝、陈友仁等联名加以谴责，要求政府清除主和分子，向全国明示继续抗战的决心，并立即贯彻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之后，同日本的预期相反，战争没有结束而是继续进行，使侵略者感到惊惶。
　　这一事实宋庆龄在1939年7月纪念抗战两周年致美国友人的公开信①中加以热烈赞扬。但她也警告说；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55—63页。
　　“由于不能征服我们的战士，它们（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阴谋利用如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来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
　　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失败主义者之外，她还指出国民党内的保守派是一种障碍，因为“这些人在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时，言行不一致。”
　　这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情况复杂化了。1939年9月，希特勒发动了欧洲大战，作为主要敌国的英、法被动挨打，但并未认真还手。
　　为了在远东安抚日本、避免两面夹攻，英国人不惜牺牲中国，向日本作出让步。这是宋庆龄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的。他们果然一步步这样做了。到1940年6月法国陷落，英国就于7月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中国从西方得到供应的主要交通线。它们对日退让到了顶点。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引述孙中山的思想，加倍强调中国必须保持内部团结和自力更生。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①一文中，她写道：
　　①原载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宋庆龄选集》第142—145页。
　　“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告其信徒曰，我们为欲抵抗外来的侵略，惟有在社会上经济上求强盛。间有对此点表示怀疑者，孙先生说，‘如对此点发生怀疑，不如不参加革命。’”
　　她回忆说，汉奸汪精卫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忽视了依靠本国人民和资源的必要性，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汪“竟奉袁世凯之命，与革命党疏通，请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谓，‘现在我们可以不谈革命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向袁世凯拿得金钱，来集中建筑铁路和工作。’”这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极大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必须全部实施，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独立。
　　1940年3月12日，汉奸汪精卫宣布日中“和平（实为中国投降）建议”；月底，他又宣布（倒不如说日本通过汪的日宣布）由他自任主席的“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
　　这使得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坚持抗战。它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在上层要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诺言，因为他对于抗战（他的对手汪精卫已抛弃抵抗）仍然消极动摇。在下层要实现民主化，使群众的积极性得以发挥。
　　（四）三姐妹同赴重庆：为了团结抗日
　　这就是在1940年3月出现“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团聚”这一幕的政治气候。这件事在后人的记述中常常被写得过分私人化和情绪化了。
　　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民族团结的热望）。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迄今为止两者均为国民党所禁忌）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
　　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①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