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6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成了最大的关键。如果宋庆龄和保盟的动作稍慢一点，这些进口的医院设备就永远不可能运进解放区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个办公地点是当务之急。上海的房屋本来拥挤，抗战胜利后那么多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难，房租也直线上涨。国民党当然不会帮助保盟解决房子问题。幸亏宋庆龄的交往广阔才算有了办法。她在战前就认识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颐中烟草公司任副经理，答应匀出一点地方供她短期免费使用。关于这个办公处，她写道：
“我们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经常有6到11个人在屋里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但这间房子是免费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据上海中国福利会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谢。
一位年轻美国妇女西尔维亚·坎贝尔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单间办公室里只有4个工作人员……房间很小。孙夫人到办公室来，我们之中就得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7年5月29日。
虽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不断拓展，会址也几经迁徙，但它的办公室多年来总是挤得可怜。后来找房子的困难，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谈到：
“从苏州路颐中烟草公司大楼搬出来之后，我们搬进了中央信托局大楼的一间房子，但那个经理老是打电话催我搬家，说他们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伤透脑筋，除非你有金条去换得‘优先权’或付‘押租’，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间席棚搭盖的平房，在（原来的）霞飞路一条弄堂里……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有才能的木刻艺术家，他有志去外国留学深造。我答应他想办法从某个外国大使馆搞一个奖学金，他在出国之前就继续住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至于他什么时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为现在办护照很困难。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着手修理和粉饰这间棚屋。”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后来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W·鲍威尔结婚。此处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写给在美国的双亲的，承她在多年以后把这些信件的复印件惠赠。
（三）在新环境中保持老传统
尽管条件艰苦，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庆时一样，在同宋庆龄的接触中他们感到温暖和活力。西尔维亚·坎贝尔写道：
“我越来越喜欢孙夫人了……很幸运，这里的会议都很不拘形式。我们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带来了‘热狗’（红肠面包）和啤酒，并且谈笑风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孙夫人一星期到办公室来两次，我们常常进行自由的讨论。”
在上海新参加工作的中国职员证实了办公室里这种活跃和民主的气氛。
一位儿童福利工作者回忆道：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她是一位伟大的名人而我不过是一个地方孤儿院的教师。但我一走进她的办公室，发现房间是这么小，又听到她对我说，‘欢迎’，我就放松下来了。她信任和尊重我们，平等待人。”①
①同注6，1948年7月19日。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几次迁址，据《中国福利会五十年（1938—1988）》一书的记载，1946年6月迁至南苏州路175号＇按：即信中所说颐中烟草公司大楼＇201室办公，1947年秋迁至广东路86号＇按：即信中所说中央信托局大楼＇104室办公，1948年下半年迁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A号办公＇按：即信中所说原霞飞路里弄内棚屋），1949年12月迁至陕西北路369号办公。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改称中国福利会，迁至常熟路157号办公。
一位普通工人回忆道：
“我初来工作时不过二十多岁……从一开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并且像慈母一样对待我。
“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上等级分明，贫富悬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横行。但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我们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员都一样。
“办公室在一楼，库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孙夫人不但去办公室，还去库房。我送信到她家时，不论多早，总见她在打字机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办公室一样，总是工作。
“国民党造谣说她多么有钱。实际上她一个钱也没有。她穿着朴素——总是蓝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车都不是她自己的。后来我们办公地点搬了家，她的办公室仍旧很小，不过六、七平方米，只够放她的办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带简单的午餐，如曲奇饼之类，还常常分给大伙吃。
“我就住在办公室里。她问我下了班做什么，我说上工人夜校，她听了很高兴，问我在学些什么、读什么书，还对我说孙中山是如何重视知识的。她说，‘我家里有地方给你住，要是在办公室觉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实际上，她是怕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晚上被抓走，因为办公室有人（国民党特务）监视，形势又很紧张。
“我起初称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对我说，‘叫我妈妈吧。’（在中国，孩子或年轻人可以这样称呼和父母同辈又较亲近的妇女。）
“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总是注意到也让我们玩儿。她常在办公室里安排一些文娱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爱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车送东西来，暖瓶里是茶、脸盆里是面包和点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来。
“她喜欢小聚会。她说，在人多的场合她就头痛。”①
①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的老干部陈维博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四）围绕着战后救济工作的斗争
在救济工作中，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现在要同全国的和国际的专门机构打交道了。这些机构是专为满足战后的救济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庆时打交道的那些救济机构来，它们规模更大并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响。这种专门机构，一是世界性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主要由美国经管并提供经费和物资，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另一是国民党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海上交通恢复正常以后，“联总”的物资大批运到，主要通过“行总”发放。这个贪污腐败的机构坚持要垄断这些物资的分配，并且自然地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排除在外。
为了击破“行总”的把持，解放区也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以便直接同“联总”联系。鉴于战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医药封锁的惨痛教训，解放区决心不让那里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或者受到蒙骗。“解总”在上海的负责人是宋庆龄的老友董必武。他现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人，曾代表中共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会议。
保盟在重庆尚未改名时就曾写信给在纽约的美国支持者，说明“在向‘行总’提出申请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行总”企图否认保盟的合法地位，不为它的项目分配“联总”的救济物资。①
①王成根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他悼念宋庆龄的文章《慈母心、同志情》刊载于1981年6月2日上海《文汇报》第3版。
“联总”救济分配的不公是如此严重，在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之后，董必武在给“联总”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国受战争之害的人和难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区，而分配给解放区的“联总”救济款项和物资只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①“联总”驻华官员和职员对此加以证实，有300人（分属14国国籍）联名写信给“联总”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曾任纽约市长），抗议国民党把“联总”的救济用作政治上的武器。②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自重庆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函件，1945年10月1日、13日、15日和16日。
②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他们提供的数字是：全中国有资格接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共42万人，其中260万人在解放区；“联总”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到那时为止共有65万吨，其中已送往解放区的仅3，300吨——即使是这么一点物资在运送过程中还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滞或干扰。
1947年4月，60名“联总”在华高级工作人员集会通过一项决议，用可比数字，抗议对解放区的歧视。一位代表他们的发言人谴责国民党政府“在救济物资运往中共控制的地区途中……设置各种障碍”，甚至“向运救济品的船只进行轰炸扫射……先后已发生过二次”，还对“运救济品的车队和‘联总’设立的医院进行空袭。”
这位发言人宣布，如果“联总”不能执行不歧视的原则（这本来是给予救济的必要条件），那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得胜”，“联合国把在日本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13，000万中国人民一笔勾销。”
这些高级工作人员认为，这样做是“违反‘联总’理事会决议和‘联总’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议的”。他们的决议说：
“我们抗议继续在没有下述保证并付诸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运交善后救济物资，即：对于过去曾经受到过歧视的中国人民保证不再歧视，并向他们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数量公平合理的救济物资。”①
①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这些抗议确实起了作用，拉瓜迪亚署长命令暂停向中国运送农业及工业机械，因为这些物资一点也没有运到解放区去，倒是大部被国民党官员侵吞谋利或移作内战之用。
可笑的是，“行总”署长蒋廷黻居然辩解说，中共领导的地区不需要农业机具，因为那里的粮食收成不错。（延安有力地驳斥说，这一事实不能说明解放区的需要少，因为解放区的自然条件比国民党地区坏得多，而遭受的战争破坏却大得多。这只能证明那里的政治和工作方法好，从而能更有效地使用‘联总’的援助。）
在‘联总’的美国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中，对于中国的不公平状况感到愤慨的，不仅仅在口头上抗议，还做了不少实事。
加拿大的蒂尔森·夏理逊医生因运送一大批医疗用品给河北邯郸的国际和平医院而牺牲了生命①。国民党把装载这批物资的一节货车车皮扔在一股岔道上就不管了。他找来牛车，把物资卸下装到牛车上，自己跟着步行。这时正值严冬。物资虽然运到了，这位年已六十的老医生却因冻累而死。1947年2月7日，宋庆龄出席了在上海为夏理逊举行的追悼会，派代表出席的还有“解总”、中国福利基金会、“联总”和“行总”（它是为了掩饰一下国民党的罪责）。在解放区，邯郸的那所医院改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就像解放区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样。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民仍然怀念他。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在开封——他去世的地方——树立了他的雕像并将一所小学命名为夏理逊小学。
①美联社讯，刊载于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1947年4月5日，附决议全文。
在这些为宋庆龄所赞颂的“联总”医务工作者中，有三位被派到张家口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即；陶乐赛·桃爱尔、摩西·奥斯布尔和丽琳·凯泰。当蒋介石军队向这个解放区中心城市进攻时，医院也必须撤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这三位美国人放弃了乘飞机回北平（北京）的最后机会，随着医院长途艰苦跋涉并在新址继续工作好几个月，始终没有停止治疗看护病人和培训中国医务人员的工作。
还有更多的“联总”工作人员主动地把药品、设备和技术带给解放区。他们之中有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医生、利奥·埃劳塞医生，美国黑人霍华德·彼得森医生和凯瑟琳·科尔塔德，捷克医生玛格达琳·罗比塔什利，还有曾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几位欧洲医生。在“联总”之外，还有公谊救护队的英、美籍队员，包括曾在延安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护士玛格丽特·斯坦利。这些人员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举，但不论他们曾在那里做过工作，那里的中国人民就会永远感激和怀念他们。
这些工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联总”加给他们的限制——“联总”的高层在美国战后政策的压力下越来越背离这个机构自己制定的“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宪章，也越来越变得办事死板、机构臃肿、指挥不灵。原来在“联总”工作的西尔维亚·坎贝尔在1946年的家信中说，“在上海，‘联总’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官僚机构来相互服务”。她又说，“只要我们必须通过腐败的中国救济机构（国民党的‘行总’）来办事情，那末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恐怕会得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她步谭宁邦的后尘，离开“联总”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去工作（在这之前她已义务工作过）。谭宁邦在大战中曾任美军上尉，复员后从“联总”转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任总干事。坎贝尔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后给家里写信说：
“我在这里一星期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比在‘联总’或‘行总’一年里能做的还多。……坦白说，我在年轻时为了谋生也卖力气干，但没有这样拼命，而且总是有许多事做不完。在‘联总’窝囊了9个月之后，这真使我感到快活。”
她就这样继续干了3年，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情绪却越来越高。
像坎贝尔这样的新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逐渐参加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