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我说你懂日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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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边的幸福都不想实现，简直不识好歹。据说，在教团内部已经出现了争议，即围绕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到底还要不要再战。倘若连战连败，“幸福”将何去何从？有人给出了答案：奥姆化。
1990年，奥姆真理教组成了真理党参加众议院选举，最终一败涂地，导致教团内部矛盾丛生，走上了激进化的反社会道路。当年的奥姆真理教发言人上佑史浩说，他在今天的“幸福的科学”身上看到了类似当年奥姆的氛围，因为这类新兴宗教一旦教主的预言受挫破灭，信徒就会产生动摇，为了巩固信徒的支持，什么末世劫难即将来临之类的极端说辞就要出炉了。早稻田大学高才生上佑史浩昔日为奥姆代言，辩才无碍口若悬河，吸引了很多女粉丝，是万众瞩目的明星人物。他以过来人身份现身说法，敲响了日本社会对“幸福的科学”的警钟。
事实上，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之后，新兴宗教在日本的发展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日本的新兴宗教之繁盛都是世界少见的，宗教法人团体有18万个之多。日本人为什么信仰如此之多的宗教？五光十色的新兴宗教真相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第20节：当信仰成为生意
当信仰成为生意
日本的“怪力乱神”实际上既丰富又有趣，这些年还在继续蓬勃发展着。
多年前朋友聚会，说要来一位牛人同胞，在佛教系的某宗教法人任职，极擅长宣法布道，很受教徒推崇。在日本的中国人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但和宗教沾边的，以前只听说过有人被雇用假装僧侣站在街头化缘，弄得我看到类似场景总想大不敬地掀起那遮住面孔的斗笠确认是不是同乡，这登坛讲法级别的还是头一次有幸结识，心下颇为期待。
此君来时的样貌，完全想象不到他会和宗教相关。我为自己的以貌度人暗自惭愧不已。仙风道骨，超尘拔俗，这些想法简直太俗气了。人家西装领带，手提公文包，与东京市面上不计其数的公司职员全无二致。他也是留学来日，无意间认识了某教派中人，因该教派本有向海外发展的志向，教中长老见他伶俐，是可造之才，便延揽入教。交谈之中，他并没有对我们传讲佛法（也可能觉得我们不可教也），重点放在探讨成立一个宗教法人的经济前景，看来大有自立门户的雄心。
酒酣耳热后，大家曾兴致勃勃地表示要好好运作一番。但那次一别至今，因友人归国，失去了和此君的联络，也不知他的宗教法人志向有没有成功。
前面说到日本的宗教法人多达18万多个，放眼望去，日本列岛真是教派林立，遍地皆神。那朋友在这种饱和状态下还想开宗立派，似乎并不容易。不过，日本历来有一个说法，叫做“信徒三百人，可享白米饭；信徒三千人，可驾奔驰车；信徒三万人，可建大馆所”。我想他在宗教法人内部厮混日久，必有心得。若只要招揽到几百名信徒便衣食无忧，何必每天加班加点地劳碌奔波做一个“傻大力Man”（指工薪族）？
这还真的不是一个荒诞梦想。
前几日，石川县金泽市国税局指称某宗教人士逃税，数额高达10亿日元。这位还没有取得宗教法人资格的人士别开生面，弄了一些玻璃瓶子装上自己的DNA（皮屑之类），命名为“御真体”，号称能祛病消灾、逢凶化吉，售价100万日元，已经售出1000余个。咱们淘宝网上有人卖亲手格毙的蚊子遗骸，不过6元/只，而且意图在于炒作，不过是想吸引眼球找家好一点的企业去做“傻大力”。人家老头儿身上搓下点儿皮屑，居然就能换来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人类的种种宗教，多少都有敛财功能，但像日本宗教在经营方式、规模、效应上把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大概举世罕有。大家都知道丰田、日产、索尼、松下这些日本的世界500强级巨头，若把全球宗教按财产多寡排个500强，日本系占据的比重恐怕比企业500强中的分量更大。1936年创立的佛教系新兴宗教真如苑此前买下了日产汽车的一处工厂，准备改为建设宗教设施，仅土地费就花了739亿日元。1970年从世界救世教中分离出来的神慈秀明会，请来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了一座美术馆，掏出了250亿日元的巨款。
宗教团体的庞大资金，自然主要来自信徒的奉献，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方式造就。前述“幸福的科学”不收会费，但有所谓布施制度，每个月从信徒银行账户里扣除1000日元，名曰“植福”。若按照其1100万信众的宣传，一个月便是110亿日元，令许多业绩不错的中坚企业也要相形逊色。所以，我国有志青年假如想东渡日本创业，日语流畅口才突出的话，开宗立教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韩国人文鲜明创立的那个以声势浩大集体婚礼著名的统一教，在日本还有56万信徒呢。再说了，卖皮屑都能卖到10亿，还有什么不敢想的？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关注其卓越的科技成就与精巧的文化表象，但日本的“怪力乱神”实际上既丰富又有趣，这些年还在继续蓬勃发展着。
说到这里，不妨补充两句关于日本僧人荤食和婚娶的事儿。某友人结婚时，因新娘曾就读于佛教教团设立的大学，有几位僧侣也参加了婚礼，和我们一并痛啖鸡鸭鱼肉。日本僧侣的破戒，一定程度上是明治维新“废佛毁释”的结果。明治政府为了确立国家神道的权威打击佛教，毁弃寺庙，逼迫僧侣还俗，算得上一次“法难”。过去看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中，有难民称“日本人也信佛”所以逃入寺院躲避，显然不知道当时日本政府对佛教的态度。不过，中国历史上亦曾有“三武一宗”的“法难”，但事后大致得到恢复，而日本僧侣的“不戒”继续流传下来了。
第21节：体力活儿（1）
体力活儿
体力劳动者在日本的地位和经济状况，远高于同等年纪的普通白领上班族，这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而言是相对公正而合理的。
夏日的正午，和国内来东京采访的几位记者一起闲逛，经过一处工事中的建筑，看到几十位打零工的男子坐在路边休息。或许是因为他们毛巾缠头、工装敝旧的样子，有一位记者问：“这是不是日本的农民工啊？”另一位半开玩笑地说：“他们会不会也要跳楼才能拿到工资啊？”
“农民工”这个概念在日本当然是没有的。这些打零工者的身份其实很复杂，有的是学生，有的没有固定职业，还有的可能有正式工作，只是来此赚点外快。至于收入，很多是当天发放，用不着威胁要跳楼。
1997年夏天，我曾做过一次类似的工作。当时，横滨与大阪为了争取代表日本申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要迎接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初选。通过同学介绍的一位专职中介零工的中国人，我成了当日横滨市募集的数百名工人中的一员。早晨六点集合听取说明，七点开工，中午休息一小时，午后四点结束。据说薪水是14000日元，经中介人转账后到手10000日元。那份工作就是清理市容，包括洗刷路面、护栏，清除垃圾，给行道树浇水，等等。我和数名日本男人分到一个小组，负责清洗一段路面，不能借用机械，而是跪在地上很仔细地作业。记得当时最讨厌的，是遇到时日已久的口香糖残渣。和同事们相比，我显然太不专业；人家备有工装、头巾、防晒油，我的手臂到午后就被太阳晒得蜕了皮。午休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吃盒饭，彼此自我介绍，有的人不爱讲话，有的则早就认识，是零工界的老战友。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靠这种短期的体力劳动谋生。一位掉了一颗门牙的中年男子爽朗健谈，不少人都认得他，这是我对日本底层劳动人民至今仍比较深刻的印象。
此类零工虽然劳累筋骨，但收入还算不错。基本上，每天在8000~12000日元之间。同学当中，身体强壮的喜欢去建筑工地或房屋解体，最初差不多一天10000日元，熟练之后可以翻倍。一个人若是专门找这种零工来做，维持日常生活没太大问题。
第22节：体力活儿（2）
之所以讲起往事，是因为想到了体力劳动的收入问题。后来，在公司里和一位负责送货的佐川急便司机小伙子聊天，因为听说他们的收入不错，就冒昧地问了一句。小伙子的理想是辛苦几年攒些钱，去北京学习汉方（中医）。他坦率地说，一个月收入在60万~70万日元左右，同僚中新来的低一些，资历较深的或可达到100万日元。当然，他们每天开着车运货送货，“身体不好会吃不消”。
好了，我们来对照一下。我曾经做过的清扫零工，若每周工作六天，大概能拿到30万日元。建筑工地的一个熟练工人，据悉每个月大抵50~60万日元，快递公司的送货员也在这个水平。而根据数据统计，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的平均基本月薪是66万余日元，记者是49万日元，律师是55万日元。诚然，单纯的数字比较并不全面，这些脑力劳动者可能有比较多的休假、更加自由的时间安排以及数字不菲的额外收入，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薪酬上的粗浅对比。
那天，我把以上情况讲给记者们听，他们颇有感触，也吃惊于体力劳动者在日本的地位和经济状况。蓝领货车司机们固然辛苦，收入却远高于同等年纪的普通白领上班族，这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而言是相对公正而合理的。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条件低迷于社会底层，并且受到轻慢与歧视甚至羞辱，决不是健康社会的表征。脑体倒挂是怪现象，脑体差距过大同样不正常。体力劳动不但是艰苦的劳作，而且更是维持社会运转存续的基础活动，理所当然地要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我的体力劳动经历其实并不算丰富，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洗过碗，在塑料制品工厂做过小药瓶，街头摆过摊，厨房帮过闲，最长的历练是在烤肉店做服务生。这些工作虽然劳累，但精神上却非常充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多帮助，特别是像我这种之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坐办公室久了，会怀念起过去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光。从成长的角度来讲，那或许是我在日本最宝贵的收获。
第23节：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丈夫或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角色，通常会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视和嫌弃，他唯一的价值就是按时把工资拿回来。
初来日本那年，著名喜剧演员、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因病逝世，成为举国震动的重大讣闻。战后的日本荧幕上，最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一个是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另一个是渥美清的闲人形象。对中国人学习日语影响极大的教材《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开篇不久，就提到了渥美清与山田洋次导演合作的寅次郎系列名作《男はつらいよ》，可见其非同一般的地位。《男はつらいよ》，直译就是《做个男人真辛苦》。我以为此片之所以长红不衰，除了贴近生活的轻喜剧色彩和寅次郎身边不断出现的美丽女子之外，光是这个片名便足以让无数日本男观众感觉被说到了心坎儿上。
对很多日本成年男人来说，“真辛苦”恐怕是他们的真实心声。在我的小人之心度来，寅次郎在各地游游荡荡，结识了一位又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子，但总是在最后关头选择告别，这不仅营造着有情无缘的淡淡伤感，更暗示了一种逃离的机敏，逃离作为已婚男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成了家，可怜的寅次郎恐怕就会变成一头终日劳碌的牲口。
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把镜头对准几个上班族的家庭，对照丈夫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一位丈夫每天从妻子那里得到800日元的零花钱，在早晨上班路上买了一罐咖啡之后（120日元），为了省下钱买本新发行的漫画，中午只好去找最便宜的吉野家牛肉饭果腹。而同时，他的妻子和一些主妇朋友们在宽敞的西餐厅内共进午餐，随后去逛商场，喝下午茶，享受着西式甜点的美味。从两种差距巨大的生活内容来看，丈夫仿佛是供养妻子的一个雇工而已。有午餐的调查数据为证，各行各业在外面吃午饭的平均花费是500~700日元，唯有一类人例外：主妇。她们的平均值是1500日元。
伊恩？布鲁玛在《镜像下的日本人》中写道：“外国人看到的是，日本家庭主妇是如何柔顺地接受丈夫的颐指气使，或者至少丈夫什么也不想动手做，结果经常就下结论说，日本的男人处于非常大的支配地位。”这大抵是外国人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日本家庭内夫妻关系的普遍印象，所以，才会有那种“娶妻当娶日本人”的愿望。可是，假如不能说此一印象完全错误的话，它至少也饱含水分，必须大打折扣。外国人看到的是在公开场合或影视作品里，日本妻子对丈夫的谦卑侍奉，甚至是同行时紧随身后的亦步亦趋。但是，在真实的家庭生活里，丈夫的地位远没有那么光鲜。在某些情况下，丈夫/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角色，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视和嫌弃，他的唯一价值就是按时把工资拿回来。
男人的家庭地位问题，体现的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表象和内在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文化与族群当中，但日本或许是最严重的例子。而且，日本人没有觉得这种分歧有什么不对，相反还视之为文明的体现。
从本质上讲，压在日本男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并不是女人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必须努力工作抚养家庭，就像已婚男子在身份上被称之为“世带主”（一家之主）。刚来日本时，听到一个传闻，说日本女性喜欢嫁给中国男性，因为他们会早点回家帮助妻子操持家务。但是在生活中，却能够看到一些日本男人哪怕是在外面的公园里坐着吃饭团，似乎也不急着归宅。还有一个传闻，说倘若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