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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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平线下·到宜兴去》
从宜兴回来，沫若原先说定还要担任调查报告集《战痕——甲子苏祸记》的总编辑，未曾料到孤军社竟约了曾琦（1892—1960）写序。尽管沫若与曾琦是旧友，但他绝不愿与这位“醒狮派”的首领合作共事。“醒狮派”以当时曾琦在上海创办的《醒狮》周报而得名，他们鼓吹国家主义，居然把真正爱国的人当作“国贼”。孤军社成员亦大多信奉国家主义，因而与“醒狮派”关系密切。至于沫若与孤军社的交往，早在一九二二年《孤军》杂志创刊时，他就曾受托将该刊介绍给泰东图书局出版，因而被视为孤军社的准同人，出席过他们的会议，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诗作。不过沫若与孤军社同人的政治见解大相径庭，他在《孤军》上发表的一些诗作常遭到他们的曲解，誓如鼓吹“如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进行“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的《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刊出时，他们居然加了这样的附注：“这篇文稿……虽有鼓吹革命的地方，一见似乎与《孤军》护法的意思有些出入，然仔细考察起来，沫若先生所谓革命单指扑灭军阀而言，非调约法也可抛弃，读者切勿‘以辞害意’！”①但鉴于彼此友好的交往，沫若对此并不介意。由于这种关系，他当然不便于直接反对曾琦为战祸调查报告集写序，而是对全书的编辑工作采取拖延的态度，想不了了之，结果孤军社只好收回成命自行编辑。
①见1923年1月1日《孤军》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推倒军阀号”。
沫若没有编成《甲子苏祸记》，而且连自己执笔写的调查报告《到宜兴去》也成了“一座未完成的塔”，却创作了组诗《瓶》和小说《落叶》，这些作品都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毋庸置疑，诗人自己是苦闷的，他也能很顺畅地以创作表达个人的苦闷，即使是在去宜兴调查的途中，民众猪犬般的生活虽使他感到心头闷胀，感到羞愧，但他在旅途中写啊写的还是个人熟悉的身边琐事；他有宜兴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尝尝当地特产松菌和黄雀的滋味；离开那些生活在战祸中的不幸人们之后，最能激起他创作冲动的也还是青年人复杂的恋情。沫若无法否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内心翻腾着波澜，想要跟自己的以往告别，却又充满了矛盾：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
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①
①《〈塔〉前言》，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1月版《塔》。
严酷的现实，血淋淋的人生，告诉他应该容不得往日那些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再来光顾。他关心起在这次调查中接触到的中国经济问题。在去无锡的火车上就曾与人议论当时纺织业面临的危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棉纱大量输入中国，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开办了几个大工厂，我国民族资本家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连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倒闭。中国今后到底应当走哪条路？有人提倡资本主义，有人说要实行共产主义。究竟孰是孰非？沫若在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先后扣问过不少经济学家，但他们都好象漠不关心。恰巧有个研究经济学的老同学漆树芬（？—1927），就住在沫若寓所附近，他常来串门，两人便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沫若表明自己是反对讴歌资本主义的，不相信在中国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能，认为目前只有把外国资本家从国内市场赶跑，中国才有生路。平日谈话容易激动的漆树芬，听了沫若的意见后更是激昂慷慨，惊喜自己有了同道，他一口气举出了许多例证，把沫若的观点阐述得头头是道，还说他已经写了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书稿。沫若知道漆树芬留日时曾师事河上肇，他们的意见之所以会如此默契暗合，原因正在这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漆树芬夹着那包书稿又兴致勃勃地来找沫若。这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济学手稿，厚厚两大册，三十余万字，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沫若最懂得它的价值，他破例允诺为该书作序。当天夜里他就读完了全稿，觉得自己的一些直观的见解在这里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证，他叹服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同学居然写出了这么精辟的著作。浮薄的学术界有希望了，他为笃挚的研究家的出现而欢跃，同时真诚地希望这部书的问世，能帮助广大同胞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合上书稿凝神细思，他干脆将原来冗长的书名改为《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在那个时代未免显得怵目，因为敢于直呼“帝国主义”的人，往往被当作共产党，以致后来的书名又被马寅初改成了《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这些日子来，沫若由中国纺织业的破产而引起的一系列思考，到这时算已成熟。他终于得到了“一个伟大的教训”，四月二十六日夜间他以这七个字为题做了一篇短论，大声疾呼：
我们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隶，不想永远做世界的资本家的附庸，我们中国人只剩着一条路好走——便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只看着红的颜色便缩头缩尾吧。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临到了穷途，为甚么还不走！①
①《盲肠炎·一个伟大的教训》
走，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已经走在前头。当时上海不断爆发工潮，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纱厂竟然枪杀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三十日，两千多名学生集队上街演讲示威，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结果惨遭英国巡捕的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热潮。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天气阴沉闷热。沫若和周全平有事偶尔到南京路去，走近浙江路口时，突然涌来不平静的人潮，一张张苍黄的面孔呈现出惊恐的神情。是怎么回事？“郭先生，不要往前去了，英国赤佬在开枪杀人！”一位认得沫若的学生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对他说道。这消息震得他头脑轰鸣，金星直冒。这些该死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凭什么屠杀我国同胞？血管里的热血在不安分地波动，走！必须逆流而上，亲眼看一看他们制造的血案。
沫若身上迸发出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汹涌的人潮中吃力地逆凫着……铅块似的乌云压着高楼的尖顶，在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的人潮的推拥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似乎在吱吱嘎嘎作响，随时都会散架倒塌下来。黄睫毛、蓝眼睛，黑面孔、红包头，汇合着注铅的警棍，乌亮的来复枪——一堵死亡的围墙在不断地扩大，扩大……墙内同胞们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和一双双怯弱的眼睛，眼睛的海洋淹没了沫若，又托起了他，一下把他拥到了大公司的铁栅栏边，一下又把他卷到了人行道下。他感到心头难以遏制的闷胀与噁心，深深地透了两大口气，眼望着先施公司的大门，再一次随着人潮涌了过去，紧紧抓住铁栅栏的把手，终于荡进了公司的大门内。
门内依然是一片惶惶然的眼睛的海洋。沫若一心盼望能登上一块突兀的礁石，好鸟瞰眼前的一切，即使下面是鲜血一般的熔岩在奔突，他也愿意纵身跳下去，与受难的同胞们熔化在一起。他疾步爬上三楼，好不容易觅着一页向上半开的玻璃窗，于是惨案的现场赫然显露在眼下。
老闸捕房门前的路面和电车轨道上，一汪汪水潭，一阵阵血腥，尸骸已不见，血迹刚冲掉，鹰犬们仍在逞凶肆虐……不！不！沫若分明看见一个满身枪窟窿的同胞僵卧在马路中央，死神虽夺去了他眼中的光彩，但那双夺眶而出的圆瞪着的怒目并没有闭上，紧握成球状的双手也没有张开。成堆成堆比老鼠还大的蚁蝼，正在东奔西突地嘬着他的血和肉；一群一群如乌鸦般大的苍蝇，带着饱食了血污的满足在嗡嗡营营地飞来飞去。转瞬之间，那高大的身躯便被啃光了，连地上的血迹也被舔个干净……余下的又是一双双凶残的眼睛在搜索着捕获的对象，突然鹰犬们的目光弹丸似地射中先施公司三楼这个窗口，霍地一下几十根枪管和警棍同时举起，沫若浑身的血液沸腾了，他恨不能冲下楼去与他们面对面地拼搏，夺过枪来也给他们一个就地解决。“快关上窗，拉上窗帘！”还没等沫若完全清醒过来，临街的窗帘已被拉得严严密密，他好象吞下了一块烧红的铁。
回到家中，所有的邻里、同事和朋友都在谈论这场惨案……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大学生，也在枪弹纷飞中身负重伤，他的姐姐不顾一切地在医院中看护他……无数青年同学到处奔走，在为死难的同胞们募捐……是的，有这等年轻、热血儿女，中华绝不会完，鲜红的热血必将浇灌出自由之花，自由之花一定会开遍中华！沫若拿起笔来，想用戏剧的形式绘下这壮丽的一幕。起先他打算写一个三幕现代剧，就以那十七岁的大学生为主角，全剧以弟弟的死亡向姐姐启示一条必由之路，让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名女中豪杰。但是在具体构思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些认识照亮了他心中早就孕育的聂荌、聂政的形象，他决心描写战国时代的这一对姐弟：姐姐一心支持弟弟的正义行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说，《聂荌》是借虚拟的历史故事，歌颂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对大学生姐弟，这是作者特意献给站在反帝爱国斗争前线的人民群众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五卅”高潮中的上海，完全改变了平常的模样：租界冷清清，往日喧嚣的商场现在大门紧闭，悄然无声，马路上风驰电掣般的车水马龙似乎也已失踪，只有铁甲车和机关枪在抖威风；华界却闹嚷嚷，无论沪东、沪西抑或南市、闸北，一群群工人、学生来来往往，标语到处贴，传单满城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吼声惊天动地。沫若于悲愤泣血之余，由此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辉：睡狮已经甦醒，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为了支援、救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勇士，他把自己刚草成的《聂荌》交给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的游艺会义演，从七月一日起在新舞台共演了三天。酷暑之中，剧组人员忙得油汗满身，耗尽全部精力；吐着血的女主角扮演者，脸上泛着肺结核的红晕，坚持到吐出剧中的最后一个字；观众因鼓掌而发红的手，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口号声震沸了浦江水。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中华，中华！此次演出所得票款，全都捐献给了上海总工会。
五卅惨案激起空前的民气，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动了起来，声援的群众团体在不断增多。郭沫若也与他的同乡漆树芬、曾琦、阳翰笙、郭步陶等人组织了四川旅泸学界同志会，并被选为职员，负责文字工作。六月中旬，他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明确提出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方略，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必须实现全民大团结。当他把宣言草案交付职员大会讨论通过时，曾琦嗅出了“赤党的经济理论”味，一再指摘其中多处露骨地用“帝国主义”字眼。这个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确实说中了，然而不谈这些还称得上什么旗帜鲜明？沫若面带愠色，严肃地回敬了曾琦一句：“谁注意：这是同志会庄严的声明，不是为贵刊《醒狮》撰写的稿件！”他寸步不让，一方面宁愿不被采用，而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于《晨报副刊》，另一方面向同志会请求辞职，以表示与曾琦之流的彻底决裂。
刚与“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交过手，“孤军派”国家主义者又扑了过来。有个化名为“灵光”（即林骙）的人，长期以来藏在“国家”的美名之下煽惑青年，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扬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这伙人的后面，借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信奉共产主义的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奚落他恪守“祖师的名义”。沫若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战对方的挑衅，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连续发表的《穷汉的穷谈》和《共产与共管》起，到一九二六年三月离沪之前赶写的《卖淫妇的饶舌》止，往往一下笔就是一个通宵。他从不躲躲闪闪，勇于公开承认：“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①
①《盲肠炎·卖淫妇的饶舌》
当郭沫若与国家主义者论战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曾得到瞿秋白（1899—1935）的支持和指点。一九二五年入冬以后的一天下午，蒋光慈（1901—1931）陪同瞿秋白来访。沫若久闻秋白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待客人坐定后，他便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评述国家主义者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秋白始终默默地听着，他那因严重的肺病而显得惨白的脸上，偶尔呈现些许的激动。末了，秋白肯定了沫若的意见，并希望他及早写成文章，为此还答应向他提供一些关于土耳其的资料。这短短一小时的交谈，使沫若增强了斗争的自信心，同时也给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五卅”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年底郭沫若又与恽代英（1895—1931）、张闻天（1900—1976）、沈雁冰、沈泽民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该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现实斗争的感召，理论战线的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