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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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十五人遭到了辞退。

　　

　　①《文科全体学生宣言》，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

　　②宣言全文见1926年4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斗争风浪使沫若和青年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经常发表演说，指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和读书的关系。根据广东大学的现状，他把当时的学生分为革命的、读书的、不革命又不读书的、专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出风头的四类，热情鼓励“革命者必发愤读书”，努力唤醒“不革命的老气横秋者”，而主张打倒“那班专出风头者”。学生们毕业之际，他又殷切嘱咐他们踏上社会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不能忘了自己所负的责任。①

　　担任文科学长不到一个学期的郭沫若，已经充分表现出他的办学才干和魄力，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当时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②实际上这也是广东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对郭沫若所做的鉴定。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里，沫若虽然主要忙于总揽教务，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以及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是多方面的：

　　曾与毛泽东应邀同赴东山青年会演讲，痛斥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

　　

　　①《郭沫若先生五四纪念日在本校演讲词》、《郭沫若先生在本校高师部十五年班毕业典礼会演讲词》：均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②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26年6月印行的《党务月报》第2期。

　　应毛泽东之邀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担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团大会，首次与刘少奇（1898—1969）晤面。

　　与来广东大学演讲的周恩来（1898—1976）第一次相晤，屡次一同应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择生，1895—1931）之邀，参加讨论、拟订政治部工作方案。

　　出席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演讲。与彭湃（1896—1929）、苏兆征（1885—1929）、彭述之（1875—1956）等人相晤。

　　赴青年会观看由何香凝（1878—1972）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首次与邵力子（1881—1967）晤面。

　　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便“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①。

　　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

　　

　　①《坠落了一个巨星》，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致函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欧阳山，支持他创办《广州文学》周刊，并介绍他入广东大学预科当旁听生。

　　可见当时郭沫若接触的人，有共产党的领袖和工农干部，也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这时候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不过他对国民党是持观望态度的。有一次邓演达问他：“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的？”沫若回答颇发人深思：“这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的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①他更信赖共产党，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更值得追随，自从登上马克思主义这艘“宝筏”以来，他已经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要将自己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告诉党，让党接纳他作为组织的成员。经慎重考虑后，他向毕磊吐露了真情。当时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是不公开的，只有毕磊是公开的党员，他和郭沫若经常联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899—1927）和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在政治上也很关心郭沫若，了解到他有入党要求后，他们兴奋地作了仔细研究，想让他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锻炼。于是区委派恽代英和沫若谈话，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军校去做宣传工作，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当时正值北伐发动之际，邓演达在筹组政治部，遂决定郭沫若去该部当宣传科长。②伴随着思想上的变化，沫若的生活也将发生变化，他要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去了。站在宿舍所在地的东山龟岗上远眺，充满了对崭新的跃马横戈的战斗生活的憧憬，他笑了。

　　

　　①《纪念邓择生先生》，见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12月版《天地玄黄》。

　　②据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鲁迅在广州》。

　　

　　






郭沫若传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十六

　　“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广东大学法科院热气腾腾，四川革命同志会正在这里举行欢迎郭沫若、李一氓等人参加北伐大会，阳翰笙的欢送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台上的那个头戴军帽，一身戎装，佩着刀带，精神抖擞的人身上，他就是郭沫若。接着由他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本质，指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呼吁必须联合广大民众一起进行斗争。他的话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一时间，人们对郭沫若参加北伐有种种的议论，尤其是要他做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许多人都以为是委屈了他。而沫若却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其实宣传科长一职十分重要，很有实权，当时已经开始排共的蒋介石（1887—1975），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国民党里又没有人可以胜任，现在由郭沫若担当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这本是周恩来的锦囊妙计，当他从阳翰笙、李一氓口中得知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即约沫若到家里来，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于是就决定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1885—1927）出面，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邓演达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另外还给了郭沫若一个行营秘书长的职位，军衔是中校。

　　眼下马上就要远征，数日来沫若既要出席北伐誓师大会，又要忙着应酬和参加欢送会。最使他感动的是，孙炳文特为他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并赠予“戎马书生”的徽号，这使他感到十分荣耀。左广州整整住了四个月的他，结识了许多新朋，遇见了不少旧故，一旦又要离别，实在也有点依依不舍。他会怀念这儿盛开红花的英雄树，会怀念在英雄树下并肩战斗的伙伴，不过他一定会做到在誓师大会上的誓词：“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部和江西以及福建、浙江的孙传芳（1885—1935）部进军。郭沫若是二十一日跟随总政治部离开广州的，这支连工作人员和夫役在内约有一千人左右的队伍，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诸如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样样都得管。出发那天，赶来送行的创造社的同仁们早就等候在黄沙车站，他们激动地挥手向沫若等人高喊：“等待你们胜利归来！”沫若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火车。翌日抵达韶关，即下车行军，翻越南岭，追踪以北伐军先遣队叶挺（1896—1946）独立团为核心的第四军。队伍每天在酷暑中行进，不怕日晒雨淋、餐风宿露，很快进入长沙。

　　政治部原先只备有两匹马，专供主任邓演达和俄国顾问铁罗尼（即塔伊罗夫）使用，一路上沫若都是步行的。到了长沙之后，才给沫若和俄国顾问的翻译纪德甫也配了马，可是沫若不会骑，常让给别人享用或驮行李。这个丢掉“戎马”的“书生”，却往往跑在队伍的前头替大家张罗宿营地，有时还为大家烧菜煮饭，怪不得他在给安娜的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也出乎意外。”①本来邓演达曾担心他一不能吃苦，二于军事是外行，现在看到他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一切忧虑都化为乌有。由于邓演达需要经常住在司令部参预军事谋划，他差不多把政治部的事情全都托付给了郭沫若。

　　

　　①见《北伐途次（四）》。

　　叶挺独立团突进到湖北咸宁，已经逼近武昌。沫若接到了邓演达的指令，带领总政治部先遣队紧跟而上。八月二十五日清晨过汩罗江，火红的朝霞映在江面上，沫若骑着马在江岸的浅山中颠簸，想起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跋涉过的路程，不觉豪情满怀，久无诗兴袭来的他，此时此刻竟在戎马倥偬之际吟得一首五律：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汩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①

　　

　　①《汐集过汨罗江感怀》

　　然而征途中并非时时都慷慨激昂，也有低沉丧气的当儿。一天晚上队伍走散，沫若与秘书李一氓继续在山间的田畴上赶路，暮色越来越浓，周围的山冈渐渐由深蓝化为黑影，好象在紧紧包抄过来。沫若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以来不曾有过的恐怖念头：怕附近山里藏着的吴佩孚的散兵，会乘着黑夜冲下来；又怕林中窜出土匪、强盗，前来趁火打劫。一路上胆颤心惊，好不容易找到歇脚的村庄时，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八月底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相继告捷，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国民革命军急需马不停蹄地去占领武昌。这里有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做，沫若一行即于九月初赶到纸坊南湖，把政治部临时办公处设在南湖的文科大学内。此地已进入敌人的大炮射程，武昌的城廓隐约可见。武昌本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墙高而且厚，都是用石头和砖块垒成。城墙外有碍防守的建筑物，已在日前国民革命军第一次攻城时被烧掉了，看来没有攻城炮，城墙是难以摧毁的。当时城下的国民革命军只拥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英寸口径的野炮，而城楼上的军阀部队却用从炮舰上拆卸的大炮，来加强他们的防御。面对这种境况，铁罗尼幽默地对郭沫若说：“K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沫若亦诙谐地回答道：

　　“或许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哩！”

　　要攻克武昌城，的确不容易。总司令蒋介石曾提议对于攻城士兵只许前进不准后退，后退者一律枪毙，但遭到了大家的否决。九月二日决定组织敢死队，准备在当晚借着夜阴爬上城去。这就需要大量的云梯，可是国民革命军没有工兵队，怎么办呢？只好把政治部当作临时的工兵队。沫若刚写好标语、拟就传单，现在又要立即派人到民间去征集梯子，然后还得将它们扎接起来，才能作爬城工具。他身先士卒，顾不上对这种活儿的生疏，亲自动手，居然也绑了三、四架。能将自己的汗水洒在攻城的路上，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夜暮降临，在南湖的一个空旷的大院内，墙上满靠着各式各样的“云梯”。沫若站在院中的高台上，在苍茫的夜色中向攻城的勇士们作了动员讲话。战士们怀抱着献身的精神，决意连夜拿下武昌城，他们当然清楚这样做代价将是惨重的，因此氛围异常悲壮。当夜未能攻克。五日夜间重又发动攻势，结果仍遭失败，死伤惨重。

　　次日凌晨，苏联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不幸在宾阳门饮弹身亡。平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从踏上征途以来，和沫若虽时常呆在一起，却很少直接交谈。但在这次参加攻打武昌城的晚上，临出发时他竟特别用力地拉着沫若的手，沉静而决绝地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忏语。沫若抚着德甫的担架，默默听着从现场归来的战友描述他牺牲时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哀思。一个往日与自己成天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伙伴，现在一下子就被无情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这给幸存者心理上的震动和负担可真难以承受，沫若生平还是第一次体验这样浓重的悲哀。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为这位亲密的战友购置了棺木、衣衾予以收殓，还特意将那颗致德甫于死命的子弹当作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晚间躺在床上，他回想着两个月来与纪德甫相处的日日夜夜，心里觉得空落落的，索性爬起来一口气做了四首悼诗，这才踏实了些。所作都是七绝，其中第三首云：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①

　　

　　①《汐集·悼德甫》

　　纪德甫牺牲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一时没有什么进展，沫若受命带领部分同志偷偷渡江去主持政治部汉口办事处的工作。当时的汉口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刚刚攻克不久，各种报纸依旧唱着老调，因而有必要在这儿压压周围敌人的气焰，壮壮革命的声威。沫若大刀阔斧地封闭了两家反动报馆，迅速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同时组织和加强民众团体，促使民气大大高涨了起来。这样前后只化了一个星期，整个市面便顿然改观。当然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