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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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民气大大高涨了起来。这样前后只化了一个星期，整个市面便顿然改观。当然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汉口码头工人将他们逮捕的工贼送交政治部办事处法办时，沫若坚决主张就地镇压，可是请示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却和蒋介石一样主张下令释放，并责备办事处“不懂策略”，批评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既然是感情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又何苦要占着职位干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差使，令人讨厌呢？沫若一气之下写了辞职信。幸好邓演达及时过来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沫若直抒己见，认为他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过于顾忌、妥协。邓演达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由他作主。
长时间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敌军已经弹尽粮绝，部分守军不得不开城迎降。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沫若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此时他正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他兴高彩烈地向代表们宣布：“今天敌军要开城迎降，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庆祝，合起来是六十节！”①会后，他想尽快将攻克武昌的消息告诉三镇市民，可是已经来不及发号外，也来不及打锣通知了。急中生智，他立即写了“攻克武昌，活捉守将”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里面，请司机沿着大街小道四处行驶。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街都是放鞭炮的，鞭炮屑把马路都垫高了。街上全是人，汽车只得慢慢的走。有人误将车子里的郭沫若当作活捉到的守将刘玉春，就拼命用石头砸汽车，以致车子的漆和玻璃都有损伤。沫若眼看宣传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将车开进小街，绕道返回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内的政治部办事处。②两三天后，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①《讲革命掌故》，1948年10月16日《华商报》。
②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战争时期调动频繁，十一月七日沫若刚刚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突然接到邓演达的电话，嘱咐速往刚攻占的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沫若二话没说，即于第二天与李一氓等人乘船赶赴九江。南昌攻克后，总政治部在那里设立了驻赣办事处，沫若随即又转道南昌正式兼任办事处主任。本来预定在九江工作两周即回武昌，不料被先后坐镇九江、南昌的蒋介石拖住下放。早在汉口时，蒋介石就曾托邓演达转告郭沫若，希望他能随同进发江西，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可是现在却无法脱身。蒋介石对他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每次接见都要起身相迎。一九二六年除夕，总司令部在旧督军公署餐厅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沫若亦在座。席上，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官话致词，声称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正在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一切听他指挥。席间竟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也居然默默领受而不加制止，沫若看着他那一对居心叵测的眼睛，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蒋介石的野心正在不断暴露，他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呢？
由于蒋介石不顾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反对，擅自挟持中央政府暂驻南昌，致使南昌和武汉实际呈现出分裂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一月初邓演达已去武汉，他在离南昌前夕曾约郭沫若谈了一次话，认为沫若已经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为了革命的前途要特别多加保重。不断经历革命烈火的锻炼，沫若在政治上确实越来越成熟，因而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他就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接信后不久即复示，对于沫若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来允纳他的要求。①
①牛生：《郭沫若的政治生涯》，1933年2月《社会新闻》第2卷第17期。
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却在乘机酝酿着更大的阴谋。他到处安插亲信，扶植反革命流氓势力制造事端，镇压工农革命力量。沫若把他此时此地的一言一行统统记入账内，且试目以待，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沫若义愤填膺，但他不知内情，仍希望蒋介石能制止暴徒的罪恶行径，因此曾以政治部名义报请总司令“免职查办”肇事者，蒋介石假惺惺地作了批示，然而只准登报，不准电告赣州付诸执行。这一纸空文，帮助沫若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虚伪的嘴脸。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差遣沫若上庐山视察阵亡将士墓工程，同时雇佣暴徒在九江制造了“三·一七”惨案，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捣毁。沫若当时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总以为他是“为群小所误”，不了解暴徒们的所作所为，因而急切地亲自去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可是接踵而来的，三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安庆惨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民众团体遭到袭击。沫若通过蒋氏手下的一名心腹，即安庆电报局长，探听到了原来种种惨案均系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揭开了，三月二十四日，沫若怀着异常愤慨的心情离开了蒋介石，他一定要用笔向民众揭露自己所了解的种种内幕。
其间，为了拉拢郭沫若，蒋介石也曾耍尽手腕。他秘密地委任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三月十五日在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声音不够大，还特地选中了郭沫若做他的传声筒。最后当沫若向他透露了要走的意思时，平日很少露出笑容的总司令，突然显得可亲起来，连声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沫若却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沫若自然不会真的答应他，只是独自在心里盘算着出走的计划。
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
总政治部派郭沫若往沪组分部，郭定有（念五）日起程。
实际上没有这样顺利。蒋介石虽已先期赶赴长江下游地区，但他留下了参谋长在监视郭沫若，总政治部周围布满他们的喽啰。沫若冒着风险去游说李宗仁（1890—1969），鼓动他在安庆举起反蒋的旗帜，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无奈对方优柔寡断，不能成事。如果这时总政治部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即使是一连人，沫若一定会亲自举事，遗憾的是现在他手中只掌握两支驳壳枪。
反蒋的风声已经走漏，必须火速离开安庆。沫若改装并化名“高浩然”，假充第三军参谋，由水路辗转来到南昌，借住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1886—1976）家中。三月三十一日，就在这东湖边上花园角二号，他躲进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间里，奋笔疾书，草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这篇檄文正好与当时听说即将发布的武汉中央政府免除蒋介石职务的命令紧相配合。脱稿后沫若即装入信封，在上面划了“·十·十·十”字样，以标明这是紧急军事文书，派机要交通员专程送到武汉，不久即在《中央日报》副刊上面世。①同时他也在江西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人们争相传阅，雄文犹如震天的号角，唤醒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一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偏重在理论上阐述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
①1984年9月8日笔者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在南昌的四天中，沫若目睹革命民众活捉伪省党部的反动分子，并且曾亲自挎着驳壳枪，参加去捕捉伪财政厅长，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强烈的革命刺激，使他亢奋不已。可是到了九江后，他才知道国民党中央还在一味与蒋介石妥协调和，连邓演达也居然责备他公开反蒋，诗人多愁善感的气质，不免又陷入了深沉的苦闷之中。叶落而知秋深，四月四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好象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这时邓演达在武汉频频催促沫若奔赴上海开展工作，沫若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命令。当他乘坐的小船途经石头城时，只见江岸士兵林立，空中旗帜飘扬，显然是在迎接蒋介石“登基”；远处一艘艘日本军舰在往上游航行，大概是去威胁武汉。顶着这股席卷而来的黑色风暴，沫若挺立船头自言自语道：“风哟，你能摇动我的船，不能摇动我的心！纵使是樯摧舵折，我也要向前迈进。”途中闻讯，派往上海工作的政治部部分成员已经到达目的地，并且在报上公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上海分部通告》，表明该分部已正式成立，不幸的是，很快遭到了心狠手毒的蒋介石的查封，十九名工作人员被逮捕。沫若心急火燎地写信给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请求他营救被拘留的同志们，说：“务望设法，或由兄出名，或另托沪上友人具保，使他们早日免掉缧绁之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①
①关山笛：《郭沫若与刘海粟》，《文化与生活》1983年第3期。
待到沫若秘密抵达上海时，已是四月十四日。这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三天，尽管是晴天，阳光却显得白惨惨的，街头白色恐怖的气氛尚未消尽。打扮成绅士模样的沫若，混杂在栖栖遑遑的人群中闪进内山书店，与李一氓等人接上头。当晚听周恩来介绍了上海的情况，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公开工作的余地，在征得恩来的同意后，于次日又离沪赴武汉，准备去与邓演达等人商讨如何组织力量打倒蒋介石。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一条题为《郭沫若之私事·如此而已》的报道，胡诌“郭沫若第二妻日妇，向郭索损害赔偿费，郭惧，携妾避匿”。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竟被化成如此这般的桃色新闻，真是可笑的杰作！
许多人都以为郭沫若大半在上海遇难了，没想到他又好端端地回到了武汉，而且正赶上第二次北伐。鉴于奉军南下，步步进逼武胜关，武汉政府不得不先起兵北伐张作霖（1875—1928），然后再回师东征蒋介石。此次军事部署以唐生智（1889—1970）和张发奎（1896—1980）为主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郭沫若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李一氓等人暂时留守武汉。四月底送走了出征的十万大军，帝国主义者威胁性的挑衅便一天紧似一天，在武昌和汉口的江面上，时常陈列着四五十艘外国炮舰；同时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宜昌的夏斗寅和长沙的何键、许克祥相继叛变，因此武汉的局面一度岌岌可危。沫若不断收到被蒋介石“清党”逼到这儿来的进步青年们寄来的信，他们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怎么也不会想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已经难于稳住革命的局势了，连沫若也在想：早晓得武汉成了这种样子，真不该跑回来，留在上海即使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失望象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自己，他常常望着黄鹤楼下的江水出神，心中每每生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颇为气愤地说：
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现在的所谓“领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底仇敌了。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甚么“幼稚”，甚么“过火”。几位投机的所谓“领袖”，被一些旧军阀底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①
①原信是写给黄慕兰的，后录入小说《骑士》中。黄时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
第二次北伐的主要战场在河南，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打败了张作霖。六月初旬，沫若往郑州慰劳前线将士。在军人们企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民众换来光明前途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中，沫若是有所感动的，不过他心中总在嘀咕：先打河南是犯了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