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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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命，为民众换来光明前途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中，沫若是有所感动的，不过他心中总在嘀咕：先打河南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应当乘南京政府尚未稳定之际，先挥师征讨蒋介石。在军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了鼓动军心的讲话，与大家一起议决：通电请求国民政府肃清河南土匪及军阀余孽的同时，立即讨伐蒋介石。
六月中旬，北伐军班师武汉，沫若亦与一直在前线督战的邓演达同车回到武汉，两人一同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幢房子里，对面的楼上架着机关枪在暗暗监视着总政治部主任。沫若见演达深居简出，苦闷得沉默无言，心中自然有数，这是因为极度不满意武汉政府的现状，尤其对于汪精卫（1883—1944）突然趋向反共更为愤慨，为此邓、汪两人曾发生过几次剧烈的争执：汪坚决主张反共，邓执意仍与共产党合作。几天后的一个夜里，邓演达终于悄悄地离开武汉去莫斯科了。不久，沫若从他的秘书手中接到一封他留下的信，写得十分沉痛。沫若何尝不是跟他一样，郁积着满腔的悲愤。回想起他出走之前，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清晨和黄昏时分，只听得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沉重的脚步声，沫若仿佛觉得一脚一脚都踩在自己的心窝里。现在捧着战友洒满辛酸泪的手书，他重新思考了今后的道路：武汉政府将何去何从，一时尚难断定，如果它真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流合污，那么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心在痛苦地战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新闻，题名《郭沫若将膺新命》，云：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业已编制就绪，昨经政治委员会议决：任令郭沫若为该军副党代表云。
其实郭沫若还同时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该军总指挥是张发奎，由于他在第二次北伐中有功，因而得以升任此职。七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在武昌旧督军公署参加张发奎就职典礼。会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训词，指手画脚，拿腔拿调，借题大骂共产党，脸上充满了杀气。接着孙科（1891—1973）代表国民政府致训词，别有用心地将“联共”篡改为“容共”，谁都知道“容共”实际上已成为“反共”的同义词。当时叶挺镇定自若地留心听着；贺龙（1896—1969）听得忍无可忍时就做个鬼脸；郭沫若却很潇洒地在读壁上的标语，从这条到那条，往返重读着，对汪精卫之流的训话听而不闻，但他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个信号！
武汉的时局每况愈下，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竟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从此“宁汉合流”。沫若密切注视着这一切，觉得事态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朗。七月底他随张发奎所部来到九江，住在鄱阳湖烟水亭内。这时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正在庐山开会，密令缉拿共产党员、群众运动领袖和各方面进步人士。眼看共产党的许多负责人都往南昌汇集，沫若便向中共九江市委负责人也表达了愿往南昌去的意图，党组织劝他不用急，且看看再说。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将有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他渴望入列，他引领待命。
十七
果然，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云集在南昌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北伐军中受共产党影响的三万余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纪元。枪声在召唤郭沫若。三日，他与张发奎商定解散了政治部，张发奎邀请他同往日本去，他谢绝了，而决定与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人奔赴南昌。当晚，他们乘坐两辆手摇车急匆匆地上了路。黑夜如漆，不见星月，沫若的意念中却似有一颗“北斗星”当头闪耀着，为他清楚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往的惆怅、悲愤一扫而光。他的胸膛里吸满了清新的空气，感到十分熨贴、舒畅。他无声地笑了，尽管黑暗中潜伏着万般险恶，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举起了革命红旗的圣地。
第二天早晨过了德安，他们在南浔路上继续前进。铁轨闪亮、坦荡，南风馥郁、沁凉，田园青翠、妩媚，一路上总还顺当。可是到了九江和南昌中途的涂家埠车站，突然遭到由南昌败下阵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顿时乱拳飞腿交加，把沫若从月台打下轨道，又拉上月台打倒在地，扭断腰间皮带抢走了手枪，连衣服和日记本都被掳光。同车的李一氓，也被踢伤在候车室里。待散兵走后，他们挣扎着爬起身来，与后到而幸免于难的阳翰笙、梅龚彬会齐，重新登上征程。笑谈此次遇险，戏言谑语不绝于口，居然七嘴八舌地凑了一副对联，是沫若出的上联，叫做“郭主任背腹面受敌”；翰笙等人马上交口对出下联，乃曰“李秘书上中下俱伤”。①大家哈哈大笑。
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傍晚赶到赣江边，隔江可以望见南昌城，糟糕的是恰逢大雨滂沱，江水猛涨了两三尺，茫茫江面上不见一只船影。众人徘徊、焦急，一筹莫展。沫若提议：“凫水过去。”凫水？谈何容易，一氓、龚彬都是旱鸭子，翰笙也只会狗爬式，这么宽的江面，波涛翻滚，怎么过得去？沫若略加思索，决定先和翰笙泅渡过江，然后再来接余下的同志。他鼓励翰笙说：“你大胆地跟着好了，在我旁边，游不动时我拖你一下。”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开来了一只小船，上面有人在招呼：“哪一位是郭沫若同志？我们是贺龙贺总司令派来的，请你们过江。”原来是，沫若在涂家埠车站时，曾挂电话请牛行车站通知了南昌。①
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
沫若一行于夜半时分安抵南昌，在起义军军部与贺龙、周恩来等人重逢，彼此紧紧拥抱，显得格外亲切。沫若笑谈途中狼狈情景，众人即表深切慰问，贺龙、恩来各赠以军服和内衣。这时沫若才了解到“八一”起义的详情，知道自己不仅忝与宋庆龄（1893—1981）、邓演达、谭平山（1886—1956）、贺龙、恽代英等同被列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同时还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由于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在调兵遣将包围南昌，起义部队已决定撤离此地，取道赣东过福建入潮梅，再经海陆丰直取广州，仍以东江为基地，重新组织力量，待机再度北伐。军情急如火，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沫若连稍事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带着疼痛、疲乏的身躯和充满幸福的心情，甜甜美美地睡了一夜。
五日清晨，沫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起义部队进军广州誓师大会上，会后即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谭平山、张国涛（1897—1979）、李立三（1899—1967）、吴玉章（1878—1966）、林祖涵等率大军离开南昌，冒着烈日溽暑，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火伞一般的骄阳当空照，咸滋滋的汗水流在伤口上，麻辣辣的，而沫若并不怎么介意。他一面走，一面吟着自己新做的诗，有时也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和《少年先锋歌》：“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绵绵山路和持续高温增加了行军的艰难，这就更需要宣传鼓动。部队在临川休整四天，加强了军内外的政治宣传工作；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也使士气高昂了不少。当队伍在细雨濛濛中继续前进时，沫若的口中又吐出了新篇：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铁甲满关山。①
①见萧克主编：《南昌起义》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
蒋介石探得起义部队麾头所向，急令盘踞两广的李济琛（1886—1959）设法堵截。李部倾巢而出，兵分三路，分别以黄绍竑（1895—1966）、钱大钧、范石生为总指挥。起义部队过宜黄、广昌、宁都、石城，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待到壬田时，才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初战很快告捷。我军尾随敌后，于二十七日一举攻占瑞金县城，逼得敌军主力退至会昌。沫若白天忙着召开祝捷会，晚上还要协助举行提灯会，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他听说孙中山当年北伐时也曾在此驻军一个多月，因而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大。
会昌之战是南征途中的一场硬仗，大破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这个战役结束之后，郭沫若与贺龙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的一天，在瑞金河边的小学里，党组织为他们举行了入党仪式：小学教室是简陋的，挂在墙上的红旗辉映着壮严肃穆的光彩，沫若湿润的双目盯着红旗上的镰刀和斧头，他那握过狼毫、执过马鞭的右手紧握成拳高高举起。张国涛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领呼誓词，沫若、贺龙都表示要努力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好党员。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都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①当沫若紧紧握着入党介绍人周恩来、李一氓的手，和他们热烈拥抱时，激动得声音都有点唦哑，他感到他们的心已融合成一体了。
①据张侠：《南昌起义研究》第379—3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自从加入共产党之后，沫若的精神比以前显行更加饱满。每到一处，他总要尽力接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队伍在他的祖籍福建汀州逗留时，他曾与恽代英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报告会，热情宣讲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和起义军所取得的胜利，一开口就说“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他的这种和蔼可亲的态度和诙谐有趣的语言，激励了许多青年对革命的热切向往。沿汀江而下抵达上杭后，他在西校场军民联欢大会上抱病演讲，大谈一路上如何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讲完后禁不住捧着肚子跟身边的同志开了个玩笑，说：“哎呀，我肚子痛得很，看来也要落花流水了。”这是实情，当时他染上了赤痢，脸色苍白，身体也比以前消瘦得多。幸有女战友彭漪兰（即安琳）关心照顾，一路上为他寻医找药。两人的情愫油然而生，一时陷入了热恋之中，沫若并不讳言：“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后来他在安娜面前也承认了他与安琳的关系，安娜问他“既是爱，为甚么不结婚”，他坦然答道：“唯其爱才不结婚。”然而他是永远不会忘记她的。①
①《海涛集·离沪之前》
在上杭小住期间，沫若在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军部参加了政治工作会议，与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徐特立（1877—1968）等人共商如何改进工作以适应新的情况，恩来还谈了我军宏伟的远景规划。不过随着大军的前进，新的问题也不断在产生。九月中旬，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潮州、汕头，竟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英、日、美、法等国的军舰纷纷窜到汕头海面上来，日本陆战队甚至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而上岸逞凶，英国水兵也以维护教堂的尊严为理由登陆肆虐。这是革命委员会始料未及的，因为我们的部队一向在内地活动，从未遇到过对外关系问题。此时此地到哪里去觅外交人才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郭沫若，他懂外文，又在日本留过学，而且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理所应当派他去汕头与洋人进行交涉，这样他就又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汕头交涉员兼汕头海关监督。沫若到任后，还接管了原由国民党右派势力掌握的岭东《民国日报》，将它改名为《革命日报》，用周恩来一九二六年任东江行政主任时亲笔题的“革命”两字作报头，自任主笔，亲自撰写了《红军进入了汕头市》一文刊布于报端，宣传起义军继承革命传统，与蒋逆、江逆不共戴天，誓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按原定计划，起义部队本打算在汕头建立新的国民政府，争取国际援助。不料形势急转直下，敌军从四面分围合击过来，其主力已先我占领揭阳、汤坑间一带有利的山地。九月二十六日，郭沫若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彭湃等人在揭阳召开军事会议，由于不明敌情，以致错误地部署了进军计划，使我兵力在汤坑一战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并且迫不得已放弃了汕头市。
十月初，起义军领导机关与从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普宁县境的流沙墟会合，受到了当地农民协会的热情接待。沫若喝着农民为他们煮的热乎乎的稀饭，瞧着高高飘扬的农民协会的镰刀旗，想着从潮州转战汤坑、流沙以来的日日夜夜，感到惊险但并不恐慌，他意识到军事上虽是失利了，然而革命的种子已经在农村生根发芽，这是深入，是发展。他的眼中闪耀着坚毅的光芒。
楼台倒映涵虚碧，旗帜高扬似火燃。
一夕汤坑书附羽，千秋英烈血喷烟。①
①《在潮安》，1965年7月3日《广州日报》。
这段小史令他终生难忘。
六日午后，在流沙天后庙里，沫若出席了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召开的起义军领导成员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战事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同时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起义军放弃潮汕，抽调一批领导成员秘密去香港和上海，余部转移到海陆丰，去组织工农红军并建立苏维埃政权。身患疟疾病得连稀饭都喝不下的恩来，已经为战友们物色了好些当地农会会友作向导，以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奔赴香港或上海。这时谍报员仓惶报告：在镇外的山头上发现了敌人的踪影。贺龙立刻派出队伍迎战，领导机构也迅速开始突围。沫若带领总政治部人员走到山脚下，四周一片敌军“杀！杀！杀！”的狂喊和枪弹“嘶嘶嘶”的怪叫，看来一场遭遇战迫在眉睫。总政治部人员大都赤手空拳，只有军事教导队的三十几位同志是全副武装的，并不很懂得军事的郭沫若当机立断亲自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