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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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年人的要求，沫若是有求必应。他为王亚平的《都市的冬》题签书名，为张白衣的《信号》、甦夫的《红痣》、张天虚的《铁轮》、周而复的《夜行集》、金祖同的《甲骨文辨证》、杨凡的《文学论》等书作序，为丘东平、臧云远等人审阅、修改文稿，为冯和法、陈文彬等人筹办“不二书店”提供书稿。他认定“青年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是青年的产物”，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故关心、爱护、提携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当他知道邢桐华懂俄文，便对他说：“《战争与和平》我不想再译下去了。我只从英文参照德文来译，你就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下去吧！”邢桐华表示愿意一试。于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的《质文》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登了这样一则预告：
《战争与和平》……前由郭沫若先生英文译至中文，惜功成半途而罢！现在郭先生愿将自己权利让与邢桐华君，俾从原文直接翻译，完成翻译界壮举。邢君现根据比留考夫监修托尔斯泰全集，苏联新版托尔斯泰全集，并参照英日译各种全集，着手翻译。
遗憾的是，结果邢桐华未能真正接译，直到四十年代初，才由他的朋友高地完成了这桩译事，斯时郭沫若对高地也同样给予了支持。
当郭沫若如此不遗余力地栽培年轻一代的时候，鲁迅不顾地域的暌违，也于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从上海来信、来稿，鼓励和支持杂文社的青年朋友们，主张左翼文艺界都应当大力加强团结，并表示要与郭沫若携起手来一同对敌。他在信中还说：看见郭沫若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因为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压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已经很难发表出去，这时候郭沫若能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那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①鲁迅这封给杂文社的信曾由魏猛克送给郭沫若看过，沫若心悦诚服，报以会心的微笑。东京的文学青年们见到这两位“五四”新文艺运动的旗手和闯将互通音信并致意，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也积极支持沫若的事业，听说他早就怀有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志向，留学生们曾为此发起募捐，每人自愿资助日币五元，作为该书中译本的印刷费。②可惜当时国内没有一家书店敢冒这个风险，以致未能如愿。
①据猛克：《关于左联的一些回忆》，《湘江文艺》1978年第10期。
②据笔者1982年12月30日访问罗永麟谈话记录。罗是当年在日本的留学生。
“心有灵犀一点通”，鲁迅关心在日本的文学青年，郭沫若也在关心国内的文学青年。就在鲁迅与杂文社书信往来不绝期间，沫若也在频繁地与上海《宇宙风》杂志的编辑通信，同样一再强调：
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彼此有错误，可据理作严正的批判，不要凭感情作笼统的谩骂。（以前的左翼犯有此病，近因内部纠正，已改换旧辙矣）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意见，你们如肯同意，我决心和你们合作到底，无论受怎样的非难，我都不再中辍。①
①见《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第2期。
这时“左联”已宣布解散，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另行组织了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沫若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沫若与众多青年联系，势必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几乎他走到哪里都有穿黑西服的人尾随在后。炎夏，他跟妻子儿女去太平洋畔的浪花村岩和田避暑，只不过小住十日，居然也有刑士在跟踪探头探脑地窥视。他从报上获悉周岂明（作人，1885—1968）亦在江户小寓，日方礼遇甚殷，时有宴请，这与自己的生活恰成鲜明的对照：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这说明什么呢？他下海浸了一会儿，没有风，浪头倒不小。人们往往爱说“无风不起浪”，其实熟悉大海的人方才知道，大海惯爱无风起浪。忽然他的脑海中涌出了两句诗一样的文字：
举世浮沉浑似海，了无风外浪头高。
他洞察到了生活的底蕴：在大风大浪中奋臂搏击固然是一种考验，于无风处劈波斩浪也是一种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一种考验更为严峻。
二十三
一九三六年春，东京街头坦克车在结队游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华后备军正在紧急行动，战争的风云密集于中国的上空。郭沫若虽然难以及时打听到国内有关抗日的种种新信息，诸如：东北义勇军在汤源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以杨靖宇（1905—1940）将军为总司令；陕北红军组织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发表《东征宣言》，随即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驻守太原，调集兵力予以堵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但他从此间各种突兀的迹象大体亦有所察觉，他已经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连日来沫若的心情烦躁不安。前几天他在东京街头的一家鳗鱼食堂内，曾听到收音机里在播放恼人的日本军人的演讲，什么“……满洲……支那……膺惩……不逞……非常时……帝国……”，这些词儿象流弹一样向他的早已破了的鼓膜打来，尽管听得不甚清晰，不过大意尚能捉摸得到。这种刺耳的音响仿佛一直在耳边萦绕。
对沫若说来，一天中唯一比较轻松愉快的时刻，是午前九点前后，因为这时候邮差要来，会送上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友人的信件以及刊物。这是五月的第一天，他随手翻阅邮差刚送来的日本《世界知识》二月号，见卷首刊载了一组照片，冠着醒目的标题《镜头上看见的支那共产军》。他本能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借题发挥了。细看那些照片，其中有一幅：前面，两个青年赤裸着上身，双手被反剪在背后，颈子上高高地插着一根标签（看不清上面写的人名和罪名），两脚都锁着铁镣，而他们的面部表情却是从从容容，泰然自若。后面，三个荷枪的士兵在监视着；旁边，一个头戴铁盔、身穿短打的便衣人员，当是刽子手，他带着一脸的嘲笑，用手杖指着青年脚上的铁镣。显然，这是共产党员被捕后押赴刑场的镜头，可是刊物的说明文字却写着“被共产军捕住而强迫他们投降的住民”。再看另外几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也都与实际内容完全相反。这不是故意歪曲吗？已逾不惑之年的沫若，激起的爱国义愤丝毫不减当年。被帝国主义的狂涛恶浪席卷着的母国哟，幸亏有象照片上的这些共产党员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海堤在保卫着她！沫若轻轻抚摸照片上遇难同志的头颅，心中升腾起崇敬之情。
母国的形象岂容歪曲！他想到日本《文艺》杂志编辑部的约稿，要他以“作为日本文学课题的，支那”为题，做一篇关于怎样描写中国的文章。此时此地，他觉得从日本人口中吐出的带有蔑视意味的“支那”这个词，显得特别刺眼，就象个死苍蝇似的，简直叫人恶心，必须将它从标题中挖掉，而代之以“我的母国”。文章一开头，他郑重其事地声明：
我不想叫我母亲在那儿生下我而且把养大了的“中国”为“支那”，固然，我不是世间的所谓国家主义者。
但是我也不想在爱国者的一件事上而落人后。为着“弱”就是罪的原故，我的母国正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危难。为着她，就是在这一瞬间要我舍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顾惜的，我时常这么想着，也许仅是这种意趣是可以代表中国。①
①原稿为日文，中译文见上海《文学丛报》1936年7月第4期。
是的，没有这种意趣，怎么配称炎黄子孙？沫若为母国悲哀，同时也为母国骄傲。母国的真情实况到底是怎样的，沫若心中自然有数：“在那儿正有着伟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俨然的现实活着，在那儿有从被战车，坦克车轧杀着的大地的心底迸发出来的铁流的浩荡，有多次新生机的胎动，阵痛，流产，……”他写到这里，多么希望日本作家和广大人民不要受他们统治者的蒙骗，他敦劝他们“在将中国当作课题之前，积蓄关于中国的体验，是第一条件。如果想积蓄体验，跨过黄海去，至少对中国生活有一年或两年的修养”，否则就休想写出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实身影。
在战火中挣扎的母国，她的每一声呻吟、每一个举止，都牵动着沫若全身的神经。眼看抗日救亡的声浪弥漫全国，并且横溢到了国外，与政治方面有人建议组织国防政府相呼应，在文化方面又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他想起不久之前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曾听任白戈说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当时心中不免有些犯疑：“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这是因为他对“国”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的，而他对蒋介石是够憎恨、厌恶的了，笼统地谈“国防文学”岂不是模糊了阶级阵线？因此，有人约他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他一时多所顾忌。一天，质文社的林林来访，兴冲冲地带来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他在东京神保町青年会从国内寄来的书报里，乘着人手杂、邮件多捡来的。很久没有得到党的消息的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贪婪地读着这份印在淡红色纸张上的《八一宣言》，顿觉拨开云雾见青天。宣言指出：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迫在眉睫，因而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立即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沫若还看了季米特洛夫（1882—1949）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细细体会《八一宣言》的精神，终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理出了主线，明确了目前的中国民族矛盾已经超过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全民总动员，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文化战线也必须总动员，作为意识形态有力斗争工具之一的文学，当然也要纳入这一斗争行列，因而提出“国防文字”的口号应当说是及时的，他从心底里表示拥护，这时他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①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国防文学”的口号原是周扬、夏衍等人提出的，当时没有来得及和鲁迅商量。同是出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和茅盾、胡风（1902—1985）等人也酝酿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们曾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①，以致未能如愿以偿。两个口号都各有一批赞同的人，双方论争十分剧烈。郭沫若起初认为没有必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他是站在“国防文学”论者一边的。一九三六年六月间，他连续写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两篇论文，鼓吹“国防文学”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是“积极的反帝运动”吹起的军号，对担心提倡“国防文学”会堕入“爱国主义的污池”的错误论调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倘若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那样的爱国主义才是“污池”，而如果爱的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样的爱国主义只能视为“炼狱”。鉴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自身的缺陷，沫若还特意申述己见作了补充：
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为了与朋友们进一步交换意见，七月十日沫若又以“国防文学”为专题，跟陈北鸥、任白戈、林林、张香山等质文社同人举行了座谈。他在发言中强调“国防文学”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含义更广，前者包括了后者，因此后面这一口号“如果在国防文学问题的内部提出是对的，如果同国防问题对立起来自然是错的”。
对于郭沫若的这些看法，鲁迅非常重视，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篇万言长文中，诚恳地表示“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
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不过，他也持有异议，比如，他指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由于鲁、郭之间长期以来时有笔墨纠纷，再加上这次关于文学上两个口号的意见分歧，一些反动政客和文人便乘机挑拨离间，飞短流长，妄图破坏和分裂他俩的关系。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反动杂志《中外问题》（其前身为《社会新闻》）第十六卷第四期上，置于《党政秘闻·文化情报》专栏的显著地位刊载的《郭沫若与鲁迅》，居然扬言“文坛上没有两把并列的交椅”，鲁、郭绝不会“释嫌为欢”，这些家伙巴望能“坐山观虎斗”，眼见他俩落得个“两败俱伤”。
事情果真有点麻烦，东京的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