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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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过半月，沫若于十一月初泛舟武夷九曲溪进入福建境内。武夷山一带的“崖崖壑壑竞仙姿”使他迷醉。这一段路皆舍车乘舟，为的是想体验郑成功当年由水路行军的滋味，当然郑成功是在海上行舟，颠簸一定更加剧烈。至福州小憩后，沫若即乘汽车途经莆田、泉州赴厦门。在泉州时参观了开元寺，寺内大殿中有铁香炉一座，重千斤，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所献。遗憾的是，五里桥头附近郑芝龙旧邸已无踪迹可寻。
到达厦门之后，下榻鼓浪屿。沫若对这个美丽的岛屿充满了兴味。第二天就急不可耐地参观了郑成功纪念馆，他聚精会神地观看了每一件陈列品，由于有的画挂在墙上，看不清上面题的字迹，他便讨来了靠背椅，借助人们的扶持，站在椅子上仔细地辨认、琢磨。一位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古银币，据漳州民间传说称它为“郑成功大元”，可是因为缺乏考证，所以不敢贸然将银币公开展出。沫若拿在手中反复鉴赏，只见正面铸有“漳州军饷”四字，下方有一花押，后背有“十足鈫银”的字样。但这花押系由何字组成，当时他辨认的结果，认为是“成功”二字。这天晚上，他为银币上的花押颇费思忖，久久不能入眠。
日光岩就在鼓浪屿上，上面筑有郑成功练兵的水操台，为要攀上顶点，沫若汗流浃背，脱剩一件衬衣，仍不畏艰险地拼命往上爬。登上日光岩，他在郑成功留下的屯兵遗址等古迹畔仔细考察了一番，好象亲眼看到了“国姓爷”率领数万将士，山呼海啸般操练的壮景。
访问厦门大学时，沫若与文史方面的教师一起座谈了有关郑成功研究的问题。他肯定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一个壮举，说：“如果把它写进剧本，照我想，其情节之生动，气魄之宏大，当不亚于《甲午海战》。”会上讨论到“郑成功大元”，陈文松副教授端详了摹本，比划了一下，说道：“郭老，那花押应该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书。……”沫若听了，欣喜若狂，一迭声说：“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他马上起身走过去与陈文松紧紧握手，对他的大胆创见表示感谢和赞美，并把他的姓名记在本子上。①
①据杨云：《日光岩下的怀念》，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郭沫若闽游诗集》；朱海谛：《郭老访问厦门大学》，《福建文艺》1979年第4、5期合刊。
以后的几天中，沫若上过炮舰，访问了守卫海疆的战士；到过云顶岩哨所，大小金门岛在望远镜下就如同在眼前，怎不叫沫若格外为一海之隔的同胞们揪心？半个月的厦门之行，给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丰硕的收获。“郑成功大元”引起了他强烈的探索兴趣，后来路过上海和回到北京后，他还千方百计去找有关资料进一步钻研，并与有关人员共同探讨，终于写成长篇论文《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据此将中国自铸银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两百年。这是创作电影剧本的副产品，为一大意外收获。
厦门之行更激发起沫若出外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的兴致，一九六三年他又偕同立群去广西桂林、柳州、阳朔等一带，写成诗词《广西纪游二十六首》；再一九六四年，他又去访浙江天台、雁荡山、温州、金华、南湖等地，赋得诗词若干首；接着又与立群一起游黄山，作《黄山之歌》等，夏天又游览了广州白云山，诗亦没有少作。总之，每次出门，沫若都有诗词满载而归。
不料沫若游黄山的诗竟引起了老舍的极大兴趣，他也游过黄山，写了八首诗，特用大信封装起来，一天上午请人送给沫若去看。沫若读了赞不绝口，连立群喊他吃午饭都全然没听见。下午外出开会时，他怀里还揣着老舍的诗，时时回味诗中的佳句，因此会议一结束，便立即驱车前往老舍家。过去在重庆时两家人家一度往来甚密，现在彼此公务多，一年见不上几次面。今天令老舍、胡絜青夫妇想不到的是，沫若会冒着大雨来造访。主人赶忙迎客进屋，端上热茶。沫若说：“您的黄山诗写得太好了，拜读以后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尤其《黄山奇》一首。我更喜欢。”说着，便掏出诗稿，用他那略带川腔的普通话高声朗读了起来：
人间多少佳山水，独许黄山胜太华。
云海横空潮海浪，天峰绝顶落松花。
千重烟树蝉声翠，薄暮晴岚鸟语霞。
怪石飞泉诗境里，溪头吟罢饮丹砂。
老舍十分感动，谦逊地说：“郭老，您是革命老诗家，我这几句歪诗实在不值得您如此夸奖。您的《游黄山》、《黄山之歌》才是真正的诗哩，就拿《黄山即景》一首说吧——”他用道地的北京话朗诵道：
松从岩上出，峰向雾中消。
峭壁苔衣白，云奔山欲摇。
沫若笑道：“小玩意儿。”老舍诚恳地说：“就这四句，也比我的立意高，构思精巧。”沫若频频摇首，他重又展开老舍歌咏黄山的诗稿，微笑着说：“我要请您在这上面签名盖章，以志纪念。”老舍爽快地答应了，胡絜青连忙取来图章、印泥，老舍认认真真地盖了章，然后双手奉还沫若。待到沫若返回家中，正在饮酒剥食立群为他准备的清水螃蟹时，又收到了老舍遣人送来的一首诗，后面落款是“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①诗助酒兴，这天沫若虽独酌，却仿佛在与老舍对饮。
①陆文璧等：《诗情与友谊》，1982年3月3日《解放日报》。
这期间，沫若很少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和文章，然而关于评介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他却写了不少，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发表《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九六四年以后，差不多每有毛泽东诗词发表，他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这方面他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他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鉴于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六月关于文学艺术问题先后作了两次批示，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并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话总该是对的吧，但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沫若，他对毛主席所说的并不怎么理解，觉得很难讲什么话。可是“党喇叭”突然闷声不响，恐怕也会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借助毛泽东诗词做做文章，既尽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又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都稳当，何乐而不为呢？
郭沫若传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经历次政治运动淘荡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立刻感到一股凛冽的寒风自上海刮来。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又引起纷纷议论。批判锋芒所问，由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到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数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示众，善良的人们都象惊弓之鸟，专家、学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沫若看到乌云正在头上聚拢，一场暴雨就要兜头倾下，那些才长出来的青枝绿叶，将被冲得叶败枝残。但自己无力抵御，只得挺直腰杆，迎上前去。他清楚，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中，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必须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冲刷自己身上残存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泥污。他愿做一个自觉改造、严于责己的作家和学者的典型，在炼狱之火中，不断锻炼出一个纯净的新“我”来，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应该把自己的著作都烧掉。他当然明白，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想躲也躲不过，痛苦与迷惘救不了自己，与其被动地做批判的靶子，还不如早些自我表态来得干脆。
然而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面前，沫若觉得不用过分掩饰。一次他与叶以群、陈明远相晤，谈到明远已把沫若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潮》，问该如何处理，沫若带着痛苦的声调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精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①他多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光，教年青人一些“防身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一九六六年一月，当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候，沫若经过再三考虑，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递呈了一封信，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①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信中充分表达了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确实，在老朋友吴晗、田汉、翦伯赞一个接一个成为批判的靶子时，他怎能不感到兔死狗烹的悲哀？
二月，林彪勾结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四月中旬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公布了它的主要内容，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四月十四日沫若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并检查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这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沫若一时顾下上这许多了，他感到弓拉得太紧了，实在需要稍稍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建国十多年来，他多次想回家乡去一下，却总因种种公务纠缠，脱不开身。这次他下了决心，先到成都，然后转回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谁能料到沫若在成都附近才考察了近两周，尚未来得及回到沙湾与姊弟们一晤，即于五月一日晚被北京来电召回了。显然，这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哪儿还容得他回老家探亲？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年八月，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沫若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想尽力“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因而只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六七月间，沫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被选为会议主席。七月四日他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讲话，强调文艺应该是“战斗的文艺，反帝的文艺，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艺”。在讲话的第四、五部分，他还向各国作家代表们介绍了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说这是一场“保证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矛头并非针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针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时，北京大学专门开辟出的屋子里，已经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只是因为毛泽东亲自下令要加以保护，他才未直接挨到批斗。①本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是随便可以加诸于人的，彭真、陆定一、吴晗、田汉、翦伯赞等老战友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沫若并非不清楚，可是既然党中央都批转了文件，要文化部等彻底干净地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沫若难道能公开唱对台戏吗？官样的文章必须照样做，不然特令的“保护”也会取消。沫若心里充满着矛盾。他生平最厌恶、憎恨虚伪造作，不过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想“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②
①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收获》1979年第5期。
②见陈明远：《怀念郭老师》。
八月，沫若两次到上海参加外事活动，这位“接客先生”是身不由主，不得不强颜欢笑，激昂慷慨地发言：要投身到当前的斗争中去，要加紧改造自己，内心深处却对这场突起的风云变幻，十分的捉摸不透。月初，正是他在上海时，数月前刚见过面、谈过心的叶以群，因忍受不住残暴的迫害而跳楼自杀了。接着二十四日，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他亲密合作的战友老舍也受不了侮辱与鞭笞，投河身亡了。夜晚，沫若独自坐在藤椅上，虽是八月“秋老虎”的天气，他却觉得阵阵寒气逼人，与立群默坐相对无言。他知道她在为老舍心痛得刀绞似的，为絜青牵肠又挂肚，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呜呼！当沫若获悉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这是他自一九六五年九月惊闻抱石突然病逝的消息后，又一次为中国美术界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而悲痛不已。他只对秘书说了这样两句话：“无论如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