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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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狗》，见《女神》第2辑。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第2辑。
沫若的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以单行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在《序诗》中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很快就找到了千百万与诗人的“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人，点燃了他们胸中革命的火焰。沫若为诗坛竖起了一座丰碑，“《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①！正是这永生的女神，弹拨着时代的琴弦，鸣奏出雄浑遒劲的乐章，激励着我们的民族掀翻旧世界的筵席，冲决一切罗网，向着“至高的理想”挺进！
①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4号。
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①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①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部分。
①《三叶集》第79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以文会友终究不如直接晤面。一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午前，沫若正在厨房里边烧水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车过二日市，他们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青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啾啾的鸟鸣，大自然供给了无穷无尽的诗料，他们时而触景生情，即兴占吐。沫若于此颇悟得了些诗的妙诀，忙不迭地对寿昌说：“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
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①
①《梅花树下醉歌》，见《三叶集》第160页。
两人还一同“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①。当时沫若和寿昌的确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就在这次相会期间，他们曾在沫若家的小楼上对座共读了这两位作家的不少作品，并交谈了各自赞赏的篇章。
①田汉：《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6月号。
这次与寿昌相聚，仅仅六天就分了手。初交撒下的友谊的种子，必将破土发芽、开花结果。为了让白华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沫若便赶紧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他。郭沫若、田寿昌和宗白华，恰似三叶草的三片叶瓣，彼此并蒂矗生，相互依存，后来由寿昌提议将他们三个月来的二十通书简结集公诸于世，沫若特取《三叶集》为书名，以三叶作为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被田寿昌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这部通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这三个有为的青年并肩跃身文艺新潮的心声和足音。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年五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三、四年内竟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①。
①《凫进文艺的新潮》，1945年7月《文哨》第1卷第2期。
九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①“五四”以后，我国文坛新潮澎湃，健者云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一出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起开始的，但在“五四”风云人物的队伍里，他是后起之秀，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就是周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刘半农（1891—1934）、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诗坛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沫若的诗作络绎不绝地在《学灯》上揭载出来，有时一首诗连载两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着，《民铎》、《学艺》、《少年中国》等杂志也开始刊载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②，“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③。
①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潮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交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交。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