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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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糊满所有的墙壁，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1957年的红色的5月、黑色的6月、灰色的7月！
5月19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光辉一页的重要日子，当《红楼》才子们畅述友情、抒发诗意、激扬一腔离散之情的时候，竟把它确定为“不思分离，却竟分离”的难忘祭日，于是在温柔的梦乡般的北大生活记忆里，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红楼》终于出现了“阶级异己分子”。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的决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他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则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得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十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象。四十一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三十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的面临如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分子！她于是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五一九”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从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只穿着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地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他在轮椅上度过了意志执着的晚年！但他却带走了千万北大人的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怀念。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16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翻倒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指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此前男声震耳欲聋、声嘶力竭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匆庸再问。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日凌厉，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中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甘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来之有目的的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
而俄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杜嘉蓁，以“杜真”之名写诗《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和《是时候了》，驳斥“向左、向左”者！
口战之后，文战继续着！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16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舍里读线装书，却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8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7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
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继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18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8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9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如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讲了几句盲目的乐观，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五七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坚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在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饭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12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分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罹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红楼》第2期一次就发表了他六首《大学抒情》。这天我与他的圆明园之晤，如果被人发现，便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