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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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牧的三儿子。因李威看到萧也牧临别时的颓丧情景，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他同父亲做伴，顺便照料父亲的生活。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跟上挨整的父亲，开始饱尝人间的冷暖和白眼。
刚到黄湖时，大家都有一种新鲜感。换了个农村环境，给受审查的人创造了一种除旧布新、从头做起的气氛。有段时间，萧也牧的情绪也很昂奋、乐观。虽然他担任的“牛鬼蛇神”队伍领班这个并不值得羡慕的角色，这个时候因大家都分散到各班排劳动而无形中被取消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4月的大别山下，春回大地。干校的水田里，开始了犁田、平地、育秧。几套水牛由农工赶下水田，萧也牧也挽起裤脚，跟着跳下水田，想学习赶牛耕田。他虽然生在南方鱼米之乡，但从未干过水田作业，两手又没力气，摔了好几跤，滚了一身泥巴。他没有泄气，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
不久，我们的劳动做了一次分工：我和陈斯庸等人是强劳力，分到大田班；萧也牧、叶至善、罩必陶等人作为弱劳力，被分到牛组放牛。少数人已被“宽大处理”，分散住到“革命群众”的宿舍，萧也牧、陈斯庸、严绍端、李庚、马振、杨永青和我等十多人仍集中住在“牛棚”里。白天，各到各的岗位去劳动，不常见面，晚上才得到各自的消息。不断听人说，萧也牧因身体虚弱，步履蹒跚，连放牛也难胜任。放群牛时，牛撒欢奔驰，他跟不上，常被落下半里之遥，望牛兴叹；放独牛时，因两手无力，拉不住缰绳，只能接上一条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让牛围着自己转圈吃草，由于活动范围限制，牛吃不饱，肚子经常是瘪的。为此，萧也牧经常受批评。年终评审时，说他劳动表现不好，原先答应过给他的探亲假也被取消了。这年，“牛棚”里没有一个人能回北京探亲。萧也牧曾想早点“回到人民怀抱”（对“牛鬼蛇神”来说，就是可以回到家人身旁）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
进入1970年，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当时，一切完全军事化。团中央各部以及中央团校、团报（《中国青年报》）、团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印刷厂、亚洲学生疗养院均按连队编制。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由于这个单位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尤其是在军代表炮制了一个“某某企图谋杀军代表案件”之后，武斗之风更加狂炽。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8月9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一发发“炮弹”落在萧也牧头上。原来同一部门的一个人说：“吴小武，你过去装神弄鬼，跟我们争夺青年，劲头多大啊！现在却在装死，混日子。你空口说改造、改造，是在骗我们！”另一个接着说：“你这个人孽根就是懒、馋、怕累、怕死，现在连走路都不像样子。有一阵在马池口，你不是也很神气吗？衣服一脱，躺在地上晒太阳。现在像打了霜的叶子，全蔫了。给你路，你不走，还有什么希望？你完全是对抗态度。”
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欺骗，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他知道自己手脚慢，上工时总比别人先走一步。有天早上，赶着上工，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两只脚上穿的都是右脚鞋，可是再回去换鞋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穿着这一边倒的鞋子去放牛，跟在牛屁股后边一颠一破地跑着。待到下工回来，左脚被扭得几乎走不动路了。
9月4日，萧也牧放牛回来，昏昏沉沉，两眼发花。好容易看到自己住的那排房，挨屋走去，却错进了门，对着墙角那张以为是自己的床，一头扎下去，就糊糊涂涂地睡着了。谁知这竟是我们隔壁的某某的床位。那人一进门，看到满身牛粪的萧也收竟然躺在他的床上，就连踢带打，把萧也牧从床上拖下来，轰出房间。萧也牧仓皇后退，被门槛一磕，仰面倒在地上。某某赶上去，一脚猛踢萧也牧的下部。萧惨叫了一声，吃力地翻过身来，弓着腰，按着肚子，边躲闪，边后退，慌忙中又晃过了自己的门口，闯进了东隔壁农工关正明的家。善良的老关夫妇，扶着他送回他的床位。为此，后来还给萧也牧加了一条罪状：“老右派吴小武无故闯进农工家中。”
这天，萧也牧从下午五点躺到第二天七点，一直没有下床。旁人喊他吃晚饭，他不吭，也不动弹。连喊几声，他才无力地回答：“我不吃，我一点也不饿。”次日早饭时，牛组的老谢（郁彦）在窗外对他说：“你不吃早饭，一会儿怎去放牛啊！”他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端着碗去打饭，因为神情呆滞，还遭旁人的辱骂：“好狗不挡路！”
从被毒打这天起，萧也牧的小便严重失禁了，裤裆经常是湿漉漉的。他被带到由原亚非学生疗养院成员组成的连队诊所去检查。大夫一看是“四好连队”的病号，也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用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给萧也牧检查。他要患者立即取尿。萧也收出去了一会儿，带了半瓶尿进来。年轻医生眼睛看也不看一下瓶子，就断言萧也牧“肯定不是失禁”。他的“诊断”是：所谓失禁，也就是失控，现在要尿立即有尿，当然不是失禁。消息传回七连，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在萧也牧被摧残得愈来愈衰弱的时候，致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更猛烈地袭来了。9月17日，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接着，揭发各种“政治案件”和各类问题的大字报在连部周围的墙壁上张贴出来。一年前闹了一阵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被重新提了出来。有人把它上纲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十大政治案件中的第一号反革命案件，甚至是全团中央系统最大的反革命案件。说它是“矛头指向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重庆54军”、“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反军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涉及全国的反革命案件”。大字报指名道姓要追查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在“红岩事件”中的“罪行”。张羽和黄伊同时被揪到会场批斗。在沉疴折磨和新的政治压力下，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他的床头浸透着汗水、尿水，未加洗涤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单以至狗皮褥子都湿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渍，连垫在屁股底下的棉袄棉裤也是湿漉漉的。夜间，他想撒尿来不及出门时，就撒到身边的热水袋里，拧上塞子，第二天再倒掉。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围，散发着刺鼻的臊味。
10月1日，林彪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进”的讲话以后，“五七干校”的火药味更加浓烈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积极分子”们，像赶集似的有的代表这个班，有的代表那个排，有的代表专案组，走进“牛棚”来，把一个个题目交给萧也牧及其他点了名的人，要他们限期写出材料。萧也牧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了。
10月3日，萧也收拿着写好的材料交到一个专案人员手里，那位专案人员跷起腿、抽着烟，看了一遍，又临时出了个新题目，命令萧也牧站在门口的大太阳下写完材料才能走。萧也牧双胯乏力，靠在一棵槐树下，颤颤巍巍地写完材料，往回走不多远，肛门失控，一泡屎拉在裤裆里。连长听到汇报后，怒气冲冲地说：“吴小武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立即下令开大会批斗。会上，“群众专政”小组的人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由“群众专政”小组组长监督执行。萧也牧站在塘边，已无力用钩担把泡在池里的粪桶挑上来，只能哆哆嗦嗦地下到水池里，湿了半截裤腿，把粪桶一只一只捞起来，倒掉水，拖到岸上，再上舀粪。好不容易舀了几勺，只盛了四分之一桶，摇摇晃晃地挑着朝地头走去。群专小组组长跟在后边，用竹根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哀求道：“你别打我，别打我！”群专组长叫道：“你不老实，就打你小子！”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
连长听了汇报后，认为萧也牧是装病对抗，决定进一步加重他的劳动量，把他从菜组又调到农活最重的大田班，也就是当时的二排，由排长从严监督劳动。这个排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和社会科学编辑室的编辑，承担着水田作业最繁重最紧张的劳动。排长遵照连长命令，对萧也牧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劳动管理。连续两日，凡过去和萧也牧有过交往的人都被命令写他的材料。我和萧面对面办公十多年，又共同为《红岩》及罗广斌的被害伸张正义，自然也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并限我当晚写好，明晨交出。我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从自身受到的沉重压力深感压在病弱的萧也牧身上那不堪承受的承担。他受得了吗？材料催要得这样紧，他们要把他怎么样？！一种不祥的影子笼罩着我的心。
10月6日下午，我们在柳树塘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同时在地头码草上垛。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权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权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囔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权，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从一个老实人身旁逃过时，那个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线，也在背后抽了他一权。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权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追打者连声喊叫：“起来！不要装蒜！再不起来，我还要打！”萧也牧趴在地上，想站，站不起来，看着他们两人举着杈还要打，就挂着杈柄，挣扎着，颤巍巍地撑了起来。这时，除草垛旁的人以外，远处运草的人也围了过来。打人的人只好停手了。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偌大的一号田里，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木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当暮色晦瞑、田野已空无人迹时，只有他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的儿子吴家刚（这时在团中央“五七”干校附设的中学读书）才找到地头，把他扶了起来。
这个晚上，“牛棚”里的气氛十分凄冷。先回来的几个人，还悄声地议论场上的情景，满屋人都回来后，反而鸦雀无声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束自己的舌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都在思考着：下一个将会轮到谁？因此，当萧也牧被儿子扶回来时，谁也没有说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像夜色那样阴沉。空气像凝固了的冰块。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躺下，一动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病情在迅速恶化。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
我从他的话里，听到了他的绝望的哀叹。在严酷的政治压力和身体摧残中，他“回到人民怀抱”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我感到有责任立即把他的绝望情绪向连部汇报，希望引起注意，以防不测。但我没有汇报他后边的那几句话，未去触及萧和排长的芥蒂：萧也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会出现排长打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在萧也牧卧床等死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
10月15日凌晨，我们一批强劳力乘上卡车，到黄寺岗去抢收花生。傍晚，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牛棚”时，房子里阒无声息。进门一看，萧也牧的位子上，只剩下一张空床。原来，在这天中午，他已溘然长逝，遗体被抬了出去。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算命先生给他安排的五十三岁，而在五十二岁时就死于非命。
晚饭后，连部通知我和马振夜间去看守萧也牧的尸体。我来到牛场那间空屋里，对着明灭的灯火，顿时想起一年前的情景：来黄湖不久，被隔离审查的厨师卢阿狗因过量劳动，心脏病暴发，惨叫了一夜，死在我右边的床上。当时，由我和萧也牧看守遗体。在给死者更衣入殓时，面对一具僵硬的尸体，我不知所措，是萧也牧教我如何翻着把衣服套上去。没想到今年今日，我要为他来办理丧事了。
第二天，我和马振从萧也牧的遗物里找出两件干净衣服，为他更衣人殓时，脱下他贴身的衣裤，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后胯和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的伤痕，肿犹未消。感谢“曹木匠”，他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现在干校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