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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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调查落实的情况和原来报告所罗列的事实既不相符，就必然牵涉到原来的定性是否正确这一问题。那么究竟应该根据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应该根据落实的问题定性呢？以张际春为首的专门小组不能决定，只好又向中宣部部务会议报告。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陆定一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
　　陆定一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陆定一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结束后为什么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作这样的报告？……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现在在这个会上未说明这一点又是什么目的？
　　这一切归纳起来，使我不得不怀疑周扬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机关党委的同志们心中也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次部务会以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做的不足。从此（1957年1月）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最后是依照对陈企霞结论（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作协党组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以上查对结果，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但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整风中的变化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
　　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
　　这种情况，引起了陆定一的重视。他认为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既有这么多意见，而这个批判和向中央的报告及代中央拟的“批语”都是作协党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这一问题交回作协党组，再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
　　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不承担责任等等。
　　周扬为什么在这时候率先这样表态？从他原来的态度来说，已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比他主持修改的结论（草稿）又有很大的变化。但从组织上来说，“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中央宣传部讨论同意了的，中央批准的；现在作协党组的几位同志这样宣布是否请示了中央？……我对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但对这种做法则有怀疑。于是，我向张际春作了汇报，问他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这种做法。他说：“谁知道怎么搞的哟！他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
　　在反右中加码　
　　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当天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陆定一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我完全不了解此事的酝酿过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了、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
　　彭真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
　　陆定一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辞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向中央书记处这样汇报情况是很片面的。陆定一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当时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他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实。
　　我当时考虑，如果我发言说明这种种经过，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我并想到，陆定一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来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而单独要我来？……这种复杂情况，使我犹豫了。我想，那就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调查材料，于是我未发言。
　　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误。
　　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他态度冷静，语调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有批评，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又将此事的处理全权交陆定一部长了，这使我感到忧虑。
　　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因在这以前，我曾向他反映过我对周扬和丁玲之间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听了陆定一在会议上的汇报后，感到不解，而我又未发言，因而产生了怀疑。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陆定一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
　　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并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陆定一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定一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中宣部部务会的参加者们，除张际春、周扬、张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了解对丁玲历史审查的经过和实际情况。周扬虽了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过的结论。因此，对陆定一的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但陆定一这样定了，专门小组通过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并一致通过的结论，就此被否定。而这个新结论，并没有向本人宣布。
　　周扬对这种支持，自然很满意。他还不顾事实，在会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协党组整风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对1955年的批判不满，则是替丁玲翻案；而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所鼓动起来的，等等。
　　周扬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颠倒是非。怎能把群众对丁、陈问题处理的不满说成是机关党委挑起来的？周扬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表示歉意，这时却又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问他：“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说：“哪是你们逼的！”
　　这时，张际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周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你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那时按你的意见修改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张际春很气愤，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周扬不再吭气。
　　在担任处理丁玲等问题专门小组组长期间，张际春深感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十分慎重，特别是对于周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的原则是：凡开会，周扬不到不开；讨论问题，周扬不同意不定。对丁玲的历史结论，本来是周扬等坚持，才在结论上加了“有变节性行为”几个字。料不到半年以后他又反悔，并找陆定一出来纠正。这当然是出尔反尔，是无原则的，也是对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张际春很感不平。
　　这次会议后，有些参加会议的处长们认为我太软弱，应争的未争，说我“涵养性大，能忍事”。对他们这种批评我理解。这也正是我的弱点。如果我能像张际春那样揭露周扬，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我只是从组织上考虑到我当时的地位，注意了上下级的关系，而没有从政治原则上力争是非，揭露这种无理反复。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的斗争全面开展。中宣部又进一步研究作协党组如何继续讨论丁玲等问题。
　　陆定一首先提出，作协党组讨论丁玲等问题的扩大会议要很快复会。他仍主张由周扬主持（这时作协党组书记已由邵荃麟担任），并要他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讲一次话。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一个多月后复会。周扬讲话的内容同6月6日的讲话根本不同，他首先按照陆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表明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因此，周扬的讲话，就给人一种暗示，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
　　周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定了新的调子，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原来是讨论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的讨论会，现在变成对丁、陈进一步“反击”的斗争会。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这样丁玲在前一段时间趁整风之机追问1955年批判她的原因，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于是就把她同陈企霞等人的个人联系和意见的一致性等等一系列行为都说成反党活动，并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联系或有相同见解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如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七人。
　　作协党组“反击丁、陈”大会从7月25日开始，至9月17日结束，周扬在16日的会上讲了话。周扬先说了他一贯忠于党，一贯坚持同反党分子作斗争的光荣事迹，然后指名“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几位著名新老作家，戴上了多种政治帽子……其中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这个讲话，会后加以“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是的，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历史就这样打了一个句号，周扬成为文艺界正确领导和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开始了为期二十二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遍了人间的艰辛。
　　拨乱反正总澄清　
　　当党从“左”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回顾历史，重新审理千千万万件冤案时，阳光终于照到丁玲、陈企霞头上。河清了，天蓝了，历史终于按事实与了。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1980年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同志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