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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部分

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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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些劳教“右派”和“就业人员”原机关前来要人回去批斗的“造反派”:
  “我们这里也有红卫兵。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些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不会轻饶他们的。”
  这样,不知保护了多少人的性命。
  对此,我们应该感谢团河劳改农场的领导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乡机械厂”,这些人即便不会惨死于皮鞭棍棒之下,也会遍体鳞伤,鲜血横流。
  三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间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①的热潮。位于茶淀车站以西也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后改称劳改局)管辖的清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大批劳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团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就业人员”前往清河支援。
  ①毛泽东的题词。
  清河农场以潮白河为界,潮白河以东、茶淀车站以西的几个老分场,创办于新中国建国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几个分场,创办于“大跃进”的1958年。因之那里紧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个点就俗称“581”,由此向西的第二个点叫做“582”,再向西的就叫“583”、“584”,最后一个点是整个清河农场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585”。
  这样,整个清河农场由东而西连绵数十里,南北宽约十余里,拥有“劳改人员”、“劳教人员”、t‘就业人员”不下4万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劳改场所,大大地大于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吉林白城子农场。
  来到了清河农场,我没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于582这个点的潮白河分场的直属队,任务是为修建组当小工,或去葡萄园挖沟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条。
  一天上午,刮着大北风。我正脱了棉袄绒衣,弯腰掩埋葡萄藤条,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电流,从骰骨向上快速闪射到脑后的颈椎骨,腰就弯得直不起来了。我试着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断了似地,怎么也直不起来;试着就那样弯着腰铲铲土,也照样疼痛难忍。
  活是没法再干了。我只得弯着腰挂着锹,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场部医务室。医生捞起衬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说是“闪了腰,受了风,脊骨没受到伤害”,给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给我开工伤假条。但是我的腰不能直,头上冒着汗,咬着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费大劲坐了下来,又不能站起来。躺在炕上,连翻身也不能翻,这哪还能继续参加劳动?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碰到了两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组组长兼技师陈德和,一位是直属队的指导员于友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无形中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兢兢业业地劳动着忍受着。
  当陈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损经过后,他也认为这是“闪了腰,受了风”,但他不像医务室的那位医生那样只给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为我积极治疗。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炯得汗如水洗。他说用这样的办法来驱赶寒气。同时,他教我学会面部“八段景”,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康复和防病”。
  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吃饭,还得参加劳动。而劳动就得常常弯腰转身,这是我没法对付的。于是陈德和向指导员于友善作了请示汇报:“能不能给老戴分配个不弯腰的工作?”(lz)
  于友善身材细长,面色黄瘦,常闹胃病,说话细声慢语,从不对任何人发脾气。所以大家背后都称他为“于善人”。
  “于善人”听了陈德和的请示汇报,略加思考后说:“行,我再和范队长商量一下,下午再答复你。”
  下午,他答复陈德和了:让我去马厩放马。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大转身,活也轻松,还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着。尤其是,这样我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常出工,工资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设想,设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于善人”!
  马厩,也归直属队管辖,里面拴有二十几匹马和几头也是拉车的牛。它座落在582这个点人员聚居地的排水渠北。当我穿着那件旧的军棉大衣,腰间束一根皮带,越过了排水渠上的石板桥来到马厩的时候,矮矮胖胖、和和气气的范队长已等在那儿了。他给我挑了一匹老白马和一匹青点雪花马。
  “这是母子俩。”范队长说,“小青马有点调皮,但它母亲会管着它。你就放心地带它们去遛吧!”
  从北大荒到这次进监狱,我从未干过这样轻的活,也极少碰到过为一名处于困难中的“右派”设想得如此周全的队长、指导员。我满怀感激地一手牵着一条缰绳,把老白马和青花马牵出了马厩,把缰绳放得长长的,漫步于渠北的田间大车道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低着头啃食路边的荒草。第二天,又牵牧于渠南的田间或葡萄园之间的大车道。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白马确实很老实,并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层白翳,已经完全失明。有几次,趁我环顾四野没注意的时候,轻率好动、不安本分的小青马竟突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旧的军棉大衣挡护,未损毫毛。就这样,老白马也没有轻饶了小青马。每当其时,它总要拿出懂规矩、做长辈的气度,嘶嘶地咬一下或踢一下小青马,以示惩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训小青马:不该对放牧人无理!
  这使我大发感慨!我想:连一个年长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后代要与人友好相处,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与人斗,其乐无穷”,甚而滥杀无辜,岂不天良丧尽?!
  四
  半个多月后,我已完全康复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与581的人一起劳动。
  581,是582即潮白河分场的第一队。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从新开辟的海河一条支流的沟底挖土装车。装好车,用马拉或钢缆牵引,爬过一里多长的缓坡,把土倒在坡顶之外。这样,缓坡越堆越长,越堆越高,形成一条宽而深的河岸,将来既可蓄水通航,又可防洪防险,一举数得。
  但劳动是繁重的。不论是挖土装车的人,还是跟着满装着泥土的小车来回跑或拉着空钢缆下到沟底钩车的人,都是绒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干。每晚收工躺在潮湿阴冷的窝棚里,都是精疲力竭,骨节酸痛。
  春节过后农忙时,我才跟着这批人回到581,修水渠,育秧苗,割麦子,插秧,除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脱粒,从春忙到冬。
  大家的劳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工资的分配却很有“意思”:不论大家多么劳苦,有些人却不能拿到该得的工资。比如说,每个月按国家规定,三级工是41元,二级工36.5元,一级工32元,等外一级27元,等外二级25元,等外三级23元,但在发工资的时候,一些人却往往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因为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实行的是“工分制”:割一亩麦子或一亩稻子多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亩秧苗多少工分,施一亩肥多少工分……每月结算,全队人员共挣多少工分,除以全队人员的月工资,得出这个月的工分值,再用这个工分值,乘以每个人当月所得工分数,这是这个人当月应得的工资。
  这样,不论每个人如何尽心尽力地干,多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但年老体弱劳动技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国家规定给他的工资。他们的亏损部分,都被身强力壮劳动技能高的人“抢”去了。
  这就是说,农村生产队“多劳多得”的人,是从他们给生产队多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回报,并不是从其他队员头上刮油水。而在这种劳改队,不管大家多创造了多少价值,则全部都被农场拿走,工分高的人只能从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劳多得”!
  这真是绝妙的“科学管理”——用有限的工资支出,去引发无限的剩余价值!这是旧世界的许多地主资本家望尘莫及的!
  另外,每天面对着墙头黑板报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宗教仪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烦!
  我觉得,我们这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迷信堕落到如此地步,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是在迅速走向崩溃,而绝不是象征着团结统一与健康强大。
  读读《老三篇》,也许是有益的,但也没有必要在人人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时候,还要强制进行老和尚念经似地“天天读”。如果长年利用这许多宝贵的时间,让大家各有所爱地读些世界文学名著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甚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谱,那该有多好!
  为此,我曾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得到了全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会,就有表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积极分子”向队部打了“小报告”。
  一天,队部孙指导员找我去谈话,要我平时在组内说话要小心,同时交给我一大沓子如此这般的“小报告”。可见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身上没少下“功夫”。
  万幸的是,孙指导员是个很有头脑很明智的人。他说:
  “现在的这些做法,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也毫无办法,只能表面上应付着。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头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纸条儿,你就拿回去悄悄烧了吧。”
  呵,一个多么富有理智的共产党人!
  五
  在581,我劳动了将近两年。1968年秋收过后,我被调到582第三队。
  在这个队,共有两个“右派”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从事大田劳动,挖河、打坝或修路。
  在这里,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的原北平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
  他个头矮小,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没想到这位精明的为党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谈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犹如发生在眼前。
  他说,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喜欢绘画。抗战胜利后,他本可从西南联大毕业,但奉地下组织之命,转到北平艺专边学习边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二○”运动后,眼看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高庄教授下毒手,地下党命他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并给了他一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他们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了唐山开滦,由那里向开滦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天,高庄8岁的儿子走不动路,脚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着他走。又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是一大片高粱地,从高粱地里突然钻出来五六个手端长枪的人,纷纷喝问:
  “是干什么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约定首先答话:“我们是走亲戚往回走的。”
  “亲戚在哪里?”
  “开滦十字街口。”
  这几个人立即放下枪奔了过来,有一个人边奔这说:“是朱程同志和高庄教授吧?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等候你们了,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
  紧紧地握手。朱程如释重负。
  “这里还是游击区。”那位似乎是领头的人补充说,“再向前走几里地,就是解放区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说。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个“家”。他的这次使命就是把高庄父子交给前来接应的人,然后立即往回转,北平还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他。
  建国后,由于他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并研究和熟悉敌情,先后在唐山、天津两地公安局担任过治安科长,后调到国家的一个军事工业部当部长的秘书。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由于他的胞兄朱谷怀被列为“胡风骨干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嫌疑对象”,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之久,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1957年整风鸣放,部机关《整风快报》主编约他写稿,请他谈谈自己被冤整的经过,以帮助部领导牢记主观主义、盲目整人的教训。一连动员了好几次,他才写了1000来字,发表在《整风快报》上。
  十多天后,“反右”开始了。这篇1000来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经过,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和“秋后算账”,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为自己解释说明了几句,这又被认为“态度恶劣,顽固到底”,被送交“劳动教养”。
  1961年,他被解除了“劳教”,同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当着“留场就业人员”……
  “这有什么道理好讲?”朱程谈完了自己的过去感叹地说,“我们的党弄到今天这地步,是过去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六
  1969年,雨季冲坏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队的两个“右派”组奉命前往修补,从路边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车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后再用木夯打实。
  我的任务是推上。为了加快运土速度,每次空车返回时,我都推着车猛跑。一次正在猛跑,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打转,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一个半弧圈,左边的小车把就猛地向里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当即被打得晕头转向,轻轻地呼吸一下都疼痛难抑。
  组长和朱程他们都让我停车坐在一边歇歇。半小时后,觉得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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