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口述历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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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便过世了。
我的母亲命真苦。在娘家时孤单单的，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死得又早。后来又嫁给我孤单一人的父亲，不想丈夫又很快死去，又变成孤寡一人。我父亲是独生子，只有一姐一妹，即我的大姑和二姑。我的大姑早早出嫁，二姑叫恒季华，早年也定下婚事，没想到男方早早死去。按当时最严格的封建制度，既已许配，就不许再嫁，于是我二姑就成了“望门寡”，更是一个苦命的人。她许配的那一家也是我们的熟人，有时我们去串门，她也要有意地回避。其实古人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再嫁是很平常的事，比如众所周知的李清照。可笑的是不但有些古人，甚至有些现在人，还在责备李清照的再嫁，认为这是她人生的一个污点或遗憾；有些人虽不这样正面谴责，却在极力地为李清照辩诬，说她并没有改嫁，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改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其实，这在宋代是常见的事。这都是程朱理学及其后代末学对妇女变本加厉的迫害，也是我最反对朱熹之流的原因之一。民国后，这种制度虽然有所松懈，但我的姑姑年龄也大了，于是她终身未嫁，决心帮助我母亲一起抚养我这个两代单传的孤儿。
第三部分第9节 多事之秋
后来，我用自己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部书，是清人汪中（容甫）的《述学》。为什么单买这一部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从别人那里看到过这部书，知道汪中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感触，从内心里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汪中也是早年丧父，家中贫困到母亲不得不带着他讨饭的地步，每到寒夜时，母子只得相抱取暖，不知是否能活到天亮。汪中在给汪剑潭的信中曾动情地说过这样的意思：大凡为寡妇者多长寿，但等到儿子大了，能供养母亲时，即使有参苓粱肉也无补于她即毙之身了。他还痛切地谴责过夫死妇不得再嫁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切都与我有同感，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中的第八十九首写道（见图三《论书绝句》第八十九墨迹）：持将血泪报春晖，文伯经师世所稀。禊帖卷中瞻墨迹，瓣香应许我归依。
这首诗就是纪念汪中的，文伯经师都是指他。《述学》中有汪中的定武本《兰亭序》跋。《兰亭序》帖也称《禊帖》。我又在诗的下面配上一段文字：“功周失怙，先母抚孤备尝艰苦。功虽亦曾随分入小学中学，而鲁钝半不及格。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述学》二册，归而读之，其中研经考史之作，率不能句读，而最爱骈俪诸文。逮读至与汪剑潭书，泪涔涔滴纸上，觉琴台、黄楼诸篇又不足见其至性者焉。”2002年我应邀到扬州讲学访问，曾专程到汪中的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汪中墓碑上的“大清文林汪中之墓”是由尹秉绶所题。墓地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概正因为此，文革中才幸免于难。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作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1982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有人向我征题，我只能这样写道：
半封半殖半蹉跎。终赖工农奏凯歌。末学迟生壬子岁，也随诸老颂先河。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大动荡的年代：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军阀混战，中国的共和在艰难中不断前行。
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的“家”也在经历着多事之秋。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我一点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如果说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从我父亲的死就揭开迅速衰败的序幕。那时，我祖父虽还健在，但他已从官场上退了下来。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没有爵位可依靠，都是靠官奉维持生活。清朝的正式官奉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员要想过奢侈的生活只能靠贪污，这也正是当时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我的曾祖和祖父本来都很廉洁，再加之所作的多是清水衙门的学官，所以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作官或另谋职业。现在家中唯一可以承担此任的人，在还没有闯出任何出路时，突然去世了，这无疑有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无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全家人巨大的打击。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又要过一种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又为他们生下了一线单传的孙子，但每月能得到的至多是几吊钱，而面临的将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那日子的悲惨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首先想到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一个家族到了这份上，往往会发生一些怪现象。当然，如果仔细追究，这些现象可能都有一定的缘由，但问题是，到了那份上，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谁也顾不上、来不及去追究了。正如《红楼梦》在描写宁国府衰败时有一段奇异现象的描写，写的鬼气拂拂（按原文如下）：
（中秋夜）贾珍在汇芳园丛绿堂中，带着妻子姬妾开怀作乐赏月。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白，银河微隐。…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悚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哪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隔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次日细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
我想读者看了这段描写，谁也不会认为曹雪芹在这里宣扬迷信。我听说，我父亲死后家里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事，也请读者能正确理解：这些事说明我们家那时紧张到什么程度。
我们当时住在什锦花园一个宅子的东院，我父亲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间，西边有一个过道。我父亲死后谁也不敢走那里，老佣人要到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还有一个老保姆说，我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开过我父亲住的屋子，说我父亲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本来是盖着的，不知怎么，居然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上，吓得她直哆嗦。也难怪她们，因为这个院里，除了襁褓中的我，没有一个男人了。于是我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为那边有男人住，遇事好撞撞胆。我二叔祖很喜欢我父亲，他住在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哭，不断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声音很凄惨，气氛更紧张。到了夜里，有人就听到南屋里传来和弄水的声音，原来那里放着一只大水桶，是为救火准备的，平时谁也不会动它。后来一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妈好好地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指我父亲）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我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回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我母亲不让去。我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这时早就豁出去了，冲破大家的阻拦，按照奶妈说的地方，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跟着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实出现这些怪现象必然有实际的原因，只不过那时大家的心理都被恐惧笼罩着，一有事就先往怪处想，自己吓唬自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而这正是一个家族衰败的前兆。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成长的。
大概和这种心理和氛围有关，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是热合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札布是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莲华生引入的藏传密教，所谓“密”，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于是有红教、黄教之别：原有的称红教，改革后的称黄教。红教一开始就可学密，黄教六十岁以后才可学密。红教不禁止男女合和，这和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相合，黄教在这方面就比较严格了。我归依的是黄教，随师傅学过很多经咒，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
第三部分第10节 师傅的功德
我记忆中师傅的功德主要有两件。一是他多年坚持广结善缘，募集善款，在雍和宫前殿铸造了藏传黄教的祖师宗喀巴的铜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那里，供人朝拜。二是在雍和宫修了一个大悲道场，它是为超度亡魂、普渡众生而设立的，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喇嘛、居士都可以参加，我当时还很小，也坐在后面跟着念，有些很长的咒我不会念，但很多短一点的咒我都能跟着念下来。一边念咒，一边还要炼药，这是为普济世人的。我师傅先用笸箩把糌粑面摇成指头尖大小的糌粑球，再放在朱砂粉中继续摇，使它们挂上一层红皮，有如现在的糖衣，然后把它们用瓶子装起，分三层供奉起来，外面用伞盖盖上。这是黄教的方法，红教则是挂一层黑衣。那四十九天，我师傅每天晚上就睡在设道场的大殿旁的一个过道里，一大早就准时去念咒，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因为这些药都是在密咒中炼成的，所以自有它的“灵异”。那时我还小，有些现象还不知怎么解释，但确实是我亲自所见所闻：有一天，赶上下雪，我在洁白的雪上走，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许多小红丸，这是谁撒的呢？有一位为道场管账的先生，一天在他的梅花盆里忽然发现一粒红药丸，就顺手拣起，放在碗里，继续写账，过一会儿，又在梅花盆里发现一粒，就这样，一上午发现了好几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刚揭开伞盖，一看，满地都是小红丸，大家都说别揭了，三天以后再说吧。那些地上的小红丸大家都分了一些，我也得了一些。这些药自有它们的“法力”（药效），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溥雪斋那一房的，有一位叫载廉（音）的，他的二儿媳有一段时间神经有点不正常，颠颠倒倒的，他们就把我师傅请来。师傅拿一根白线，一头放在一碗水里，上面盖上一张纸；一头拈在自己手里，然后开始念咒。念完，揭开纸一看，水变黑了，让那位二儿媳喝下去，居然就好了。
我道行不高，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也不想卷入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亲耳的见闻，至于怎样解释，我目前很难说得清，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往大了说，对一个人，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和睦。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刘隆，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书，协助他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决不作任何诽谤，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当然，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赵朴老。
再说我的师傅，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闭关”，不久就圆寂了。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按藏密黄教的规定，火化时，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铁架下堆满劈柴，下面装着油。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全过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藏语金刚杵之意）的，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