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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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你还没有动身就骟了。你想干就干。我只给你出三个主意：别去窑子，别着迷，别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办了。
　　搞秘密工作的人缠上了女人，真是后患无穷。白天，我们还能掌握自己的言谈，举止。可是，夜里谁能一定不说梦话呢？　对我来说，讲话还不算短处。我讲法语，口音特重，语法也不怎么样，可是，我是比国人嘛，有什么稀罕呢？　不过，也不一定逃得过细心的人。有一次，在比京，肯特慌慌张张来赴约。他对我说：“我让人看破了。我打电话租房子，房东问我是不是俄国人。”
　　“你把对他讲的话再说一遍。”
　　“先‘伤’，您好。”
　　我打断他说：“这就够了。”
　　房东认识俄国人，知道他们口音的特点，说不好“先生”。
　　这些小事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也不敢说迟早不会由于这些小事情让盖世太保发现我们的踪迹。
　　第十一章阿特雷巴德街…101号
　　1941年6　月26日，3　点58分，东普鲁士，克朗茨监听站值班员收到密报：“KLHDE　PTX　2606　0330　32　WES　N　14　KBV……”
　　接着又是五个码，三十二组：〃AR　50　385　KLK　DE　PTX　……”
　　收报员记录下来。一时，报文是什么意思？　谁发？　谁收？　都莫名其妙。若说是从银河发来的，也未始不可。
　　从战争一开始，霄汉之间，电波嘈杂。各国特工各用密码交谈，有的发命令，有的收回成命，有的传送情报。德国的监听站林立。克朗茨监听站不过是其中之一。夜里老听到小乐曲，一般都是为了取悦于英国人的耳朵。可是这一次呢？　这一次却不会迎合英国“听众”的口味。
　　整整三个月，一直到1941年9　月底，德国人截获二百五十份乐章。到了这时候，德国人才确实知道这些神秘的，翻译不出来的电报，都是发往莫斯科去的。
　　原来全都是“红色乐队”的电报。
　　德军总部接到专家们的报告，真好比响了个晴天霹雳。
　　什么都可以猜想得到，就想不到莫斯科。德军情报部和保安局不是老说在德国本部，或是在德占区苏联一个情报组织也没有吗？　他们到底有什么根据把话说得那么样有板有眼呢？　根据他们知道斯大林下的命令，禁止特工人员在德国境内搞情报。在头一次截获密电的1941年6　月夜里，德苏破裂还只有五天。
　　短短五天就够落实斯大林发下去的新命令吗？　“红胡子”
　　作战计划投入行动的时候，德国特务头子海特利希不是向希特勒拍了胸脯吗？他担保专家们的信念是可靠的。他还向希特勒打了书面报告，保证德国全境已经全部肃清“共产余孽”。
　　这一重大发现迫使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纳粹头子们也暂息内讧，联合起来。海特利希拍错了胸脯，威信下降，但仍然起来掌握了局面。在他的领导下，主持军事情报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主持情报的梯克将军，特工头子席伦堡，盖世太保的大老板缪勒决定协同行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情报人员，跟各色各样的警察特务，全体出动，对付苏联间谍·。
　　在德军控制的任何地方，电波检查站全体出动，搜索日益加紧。德国人迟早总会找出线索来，就得看他们的能耐和运气了。
　　果然，1941年11月，德军情报部派在比国的头子皮普上尉，在比京侦察出了一部发报台。那时候，我们到底搞得怎么样了呢？1940　年底，我在比国布置几架电台，碰到不少困难。我请情报中心给我联系一位能够修配电台的技术员。这样我才接触了约翰·温策尔。他从1936年便在比国定居，领导一个专业小组搞兵工情报。
　　他的过去足以保证现在，年纪很轻，已经为德共工作；原籍革坦斯克，汉堡红色堡垒的积极分子，熟识德共总书记台尔曼。他在鲁尔区建立了一个工业情报小组，后来迁往比利时。他是地下工作的老手，对无线电专业又十分内行。
　　比京小组的全体成员都把他当老师，因为他能以身作则，既能培养报务员，又在他的电台上发报。他收的头一个学生便是阿拉莫。1941年年中，法国小组缺报务员。我决定派去两个实习生，一个是大卫卡米，一个是索菲·波兹南斯卡。
　　卡米是位百分之百的革命家，一位不分国界的战士。他是卡茨介绍给我的。他们俩又是在巴黎第五区党支部里认识的。年轻时候，他在巴勒斯坦住过，后来又去西班牙打仗。
　　“红色乐队”里不少类似人物。在加入我们这个组以前，他在法共担任技术工作。他爱好无线电，又是一位很好的化学师。他布置了一个小小的地下化验室，制造不少玩意儿，诸如化学墨水，自动灭迹的文件等等，更主要的是制造微型胶卷。他在这方面已经十分精通。
　　温策尔老师讲课的时候，索菲当助教。她也是我在巴勒斯坦认识的，表现十分出色，既勇敢又聪明。
　　可见我很关心这两位实习生。我曾吩咐肯特给池俩找个可靠的隐蔽场所。可是肯特没理睬，只让索菲住在阿特雷巴德街101　号，原来是我们租下来发送材料的。卡米则住在阿拉莫家里。连最起码的安全条件也不具备，简直是要诚心闯祸。
　　12月初，我接到索菲一个通知，说她很担心，要我去处理一下。阿特雷巴德街的情况十分糟糕，很可能出事情。
　　12月11日，我来到比京，发现情况确实不妙。阿拉莫的积习难改，老带些外面的男女朋友到别墅里玩。温策尔觉得不对头，暂时停止阿特雷巴德发报站的工作。11月份，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
　　12月12日中午，我会见了索菲。她向我报告了这种恶劣的情况。我马上决定叫她跟卡米一道回巴黎。丢下的工作由肯特设法找人代替。然后，我又约大家第二天中午在阿特雷巴德街会面，把新采取的措施通知他们。可是，德军情报部的皮普上尉也跟时间展开了竞赛。他虽然侦察出了发报地点，但是还说不清到底是99号，101号，或者是103　号。当天深夜，他决定搜查101　号。他率领部下冲到楼下，遇见丽达·阿尔努。丽达是荷兰人，反对纳粹，是斯普林格的朋友。房子就是她出面租的，可是对于我们的活动，她几乎全不知道。
　　楼上，索菲正在译电报，一听见楼梯上的皮靴声，马上把手头的东西都扔进壁炉。基本上什么都烧掉了。德国人毕竟还抢出了一张纸，只烧了一半。
　　卡米却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监听别处一个电台发报。这是规矩。我们的电台发报，总有自己的电台监听。他一听见德国兵到，拔腿就跑。经过一场狂奔猛追，他终于被捕。丽达，索菲，卡米都被带走。德国人还布置下一架老鼠夹子。
　　第二天11点半，阿拉莫还一无所知，扬长而来赴约。他几天没有剃胡子，手里挎着一筐子兔子，准备做饭待客，脚还没有跨进门槛，德国宪兵便扑上去，要证件看。
　　他倒神色不动，摸摸口袋，掏出一本乌拉圭的护照，署名卡尔罗斯·阿拉莫。
　　问话一句接着一句：“你来干什么？　你打哪儿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　”
　　他便讲了一个小故事；他的铺子在奥斯当炸毁了（　这倒是真的）　，从此只得搞点黑市维持生计。他说：“我正好来卖兔子。”
　　话说得很逼真。他那派头，他那兔子，确实象个游街串巷的小贩。
　　宪兵们商量一下，便叫他留下待命。
　　就在这工夫，我也来了。
　　12点正，我一按电铃，开门迎上德国宪兵。我清楚地觉得心脏停止跳动，使一使劲才平静下来，马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哎哟！对不住。我不知道这所宅子住着德国部队，大概我搞错门了。”
　　宪兵不相信，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差点把骨头捏碎，呼拉一声把我拽进里屋。
　　好罢，咱们来一场紧凑的……。宅子里已经彻底搜过，乱得没法形容，正是一片典型的抄家景象。我上楼时，通过大屋子的玻璃隔板，瞧见阿拉莫。我不等德国人向我要，慢腾腾地掏出证件，递给了他，神情十分安详。
　　宪兵看罢证件吃了一惊，脸拉长了。证件上面，签名和盖章搞得花花绿绿，证明持件人吉伯特是多特工程局派驻巴黎为国防军收罗战略物资的。工程局局长咨会占领军各机关予以便利并加协助。
　　为了打破沉闷，我补充说明：“我以为对面车库里有废铜烂铁，谁知道没开门，所以我过来打听打听那车库到底什么时候开门。〃　宪兵显得和气了一些，不过，纪律毕竟是纪律，他答道：“我相信你，不过还得等我上级回来。”
　　“没办法，没办法，我得赶火车。多特工程局局长今天下午亲自等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你这样会惹出事来的。不如把我带到你的上级那儿去。要不，就打个电话给他。”
　　宪兵迟疑一下，决定去打电话给皮普上尉，告诉他出现了我这个人。我今天还仿佛听得见对方在电话里大嚷大叫。
　　宪兵脸色发青，仿佛遭了五雷轰顶。
　　“混蛋！　你扣着这个人想干什么？　马上放了！”
　　阿拉莫也走了过来，也听见了这话，便向我投个眼色。
　　我跟宪兵一道走下楼去，走到门口，我向他问道：“这儿出了什么事？　犹太人案子么？　”
　　“吓！严重得多呢！　”
　　“什么事，那末严重？　”
　　“间谍案子。”
　　我听了假装关心，表示我很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两人分手时十分友好。我对他说：“要是你到巴黎去，千万去瞧瞧我，让我高兴高兴。”
　　走到街上，我意识到情况确实严重，打击真是不轻。我们好几个情报员落进了德军谍报的罗网。事情会搞到什么地步呢？　瞧瞧表，十二点一刻，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猛咕丁想起了斯普林格还在就近等我。一会儿也不能耽搁啦！　他要等不到我，也钻进老鼠夹里怎么办？　总算还好，他还在等我。我简单地把情况告诉他，问他身上有没有嫌疑品。他说：“满口袋都是。”
　　“到底是些什么？　”
　　〃　安特卫普的港口图纸。”
　　“好家伙！　”
　　我记得几个星期以前，局长表示要港口的详细图纸，看看潜艇能不能混进去。斯普林格居然弄到了手。
　　“这儿一秒钟也不能再呆了。咱俩再让人盘问一番，那就不妙啦！　”
　　过了一小时，我找到了肯特。不用多说，他马上意识到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人被捕三个，尽管对他们十分信任，可是落进了盖世太保的手，那就没法说咯。尤其是丽达被捕，格外叫我担心。正因为她意识不到有什么必要只字不能泄漏，一定会问什么讲什么。她一共见过肯特两次。她认识斯普林格，听说过温策尔……德国人弄到了我们的电报，会不会搞清楚我们的密码？　非得马上采取紧急保卫措施不可！肯特和斯普林格必须离开比国，越快越好。其余的人完全转入地下。
　　比国小组暂时停止活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行动要快，我走公路，去到里尔，转乘火车回返巴黎。
　　第二天，我跟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在一起，做了个小结，决定再成立一个专业小组，专门负责注意情况的发展，对付敌人的打击。小组成员得找几个极靠得住的人，总的由我那两位朋友领导。显然，自从出了阿特雷巴德事件，太平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以后，德国人将白天黑夜放出群群警犬，追踪我们。
　　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动身去比京，把事情抓起来。
　　首先得设法把肯特搞到巴黎来，把斯普林格搞到里昂去。还要发指示给伊兹布茨基，莱希曼和温策尔。温策尔立刻搬家，尽量把行踪搞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两个月内，跟情报中心暂停一切联系。　　　　最要紧的是搞清楚被捕同志的情况。他们都关在比京圣吉尔监狱。巴黎去的那两位先跟参加抗敌的监狱看守搭上关系，打听到同志们的处境。原来德国人并没有搞清他们真的身份。阿拉莫在监里仍然叫阿拉莫。卡米仍然用他的假名字，叫戴斯梅。索菲叫做魏林顿。
　　他们在12月被捕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些情况。1942年4　月初，我们接到消息，德国人已经弄清了索菲的身份。卡米变了达尼洛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索菲说出真的身份，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德国人盘问得太紧，她说出姓名是表示好意，当然，这不过是表面。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她一向都用假姓名。说出了真姓名也不会暴露踪迹。其次，她要隐瞒她出生在波兰一个叫做卡里茨的小城市。因为她的老家还在那儿，隐瞒得过便免得德国人报复。她这种用心，我们当时是不明白的．　　　　卡米的动机却不一样。他搞过二十年地下活动，接触过的人很多，他不愿意为了他牵连许多人。于是，这个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便在一次审讯特紧的时候，“招供”自己名叫达尼洛夫，是苏军中尉。他俄国话说得不错，可以取信。他说，他在1941年在维希的苏联大使馆工作。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到比京跟阿拉莫合作．他说除了同时被捕的人以外，他谁也不认识。德国人居然信以为真。几个月以后，德国人讲起苏联军官达尼洛夫，还有点肃然起敬，说他表现得很勇敢，什么也不肯说。他自称军官，实在非常巧妙。
　　阿特雷巴德事件过后，追索放慢了一阵子。丽达给了皮普上尉两个地址，其中一个是抗敌积极分子道夫的地址。这人是斯普林格的朋友。
　　12月16日，就是说在搜查阿特雷巴德街以后三天，道夫在五街开设的皮货铺里，看见走来一个人，模样很怪，自称是“大首长”叫他来找斯普林格的。道夫觉得不对头，让那人过四十八小时再来找他。他把情况告诉了斯普林格。斯普林格也觉得来人象个特务，劝道夫多加小心。
　　那人如约重来，道夫把他让进铺面旁边一间屋子，又在近旁安排了一位朋友，准备随时出来干涉。那特务果然掏出枪来，放在身旁。道夫全不惊慌，只告诉他说，没有找到斯昔林格。过了几天，他又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瞧见那个人，越看越象一个盖世太保。道夫一见，急忙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