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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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坚决反对纳粹的。
　　杰林是个聪明的警探，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不能不按照逻辑来思考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揭发：在牢房里，虽然日夜受到监视，但是我竟能写了报告，并且交给了朱丽叶。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可能。同样地，那些苏联反间谍组织幽灵使他胆战心惊，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确有这样的组织，因为这是合手逻辑的。
　　有一个念头始终指导他的行动，那就是：只有别动队的头头应该了解整个行动如何开展。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向我谈他行动的原则：“一个人领导着象我领导的那种大赌博，应该善于断定，在同他合作人的关系中，应有多大分量是事实，又有多大分量是谎言……对于柏林的负责人，主要是让他们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顺利。至于军人嘛……他们对于这桩事的微妙性质懂不了什么。还有德军情报部，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多少才告诉他们多少，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属所接触到的情报仅仅是严格地对他们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当潘维茨代替杰林出任别动队头头时，他没有别的材料做依据去估计情况，只有发给柏林的报告，但内容同现实形势相去甚远。我深知杰林是个残酷无情的敌人，狡猾，诡计多端。但是，我也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使“大赌博”的结局更加惨酷。我应该指出，与此同时，雷塞也给解职了，并调到卡尔斯路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这样，我的对手都换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认识潘维茨。我记得十分清楚他到纽伊走进我房间的那一天．当时，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观察别动队的这个新头头。我之所以好奇，以后大家会明白的。这个人成了我的主要对手。从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肥胖，面庞又圆又红，贼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穿着得很讲究，派头象个小市民，一会儿沉着，一会儿急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个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他1911年诞生于柏林。他发展成为刑事警察确实可以为精神病学家提供大好的研究题材。少年时代，他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童子军组织。由于在家里接受了严格的基督教教育，他接着就研读神学，花了三年时间b　但是他没有成为牧师，却当了刽子手，上帝的道路是无法捉摸的。
　　潘维茨二十岁时，希特勒上了台。他在刑事警察部门当差，后被凋到“难案”组。但是，他负责处理的刑事案不能真正地让他大显身手。呸！多么庸俗呀。他所要干的是政治镇压。他认为只有这样，英雄才有用武之地。为了在纳粹制度下一步一步爬上去，最可靠和最迅速的道路就是走“盖世太保”的道路。他狗运亨通，受到了注意和赏识。这条狼崽子便高攀兽王了。他成了诲德利希的助手。当时海德利希招募一批年青有为、野心勃勃的潜在杀人犯。这帮人后来都哄动一时，他们叫做艾克曼，叫做席伦堡。
　　1941年9　月29日，海德利希提升为波希米亚莫拉维亚的总督，进驻布拉格，他的左右手是潘维茨。这样，捷克人民便经历一个可怕的痛苦时期，到处都是集中营，反抗纳粹主义的人成百成百地被枪决，流放和折磨。伦敦和捷克流亡政府决定空投游击队反击褐色恐怖。1942年5　月27日，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袭击了海德利希的座车。这个刽子手受了重伤，6　月4　日丧了命。
　　报复是可怕的。潘维茨是亲自负责海德利希的安全的，这次竟然措手不及出了事，所以怀恨在心，布置围剿。戈培尔宣布，犹太人首先要对此负责。于是，他们当中，囚禁在特西恩斯塔集中营的几百人遭到杀害。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有三千人被捕。而且，海德利希6　月4　日丧命后，恐怖政策加剧了，实行了血洗，仅仅在布拉格监狱，就有一千七百捷克人被处决。在布罗诺，有一千三百人被处决。6　月10日，利迪斯这个小村庄的全部男人和儿童遭到屠杀，妇女一律流放到拉文斯布鲁克。
　　潘维茨亲自指挥追缉这次袭击的执行人。他就是所有这些屠杀的罪魁祸首。他肯定没有忘记这一切，肯定看见无数的受害者的身影，看见布拉格监狱地牢一幕接一幕的酷刑出现在眼前。又是他亲自指挥一团党卫军特务进攻圣·查尔斯·博罗海教堂，里面藏着执行这次袭击的游击队。
　　这些事情发生后，潘维茨同他的柏林上司之间，出现了一些麻烦。因此他宁愿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到俄罗斯前线去，在部队里呆了四个月，无疑地觉得那里的气候，对于他虚弱的身体来说是太恶劣了。1943年初，他回到了柏林，当盖世太保——缪勒的帮凶。他负责审查从巴黎别动队拍来的电报。他的新上司赏识他的才能，知道他不仅是个呱呱叫的刽子手，而且有能力担负“高级政治”活动。潘维茨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刚回到布拉格，便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自认为这就能消灭捷克的抵抗力量。他解释说，这也是他的经验谈，每逮捕一个爱国者，就会起来十个爱国者。因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逮捕他们的头头，并招降他们。等到他们倒向德国一边，但是仍然保留在抗敌运动里的地位，这样才能破坏地下活动。
　　潘维茨的计划，在纸面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并不适应紧急形势。在捷克，盖世太保连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必须迅速而又有力地进行打击。于是，就仍按得力的老办法行事。
　　潘维茨一看到巴黎别动队的报告便跳起来；至少，那里在执行他的计划。至少，那里是懂得了。此外，潘维茨之所以更加深信自己的想法十分美妙，是因为杰林为了丑表功，加油添醋地宣传“红色乐队”的大首长以及其他队员如何变节，如何不费吹灰之力便投效德国。这样，他的计划是明确的：即设法得到任命，取代杰林。这个病号马上就要离职了。
　　为了达到目的，他便利用他所拉拢的一切上级关系。
　　我第一次看见潘维茨，想不到这个举动象个小会计的家伙，双手竟然沾满了捷克爱国者的鲜血。他假装斯文，好象只搞“高级政治”活动。他不久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柏林上司认为“大赌博”的头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尽了一切努力——和作出了许多牺牲——博得情报中心的信任后，要更进一步，开展第二阶段。
　　事情本身也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战争的势头变了。自从斯大林格勒一仗以来，红军象碾路机一样轰隆隆地压过去，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1943年7　月10日，美国人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英，美军队在西海岸登陆的前景愈来愈接近了。柏林知道，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了。希姆莱，席伦堡，卡纳里斯等人对于最后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单独同西方媾和上。从这种希望和这种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大赌博”在他们眼里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需要加快步伐。潘维茨就是带着这种指示到达巴黎的。
　　是的，得赶紧了。从1943年夏季开始，马丁·包尔曼——领袖的左右手——十分关心这件事。他不仅组织一个专家组，负责准备材料，以便为“大赌博”服务，而且亲自动手，草拟电报。希特勒也知道了，但是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副手们的真正意图。在反对这个战略的阵营中，卡纳里斯和里宾特洛甫占有重要的位置。外交部长的敌意是很碍事的。因为提供外交方面的材料，必须经过他的手。自从包尔曼亲自掌握这件事以来，局势改变了：他拥有必需的权威去压服里宾特洛甫和伦斯德特两人的抵触情绪。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大赌博”改名“狗熊行动”。我被捕的那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看见我时惊呼道：　　“瞧瞧他，这条苏联狗熊，我们终于把他逮住了！”所有这些战略家们都以为把这头野兽关到笼子里去了，对于这头野兽的爪子，谁也不去提防。他们忘记了这句俗话：　　“不要老熊未死就急于卖熊皮。。
　　潘维茨开始讲话。首先批评了他的别动队前任。他当着我面说：雷塞考虑这件事情，就象个低能的警探。至于杰林，他认为他太胆小了，　　“大赌博”开展得太慢。他给我进行解释，我也尽量装成专心听他讲的样子。他说，本来早就应该转入政治阶段了。然而，潘维茨的想法，表明他在了解情况方面，有严重的漏洞，虽然凭他的盖世太保经验，他可以识破一千零一种伪造和夸张报告的手法，但是，他对杰林给柏林送去的辩解报告，却完全象瞎子一样，看不出那些假事实。
　　别动队的新头头建议我从纽伊监狱迁到一座私人住宅去，并派人暗中监视。他对我申明，他认为，他的上司也认为，光用无线电同莫斯科联系不够了，在现时的第二阶段，应该建立直接联系。他怀着野心勃勃的计划，想派一个使者到情报中心去，告诉莫斯科，德国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集团，想同苏联讨论单独议和的问题。这个特派员将随身携带一些文件，足以表明这种情绪的。但是，他的行李里，也带上相反的证据，证明德国另有一些派别，设法同西方商讨这种解决办法。
　　整个美妙的战略目的在于分裂反纳粹联盟。他死抱住这一点不放。潘维茨是相当低能的：这是一个正统出身的纳粹党人，头脑里装满了他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的优越感。他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由于愚蠢地鄙视别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敌人。显然是因为陷入完全不自觉和中了假情报的毒，才会想象到“红色乐队”的战士竟然想到同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潘维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莱得悉潘维茨的计划，认为派个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险了。潘维茨告诉我说：他害怕共产主义对一个牢靠的纳粹党人的吸引力。“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成员这个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象波森和哈纳克这样的人竟然成为“苏联特务”，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得意的人，毫无经济上的顾虑，却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这是盖世太保的人无法理解的。
　　潘维茨并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一次是促请情报中心派一个代表来巴黎。我毫不犹疑，甚至还假装十分赞成，回答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行得通。肯特也被问及这事。他咬定说；这个计划完全是空想。就象一个钟摆向两边摇晃一样，肯特又回到背叛的路上。他想向新主子表示忠诚，又倒向对面的阵营。他的老婆眼看要临盆了。他不是那种愿意牺牲家庭安宁的人。最后，还是我赢了。我对潘维茨解释说，如果继续把肯特也拉入“大赌博”，那么，全部事情就会成为一场闹剧。
　　于是就给情报中心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解释说，有一部分军官希望同莫斯科接触，同时建议俄国人派一个使者来·德国人这儿。这个计划颇有进展，已经准备在埃德蒙·罗杰街3　号卡茨以前住的地方接头，约定每十天一次我在那里等候莫斯科派来的人。
　　别动队狂热地准备接头。潘维茨没完没了地讨论这场戏怎样演法。我同伯格一起去进行第一次接触，筹备主要的会晤；潘维茨担任柏林组代表的角色。为建造这座空中楼阁，他所表现的热情是很滑稽的。豺狼披上了牧童的斗篷。布拉格的刽子手扮演同莫斯科的斡旋人！　为迎接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潘维茨忙个不停，竟想扩充那些在中立国抓过来的电台。奇怪的是，我发现他不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原来是因为席伦堡对拉多问题掌握了主宰大权，可惜他在前线。这说明了他同潘维茨的顶头上司盖世太保——缪勒闹暗斗闹得多么激烈‘。纳粹德国的帮派，斗争起来，就顾不上第三帝国的利益了。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当时，席伦堡派了两个人来到巴黎，要求向我和肯特查问拉多情报网的情况。潘维茨明确地向我表示我完全不必讲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潘维茨的野心是要打进瑞典和土耳其的苏联情报网，以便扩展“大赌博”。在商业公司‘橡胶王”的掩护下，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在丹麦，瑞典和芬兰曾为进行活动打下了基础。
　　要恢复这些联系，全靠格罗斯沃格尔和我。我们便设法破坏潘维茨的企图。
　　这个时期，情报中心要求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倒台后的情况，也是这个时候，柏林各个方面设法同西方取得接触。艾伦·杜勒斯当时领导美国的情报机关，在瑞士同几个德国使者会晤。多亏“大赌博”，情报中心得悉这件事。
　　至于潘维茨呢，他愈来愈心神不定，等候情报中心派来的人。这条错误的线索要使他大失所望，莫斯科的使者根本就没有来。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事情闹来闹去，最后就只是我捞到了去几趟埃德蒙·罗杰街3　号。
　　8　月底，我到那所住宅去，过去我曾在那里同热情的卡茨一家人亲切地度过多少钟点，现在却变成陷阱，雷希曼成了饵儿。但是饵儿放久发霉了，猎物却不来。
　　雷希曼看见我走进屋子，没有勇气走过来，他远远地站着，眼睛始终望着地下。我一边“等候”情报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