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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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刚刚诞生，便得对付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劳动人民放弃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我呢，我主张采取一个最低纲领，提出一些眼前的要求，用现实来打动犹太工人。不久，党又面临另一个巨大困难：英国人不让共产党发展。犹太复国组织和阿拉伯反动派，各自帮助英国警察追逐我们。我们几百个积极分子，连同情者有几千人，都是忠心耿耿，不计小我的人，既不怕转入地下，也不怕吃苦受难。我们到处碰壁，到处受人敌视。就在这时候，犹太总工会的少数共产党人，叫做“工人派’，被开除出工会，另外去加入了红色工会国际。党曾试图争取阿拉伯居民，但是一切努力都动摇不了耶路撒冷大教长的影响。教长是英国人支持的。
我向党领导人阿佛布克、伯克、伯尔曼等建议搞一个统战运动，团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纲领很简单： （一）争取犹太总工会吸收阿拉伯工人，成立一个联合工会国际。
（二）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接触，主要通过文化活动。
统战马上见效。1925年底，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维夫，都有了组织。连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并肩劳动的农村里，也是这样。随便进出的集会，越来越多。运动在外地发生的影响很让犹太总工会操心。它没法理解，怎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一道斗争。1926年年底，统战运动举行第一次大会。
代表有一百多人，其中四十位是阿拉伯人。头一天晚上，到会代表吃了一惊：犹太总工会全国领导人本·古利安居然来了，还有阿拉伯问题专家沙尔道克。他们一道凝望着会场里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物质处境并不太妙。凡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是很不容易找到工作的。1925年整整一年，我们在特拉维夫，十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十个人里面，九个男的，一个女的。只好安排一个角落，专门给女的住。有工作的，都把工资交公，可是总数仍然不够维持大家的生活。我们为革命，以吃西红柿为生。有时候，我们也去犹太小饭铺，赊账吃饭，但是人人都穿上工作服，“有力”地证明我们没人失业。
当地的气候很不容易适应。气温变化太猛；夏天闷热，冬日严寒。还记得我一个朋友，原籍克拉柯维亚‘，居然想办法解决了冬天取暖的问题。他告诉我找到了工作，干泥水活。这真是奇迹。所以邀我上他“家”去瞧瞧。所谓的“家”，也不过是一座棚子。
他对我说：“瞧瞧，我再也不会挨冻了。我睡在桌子上，身上再盖一张桌子，真是再好不过的被褥！”
我和索菲．波斯南斯卡跟希勒尔·卡茨三个人一个小组。后来格罗斯沃格尔和希雷伯两个人也参加进来。在战争和抗敌的年代里，我们都还得会面。聚会大都在卡茨家。他住的棚子连木条都合不拢。因为希勒尔的泥水活是出了名的，大家便决定由他领导，将棚子改造成真正的房子。我们居然亲手建成了一座小巧的新屋，住了进去十分自豪。1926年，我才在特拉维夫租了一间屋子住，楼下便是统战办公室，我搞领导工作比较方便。谁也想不到，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我未来的终生伴侣：露笆·勃罗杰。
一天夜里，我听见办公室里有声响。我下楼瞧瞧什么事。
会不会迎面碰上一个小偷，或者一名好奇心太强的警探？不是，倒是一位漂亮姑娘坐在那儿看报。我问道：“你怎么进来的呀？”
“打窗口进来的。这并不是第一次．你知道么？晚上，我来开会，你们吵吵嚷嚷，没法静心阅读。”
露芭是从波兰尔佛夫城来的。本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少共活动。那时候，有一个奸细被揭发出来。这人已经向警察局告发了好些党的活动分子。党领导决定消灭叛徒。一位青年犹太共产党人，名叫波特文，为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成员有露芭姑娘。手枪藏在她家里。毙了叛徒，波特文被捕牺牲。警察还到处搜寻其余的人。露芭只好离开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先在农村工作，后来在耶路撒冷当油漆工。她加入统战运动和工人小组，同时参加救济政治犯的活动，但就是不肯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理由是共产党不懂得建立犹太国是历史的必要。
英国当局担心我们的统战活动，并且发布命令，禁止集会。工人小组的书记被捕，是我接了他的任。1927年，英国人控制的犹太警察，在特拉维夫突袭工人小组的一次集会。
我被捕后，在扎发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我在狱中头一次感觉到铁窗并非不可逾越。为此，我就想办法联系一位尽忠于我们事业的女同志安娜·克莱芒’，让她到逮捕我们的犹太警察局去当保姆。她经常查看新东家的口袋，发现了一份名单，列着我们同志中犯嫌疑的人。她马上通知这些人，免遭逮捕。警长也没能脱身事外。后来有一次示威游行，这家伙被打折了一条腿。
露芭效忠于我们的组织，也付出了代价。1926年和1927年，她在海法和耶路撒冷两次被捕。
海法支部是巴勒斯坦最强的支部之一，党派我去当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在工厂和铁路方面很有影响。我成了党的专业干部。我带着理想，初出茅庐，工作特别积极。工作在地下进行，只有晚上，我才能小心翼翼地出门，可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到处搜索我们的警探。我有点口才，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出现，向工人们演讲。我组织政治工作，写传单，写宣言，主持会议，尽管我们的集会一直被禁止。1928年年底，我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集会上被捕的。这是第二次被捕，和另外二十三位同志一道关进海法的监狱。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了，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活动没拿到正式的证据。
接着，我被送进圣·让·达克中世纪的堡垒。待遇很坏，甚至要穿囚服。英国当局没法证明我们的关系，拒绝给政治犯待遇，只把我们当作普通刑事犯。当时，整个巴勒斯坦都知道，有一个面包师，是共产党员，被关进地牢后，几个星期一丝不挂，不肯穿囚徒的宽条子囚服。我们关了很久，开庭审判毫无消息。我们是哪一类都归不进去，谁也不明白该由什么法庭来处理。通过我们跟党中央的联系人，得知总督赫伯特·赛穆艾尔爵士已经准备签发命令，批准把一切亲共活动的嫌疑分子流放到塞普台斯岛。我们决定绝食，要求把我们释放，或者开庭公审。绝食到第五天，我们连水也不喝了。我们的顽强终于战胜了虐政。绝食的消息传遍巴勒斯坦。英国议会里，有几位工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揭露英国对巴政策的弊端。到了第十三天，我们接到通知开审在即。
二十三位难友推举我以大家的名义发言。
审判的第一天，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身体己经支持不住，只好用担架抬到法庭，但是只此一天，别无下文。审判刚刚开始，庭长站起身来，身边一边一个助理审判员，用一种自以为带点幽默的口吻说：“你们真以为你们能让帝国雄狮感到麻烦吗？你们搞错了！我们不开庭！你们已经被释放了！”
他一挥手，叫警察把我们轰出法庭。我们胜利了！
1928年，困难越来越多。经济恐慌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失业。许多犹太工人，约占总数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大批离境。
一年里，走了五千人，来的只有二千七。1929年又爆发了排犹暴动，有人被暴众私刑致死。这些暴动还在巴共和第三国际之间引起了戏剧性的误解。在第三国际看起来，排犹暴动标志着阿拉伯群众起义的开始，所以必须加以运用，同时指示巴共到阿拉伯农村中去宣传反帝斗争。第三国际借口巴共没能在土著居民中扎根，提出口号要“阿拉伯化和布尔什维克化”，仿佛在领导机关里，以阿拉伯人代替犹太人，就自然而然地能在回民中间深扎下根。这种想法遭到巴共的坚决反对。一部分积极分子认为第三国际的决定是冒险主义。
我也是这样看法。我们有一位积极分子，试图严格执行指示，结果在海法市被人群用非刑害死。第三国际代表、捷克人斯梅拉尔，在耶路撒冷秘密活动。我们竟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加以保护。
这项荒谬的政策，削弱了我们在阿拉伯工人中间的影响。而巴共自己也闯了祸，居然去保证苏联采取的解决苏联犹太问题的措施。
情况是怎样演变的呢？
十月革命以后，曾经考虑，苏联的犹太族人，应该在他们扎根的地区发扬光大，比如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可是1927年，斯大林领导集团却凭空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州，位置在比罗比疆，就在满洲边外。这个官僚主义的决定，人为地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国家，天气十分严酷，又没有任何犹太集团住过的踪迹。于是，好几千人，男男女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他们在那里一向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巴共也接到指示，跟其他国家一样，以此为榜样，表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多么英明，同时鼓动大家到比罗比疆去。巴勒斯坦一个劳动队，五百人，到那儿去创建一个集体，取名“新声”。这些人在斯大林清党以后，很少保住残生。而巴共领导人呢，也是忠而见疑。莫斯科认为，这些人有必要改造改造。巴共中央委员首途苏联，到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大概改造的成果，不及预计，因为到了1935年，这些人全都被捕。
而我呢，继续在巴勒斯坦坚持战斗。警察搜捕是家常便饭。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不安全。地方一共才那么点儿，知名的活动分子已经没法搞地下活动。我遭到英国总督驱逐出境，只好乘船前往法国。我的行李虽然萧条，里面却有两份文件重于黄金：一份是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批准了我迁地工作，另一份是过境签证。
第四章 法国
1929年年底，我在马赛登岸。海上走了一个星期货轮开得吭哧吭哧。我躺在甲板上，脑袋枕着一盘绳索，悄悄思考问题。年纪不过二十五岁，流放倒经历过两次。这倒没什么，天生的革命者，受迫害不在乎年龄大小，只有安居乐业的人才怕播迁失所。巴勒斯坦的石子地并不怎样宜于安家种菜。
我瞧见天边的法国海岸，旧梦居然成为事实，快活得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不到了法国了吗？
很难想象，对我这么一个没有国籍的年轻人来说，法国这个词有着多么动人的魔力。二十年代，东欧的移民一般想当美国大叔。自己的亲故，不在华沙，便在布加勒斯特。百老汇的擦皮鞋小孩，居然当了实业家，多么能鼓舞人的事业心啊！但是，一个共产党青年，1930年才二十五岁，由于警察寻仇，被逐出了故土，自然而然投入朝不保夕的阶级斗争，到处贩卖革命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他的眼光不是射向红墙，当然便是射向巴士底狱广场。
对政治流亡的人来说，法国就意味着革命。在这儿，巴黎公社的社员们曾冲向九霄，第十七团的士兵，曾跟发怒的葡萄工人交朋友，造反的旗号一向高高飘扬，地方再远也望得见，所以流民逐客无不向这里会齐。当然，任何革命昔，想找第二祖国，必然首先看中法国，可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当然，那儿的警察眼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都善于吹毛求疵。讲工作呢，乡绅们的共和国，惯把最苦的活计给外国人去做。但是，这儿的法制，只要善于对付，总有空子可钻。具体些说，任何共产党人都知道，到了法国，总有党员同志可以指靠，而任何犹太人则可以在犹太人的团体里找到朋友。因此，我想到犹太工人中间去活动，因为，我知道党的工作正在发展，很需要干部。最有力的理由则是，我手里有过境签证，法国的大门向我开着。问题是要住得下来。身上盘缠已经不够再往前走，只好在马赛呆了两个星期。加纳比艾尔大街的气氛实在不错。可是我找到的临时工作，却把我整天关在一家小饭铺的厨房里。吃饭不要花钱，工资可以拿来买套衣服。今天看来，这种细节，显得有点好笑。
我活到二十五岁，还没有穿过整套西服。在巴勒斯坦，大家只穿短裤和短袖衬衫。我一秒钟也没想过能衣衫褴褛走进巴黎。身上穿了新衣服，老瞧着镜子里面的新人，不由得回想起家乡的犹太人，动身到美国去以前，怎样的置办行装。
我走下火车，脚下踩上巴黎的街石，不免感到自豪。手里的小提箱，一半空着，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要上哪儿去。我童年的朋友，阿尔托·斯特罗姆，一年前便离开巴勒斯坦，到巴黎居住。他的专业是铺楼板。找工作很容易。开给我的地址是；巴黎第五区，阿拉斯街九号，法兰西旅馆。
我看了挺佩服。第五区，不就是拉丁区吗？学生区嘛！法兰西旅馆！这么漂亮的名字，一定是皇宫般的大饭店呀！斯特罗姆成了资本家啦！他信上不是说，可以在他那儿住些时候吗？我走进一条又暗又狭的小街。九号是一座小楼房，门面灰暗，招牌上“法兰西旅馆”几个字已经风吹雨打，剥落—殆尽。我打听斯特罗姆先生的房间。原来高高在上，就在屋顶下面。我推开门，一眼瞧出了屋子是多么“富丽堂皇”。
一张大床几乎占了整间屋子。墙角里一个小脸盆，窗前一张缺腿桌子，门上钉钉子挂衣服，这就是家具。
我马上理解房客的选择。法兰西旅馆房租特便宜，警察也管得松些，朋友都好来分享。床很宽，可以横睡。睡到早上，人添到四五个，并不稀罕。没地方睡的人，给下面守夜的人几个小钱，便可以上来占个空位子。
麻烦的是，臭虫闹得凶。有一天，我们买两瓶酒喝着，把旅馆改名为臭虫旅馆。
我决定到巴黎大学报名，当旁听生。只要能向警察厅证明，我确实能够维持生计，那末居留证是不难领到的。我的朋友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先汇一笔钱到家乡去。款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