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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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林却对奥佐尔发生兴趣。我嗅到了别动队队长的阴谋计划，便设法不让他找到这个人。但是，在我逃跑前几天，潘维茨找到了奥佐尔的踪迹。肯特居然能同他见了面。这就惹起了大祸。他同意介绍肯特认识勒金德尔上尉，这是米特里达特情报网以前的领导人。勒金德尔太缺乏警惕性，以为是同一个苏联情报人员打交道，就把法国抗敌战士的一份名单交了给他。随后，在肯特一再要求下，勒金德尔还同自己的组织一道提供了盟军解放地区的军事情报。这是肯特搞得很成功的一手。潘维茨乐得飘飘然，表扬了肯特干得出色。
至少，我想潘维茨是会这样做的。勒金德尔问肯特为什么苏联那么想知道这些情况，肯特就回答说，英美参谋部不愿在情报方面同红军合作，由于彼此不配合，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因此，他只得依靠勒金德尔上尉的情报网来弥补这个缺陷。
不错，肯特确实不愧是个十足的别动队队员，这个衔头是他自己挣得的，他干得很出色，博得了潘维茨的感激，所以是不会给干掉的。头头会记得，就在卷铺盖的时候他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因此，他有理由象在相片中表现的那样，就在解放前几天公然在库塞勒街公馆大门前趾高气扬。
巴黎起义了，德国法西斯及其爪牙都得滚蛋了。别动队的人挤进了塞满了行李的汽车……有一个人跳到看门人面前喝道：“要是你讲出来，小心你脑袋！”
这就是他，这就是肯特。
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4年8 月25日大清早，阿历克斯就到梅尼街来找我。我们急于到库塞勒街别动队所占据的那座私人公馆去。
巴黎在自由的空气中醒来了。我们穿过市区，情况是动荡的。到了利窝里街，战斗正在激烈展开。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马上向游击队员打听情况，他们正在同德国人交火。
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在最后顽抗。枪声有时在这里、有时又在那里响起来。但是，这些年青人，胳膊上缠着臂章，衬衣大大敞开，露出胸膛，脸容消瘦，表现出他们坚决要结束压迫的意志。小伙子们从四面八方奔来，要肃清占领军的最后残余。他们有大批手榴弹，就是不会使用。
我们这些战士从地下回到了阳光下面，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他们！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过去从事地下斗争，围剿敌人，现在能同敌人面对面打一仗，高兴极了。他临时充当军事教官。他的示范起了决定性作用，德国人设置的障碍给炸掉了。
再远一点，我们参加了德国国防军总部周围的战斗。到了协和广场，在克里戎旅店附近，又发生新的战斗。最后，直到下午了，我们才到达库塞勒街。别动队离开那里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我们走进潘维茨和他的刽子手们的巢穴。我们的同志曾在这里遭受残酷的折磨。我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我们小心地往前走，这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要看到什么是恐怖的真面目。他们走了，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是仓促逃跑的。办公桌上捕满了文件，他们没有来得及把什么都烧掉。地窖，牢房里，以前一直关着囚犯，地上还撒着腐烂的稻草。我们走进旁边的一个浴室。浴盆上，地上，墙上，血迹斑斑……他们就是在这里行刑的！ 在二楼的画廊里，同样是大片的深色血印。我们走上三楼：有一间房子的桌子上，放着盖满密码的纸张。毫无疑问，艾弗雷莫夫工程师就是住在这里的。看门人证实了我们的猜想：他随同别动队离开了巴黎。
我们收拾了找到的所有文件，对这罪恶渊薮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物证，敌人兽行的这些无法抵赖的罪证，我们都送到了莫斯科去。
第一章 奇怪的旅程
在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座寓所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曾经当过我同阿历克斯·勒索沃瓦的联络员。巴黎解放后几天，我在她家里接到情报中心给我的一份电报，表扬我的行动，并要求我等候苏联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来。
到处都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尽管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有这种如释重负的兴高采烈的印象，我不应看不到放下武器还为时过早。有时，正是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正是你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的时候，敌人却利用这种机会，在你背后给你一刀。如果说，这位潘维茨先生在逃避审判而逃跑之前，留下个定时炸弹，或者布置几个武装匪徒，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干掉，这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阿历克斯那个组一直保持警觉，并且曾发现一些可疑分子的踪迹。这些人似乎在寻找我。他们到过卡茨以前在埃德蒙·罗杰街的住宅，到过盖世太保档案里列举的寓所。这些无恶不作之徒、拉方匪帮漏网的家伙肯定是奉潘维茨的命令要找到我，·要我的命。阿历克斯说他可以肯定。因此，我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自我暴露，不为苦遍的欢乐气氛所感染，把自己送上这最后一批亡命之徒的枪口前。于是，我仍然留在梅尼街，处于半地下状态。
1944年11月23日，从苏联来的第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载来了莫里斯·多列士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返国。诺维科夫很友好地接待我，告诉我不久后就可以趁这架飞机返航之便出发。
等待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1945年1 月5 日，我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护照，用了个假名。我们一共十二人，其中有拉多，几天前，我才在诺维科夫住所里见到他，还有他的助手富特。
在欧洲的心脏，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到莫斯科去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个中途站过的两天是很愉快的，受到的接待好极了。我们同飞行员坦率地、兄弟般交谈。
我们又再起飞，首途开罗。拉多坐在我旁边，他丰富的知识使我受益不浅。我在前面说过，他是个地理学家。他给我介绍我们飞越的地区。其他的乘客并不健谈。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六十岁上下，白发苍苍，身材粗壮，一双有力的大手表明他是经常劳动的。他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说：“查里亚普涅科夫同志……”
查里亚普涅科夫！ 我着实吃惊不小。
“查里亚普涅科夫，工人反对派领袖？ ”
“就是我本人……”
查里亚普涅科夫是个冶金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同科隆泰夫人一起领导过一个派别，在1920年——1921年间的党内，主张工会对国家保持独立性，并捍卫罢工的权利。当年，他对自己有一双长满了茧的手，是个真正的无产者，理所当然感到自豪，因此曾经受到列宁的嘲弄。有一次，正在讨论得热烈的时候，列宁向他喊道，“这位同志向来如此，又摆出他那真正无产阶级的身分来了……”
然而，列宁尽管不同意他所持的论点，但在取缔工人反对派的问题提出来时，却在中央委员会里为他辩护。我一直确信：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查里亚普涅科夫受到了清党浪潮的冲击。他对我解释说：“在工人反对派失败后，我在列宁帮助下，离开了苏联，到巴黎去，当了个木工。观在红军胜利了，我决定归国，因为我热爱祖国。我写了信给我的朋友莫洛托夫，请他在这方面帮助我。他给我回了信，热情洋溢，鼓励我回来。我肯定他会坐汽车来机场接我的。我十分希望能马上再为党和国家出力……”
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受到冲击，仍完整地保持着他年青时代的信念。他那种有点天真的热情是感人的。我对他表示祝愿，祝他不致于太失望……
在开罗，我们住在旧城的一个旅店里，到达的第二天，我同其他的旅伴一起到苏联大使馆去。所有人都到了，只有拉多不在。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一起来呢？ 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便同其他人一起去买东西，把人家给我们的那点钱花光。这一次，拉多却在那里，但是，使我诧异的是，我发现他把他那一份钱留下来没花。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在旅店前集合，等候公共汽车到飞机场去。拉多并没有同我们在一起。大家感到奇怪，便到他房间找他。人不在，床上原封未动，显然他没有在旅店里过夜。他会不会在旧城遭到袭击呢？ 有人认为有可能，因为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我吗？ 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一个字也不吐露。当时，他到我房间来看我，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表明了他的意向。
“你了解埃及的生活情况吗？ 你认为一个人能在埃及定居而没有什么困难吗？ ”
拉多还是找不到……中午前后，飞机起飞了，首途伊朗，飞机的乘客只剩下了十一位。
这个时候，情况越来越坏。我真的以为要死在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了。我们飞了一个时候，天气变了，遇到了暴风雨，风卷着雨打在飞机上，但是飞机仍继续爬高。能见度等于零。机员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们很快就明白机翼上开始……结冰了。空气变得稀薄起来。我们没有氧气面罩，逐渐感到手脚麻木起来。驾驶员们不停地呼喝着，竭力保持清醒。飞机继续攀高，大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真荒唐，太不值得了，象我那样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却找到这个机舱做坟墓！
飞机终于不再攀高了，并且开始下降。我们一层一层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的高度。我们抵达德黑兰的时候，飞行员告诉我们说：天气不好，飞机偏离了航线。由于盲目飞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他们一直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命里注定，我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天气条件耽误了我们从德黑兰起飞的时间。富特和我被邀请到苏联武官家里去。他告诉我，关于拉多失踪的事，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他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告诉他点什么情况。
富特很着急，大家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从目前情况是很容易想到他同自己的上司串通的，有些人是会毫不犹疑地这样想的。富特对苏联武官声称：“发生了这种事情，怎能叫我到莫斯科去报告我们在瑞士的活动呢？ 我一定会受到嫌疑的，无论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我飞往莫斯科途中，心里老惦记着拉多潜逃这件事。就我而论，我知道他完成了任务，成绩之佳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他是问心无愧的。拉多长期参加斗争，很年青时就参加了匈牙利贝拉·库恩的革命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瑞士，他对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正因为他十分熟悉情况，具有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才认为：尽管胜利了，但苏联国家保安部的统治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预料到在莫斯科等侯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他不愿意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了结他的一生，因而在开罗潜逃了，事先还作了安排，保证他妻子和孩子们在巴黎的安全。
这个事实，我得承认我是后来才完全看清楚的。我当时很天真，相信战争结束了，恐怖政策也会随之而告终，制度就会有所改进。一个经历过战前清洗的人竟然表现得那么轻信，确实叫人吃惊。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决定回到苏联，这里有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里啊！ 我不象拉多那样，能够心安理得，确实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无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势必要承担后果。
莫斯科愈来愈近了……矛盾复杂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动。
我特别记得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欢乐情绪，因为分别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同亲人团聚了。飞机的轮子一擦到跑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完成了任务，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挣来的休息。我怀念着我的同志，牺牲的烈土和惨遭折磨的人。
已经入夜了，我走下飞机的梯子，试图去辨认我的亲人。
真是枉费心机，没有人来接我，也没有人来接我的旅伴。一队军官组成了我们的接待委员会。军人来迎接战士，不错，勉强也说得通嘛。
一批高级军官——一些上校——向我走过来，十分热烈地欢迎我，请我上车。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亮，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1937年的时候，他是个上尉，他大概是飞黄腾达了！我一到达，就有一个问题急于想提出来，于是， 我问道：“我的妻子和孩子呢？ ”
“请不要担心，”我的一个向导对我说，“他们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个疗养院里疗养。我们投有时间通知他们，因为不知道你们确切什么时候到达。总之，情报中心领导考虑让你到一个地方住两三个星期，安安静静准备你的报告。我们就是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
在一个出差的上校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个房间。上校的妻子和女儿出来招待我们。在离开之前，我的护从人员——两个上校——对我指着一个年青的上尉说；“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么，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离开来，好让我安静地写报告。还有个副官，好象我需要个什么副官似的！ 这两个上校半真半假的态度，特别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见，所有这些因素，说实在的，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使我产生怀疑。
我在新居安顿下来，至少要比蒙帕纳斯潮湿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离开了白宫养老院，就象个孤魂那样，徘徊街头。
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客人来访了……他们一共三个人，两个穿军装，一个穿便服。我认出后面一个是1938年在情报中心负责政治工作的。这个官衔掩盖着一个事实：他是内政部的一名将军。
他们带来了一顿豪华的晚餐，但是我打断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