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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

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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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这么说,你对未来有些什么打算呢? ”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 ……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 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 他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凋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了( 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 ,你明白了吗?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第二章 卢比昂卡
  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外面去。这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脱衣服? ”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脱衣服呢? 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其中一个人命令道:“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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