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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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到巴黎大学报名，当旁听生。只要能向警察厅证明，我确实能够维持生计，那末居留证是不难领到的。我的朋友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先汇一笔钱到家乡去。款子的数目大致符合警察厅规定一个月的生活费。亲友们接到款子，马上汇回巴黎，然后换一个人又汇回去。这样一来，我们便能把汇单去向警察厅证明，我们按期收到波兰寄来的月费。
我来到巴黎几个星期，便领到居留证，限期六个月。到达的头一天，我就和党组织挂上了钩。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便在衣服里子底下藏着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我把信交给一位负责同志。他主管外国工人，所以我是由他接见的。我们讲好，等我找到工作，就开始活动。可是，找到稳定的工作等于做梦。外侨劳工顶多只能指望搞到一些时断时续的小工作。建筑方面时常雇用临时工。工头招工有抽头，所以查看劳动许可证，不那么太认真。我在哈什德书店造大楼的工地上千了几个星期，后来又去邦旦整天扛铁轨，一直抬到有一天砸坏了我的脚指头。伤痕今天还在。
那时节，百货公司每天都雇人洗刷地板。我跟几十个大学生，从早到晚，一脚套着刷子，一脚踩着毡布，在萨马利丹公司，或是在廉价公司的地板上“跳舞”。活是苦活，工资倒过得去，一夜的收入够活两三天。车站搬运货物，可更加累人，整夜整夜的在沙贝尔火车站装车，早上才手捂着腰，挨上床去。
这些活计都不稳定，可并不怎么影响我的政治活动。活动对象是犹太移民，党组织正在那里展开工作。
在法国的犹太人，团体不止一个。当时在巴黎便有二十万人光景。最早是定居阿尔萨斯省，洛林省，康德省，博都省的犹太人。他们经过艰苦奋斗，获得解放，并且逐渐爬进社会上层。跟这些阶层交错存在的，有后来一批一批的新移民。二十世纪初叶，东欧的犹太人开始移居西欧。因为帝俄大举排犹。迁移的人大抵是无产者。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左翼政党，搞政治活动，迁移后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信念。所以，他们来到法国继续活动，并不稀罕。许多党派，诸如共产党、本德党、联合党，犹太复国团体，以及我常讲的那个“哈柯梅·哈蔡尔”，都在他们中间招兵买马，并没困难。
我呢，我在外国劳工管理处下面的犹太组工作，同事都是在本国受到镇压流亡出来的。我们每晚开会，老拖得很晚。
那时候，犹太党员中间托派的影响很大。我们接到命令，在犹太人中间“清除”敌对分子。辩论往往是很热烈的。渐渐地，托派的作用，在犹太侨民中间趋于江河日下。但是活跃的小核心依然在活动。参加激烈的示威活动，对我们来说，总是危险的，因为一经逮捕，未曾归化的外侨往往被驱逐出境。可是，不论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参加了一些大的群众示威，比如纪念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等等。
许多犹太侨民，除了纯粹的政治活动以外，还参加一些文化团体。例如文化联盟，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星期天，在朗克利礼堂举行集会，总有好几百人到会。法共领导，比埃尔·塞马尔、雅克·杜克洛，老笑咪眯的来做报告。我个人还时不时到斯特拉斯堡和恩特威普去主持当地犹太人的公开集会。
在职工会里，我们也很活跃。成衣业和皮毛业都有不少犹太积极分子。罗索夫斯基在1912年当帽业工会书记，这时候已成为红色工会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我也要谈一下犹太活动家的一般政治态度，同时着重指出这些人差不多完全没有宗派主义。我们都急切需要消息，跟传统的共党活动家不一样，他们只看《人道报》。我们的消息来源广泛得多，从社会党的《人民报》，到十分保守的《时报》，中间也看《锁鸭子》漫画报。。我对这份画报，至今保持着青年时代的兴趣。
我的个人生活也同时组织起来。我重新找到了露笆。她是1930年来找我的。她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因为英国警察搜捕她。她借用了妹妹萨拉的名字，并且跟一个朋友结了假婚。这个朋友有英国国籍，所以露芭也取得英国公民的同等待遇，并且领到了法国的签证。以后，我们这两个外侨又得跟警察打交道了。
露芭来了几个星期，一清早便有人来臭虫旅馆敲我们屋子的门。开门一看，果然，来人的打扮错不了……他说：“我是五区警察局派来的。你的妻子来了已经一个月，至今还没把手续搞好……”
我回答说：“对不起。”接着我低下头，去他耳边轻声说，仿佛怕人听见似的，我说：“不是我的老婆，是情人。
过四十八小时，她就走了。”
“噢！这样的话……”警察挤挤眼笑着说。
法国是古德林的故乡（译注），色情故事常受欢迎，特别在警察界为甚。
我们的物质生活相当困难。头一个孩子快要出世，实在叫人操心。幸而有一个油漆包工商是犹太人，想帮我的忙，雇用了我。可是，使刷子不是我的专长，摘来搞去，只会东涂西抹，不成气候。而我那东家却成了大资本家。
我的妻子在家缝皮货。一周两次，她去领回大包皮货，每天缝纫十个到十二个小时。她也是党的活动分子。反法西斯第一次会议于1931年在巴黎举行，她还当了犹太组的代表。
我呢，我当了中央委员会，外国劳工局、犹太组的代表。
我和局里的另一位同志被邀到中央委员会去会见加香同志。他那时候主编《人道报》，见了我们很亲热。
“你们好！”他说，“犹太人的工作搞得怎么样？”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纳粹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犹太人中问必须加强宣传。我们需要办一份犹太文的报纸，在法国和比利时推销。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要见你们。”
“很好，可是谁出钱哪？”
加香打断我的话说，“怎么，你没读过列宁的书？你不知道共产党办报怎样筹款？向工人募捐嘛……”
“我们愿意搞一次大的筹款运动，开一次群众大会来壮声势。您能参加吗？”
“当然很愿意，只要我有时间。”
这次谈话以后不久，就在蒙特娄开了一次群众大会。那儿犹太人很多。唯一可用的会场，只有犹太教堂的大殿。教长答应借给我们。到了那天，犹太商人，工匠把教堂挤得满满的。我在主席台上，坐在加香身旁。这位年迈的领导人站起来发言，嗓子洪亮有力。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光荣，能和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们，肩并肩坐在一起。这个民族曾为人类出了三位大革命家。我指的是耶稣基督，斯宾诺莎，马克思！”
掌声爆发，有如春雷滚滚。我听了既感觉吃惊，又有点发窘。这味儿不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吗？我低了头，不敢端详会场。可是加香依然用这个调门说下去。
“朋友们，你们不会不知道，马克思的祖父是犹太·教长。”
我心里想，这关我屁事。可是满场听众好象触了电一般，仿佛当一个犹太教长的孙子，比写《资本论》要紧得多！
加香讲得差不多，又来一段激昂动人的话。全场又热烈欢呼。散场开始筹捐，成绩可观。加香很满意，动身时对我说：“董伯，你瞧，八成行啦。报纸一定出得来！”
过了几个星期，第一期《晨报》问世了，每周四页，发行数字很快增加。我时常写文章，也写社论，但是经费不太靠得住。编辑部一位编辑提议辟一个广告栏。以往，广告是根据共产主义道德从来不登的。那末，资本家的广告登不登呢？问题一直提到中央委员会，决定先用我们的报作为试点，但有条件，只登小商人，饭馆和手工业者的广告。负责这个工作的同志，昼夜奔忙，成绩卓著，结果给《人道报》请了去搞广告。
1931年4 月3 日，我们的儿子出世了。这一天，安德烈·马蒂出狱。晚上在美人仓开犹太工人大会，马蒂也来参加。
三喜临门，太该纪念，我们两口子便决定给孩子起名为安马蒂。我很明白，到了今天，大家会觉得古怪。可在那时候，个人崇拜还没有受到批判，这个举动正足以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是多么受人崇敬。
我还记得十九区市政厅，就在我们小屋子的附近。我向户口干事报告孩子出生，取名安马蒂。那人吓了一跳，嚷嚷说，“哪有这么个名字！”这个区还是共产区呢！
我说：“为的是纪念安德烈·马蒂获得释放。”
“我明白，我要是你，为了免出麻烦，还不如换个名字。”
我回去征求露芭的意见。为了纪念我们在巴黎最先住在拉丁区，也叫圣米歇区，所以便给孩子取名米歇。
露芭跟我一样，都参加党的活动。问题在于晚上谁看孩子。—朋友们都得出把气力嘛，轮流看看孩子吧。
他们说：“不用道谢啦，这是当然的事，反正都是给党办事嘛！”
毛病只有一个，有些同志宁愿看米歇，不愿去开会。
我们就这样好好歹歹安排了新钓生活，挣的钱还够维持，党的活动使我们的思想有了寄托，作为革命者，当然只能过一天算一天。革命的道路是荆棘丛生的。要走这条路，就得应付一切，特别是应付意外的变故。1932年6 月一个早晨，只见斯特罗姆满腹心事似的走来问我，有没有人寄给他一封信。这件事马上说明，搞革命的人，总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外来。
我反问他说：“私人的信件吗？”
“不，不，信很要紧。”
我觉得他古怪，便对他说：“我是外劳局负责人，寄信给我谈非法活动，非得百倍警惕。”
斯特罗姆原本跟我一道在文化联盟搞工作。1931年，他爸妈寄钱给他，在技师学校报了名，想学当绘图员。从此，他便不再在公共场所露面。我没有叫他摆明问题，只怀疑他参加波共的地下活动。
过了两天，他更加忧心仲忡地来问我曾否接到给他的信。
临走时，他叮嘱说：“不管怎么样，多加小心。”
我根本想不到，横祸会从哪儿来。可是不用几天，报纸便告诉了我。斯特罗姆被捕了。说他替苏联搞间谍活动。间谍网的头头叫比尔，大概颇有才能，连警察都给他起了绰号，叫做魔侠。《人道报，的记者李杰，也受到牵连，成了所谓“魔侠事件”。
巴黎的许多报纸都纷纷议论这件案子。这么好的机会哪能放过了，不去揭共产党的疮疤，指控它“受外国的雇佣”？法国从来爱搞文字游戏，魔侠案变了魔马案，马是影射马克思。
至于我，我跟魔侠集团有什么关联呢？除非就是我跟斯特罗姆是朋友。不过，我是党的积极分子，自己觉得有责任把自已的情况报告组织。经过了研究，还是劝我离开巴黎。因为，警察有可能利用我跟斯特罗姆的朋友关系，来打击犹太侨民。这种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的反动报刊早巳在指摘“移民没边”，同时又吹又煽，想把最庸俗的排犹思想煽得死灰复燃。我的一切手续都是完备的，只要我愿。
意，就可以到，比方说，到布鲁塞尔去等候事态逐渐平息。
可是，我想趁机会去苏联，因为从1931年开始，我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为什么呢？为的是打从离开波兰以来，我一直没有喘息的时间，就算在经验方面收获很大，毕竟还缺乏理沦知识。该及时补上这个漏洞了。
我的档案大概已经送去，人选则由法共领导向莫斯科提出。主管机关是第三国际的干部局，而主管法国的则是马纽尔斯基的妻子勒别德娃。我的妻子随后再去。这样，1932年初夏，我匝去到苏联首都。
第五章 终于来到莫斯科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天。
在那儿碰到的一些左派活动家，都低估了纳粹的危险。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只根据议会选举来看问题，认定希特勒的党绝对得不到国会多数。我一说纳粹会以暴力夺取政权，说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准备远远胜于其他任何工人党派，听的人都不以为然。
纳粹冲锋队的靴子声，却越来越把大街小巷敲得震天响，巷战成了家常便饭，冲锋队干脆袭击左派的一切活动分子。
就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一共掌握一千四百万选民，就是不肯成立统一战线。德共总书记台尔曼有句名言，说是“纳粹是棵树，社会民主党是树林，不可见木不见林。”半年以后，纳粹这棵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
一直要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才从惨败中汲取教训，主张实现统一战线。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在集中营铁丝网后面，实行统一战线已经有一个时期了。
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已经肯定大难即将临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旅客不多，过境时，只有我一个人，不仅我那座卡里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车厢里也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苏联在外界心目中还是一个谜。世界各大洲的有钱人，都把它当做一场恶梦，而我却把它当做劳动人民的祖国。
边境大牌子上，写着马克思的伟大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一瞧见，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自豪，能够参加建设这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砸断锁链，扫清过去。我一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边境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我。过境以后，换坐两个人一间的车厢。再走了两三个小时，一位红军军官走进来，瞧见外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大家便用俄语、波兰语、德语交谈起来。快到莫斯科站，那位军官起来收拾行李。我瞧见的东西，使我十分惊讶；他的两个大箱子里，装满了干面包块。他收拾好了对我说：“瞧见了吧？这是我带给家里人的礼物。他们都住在乡下。”
我刚到莫斯科便瞧见了离奇的事情。车站和车站周围，呆着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拖男带女，没精打采地等着，大都抱着，靠着包裹口袋，等候火车。我心想：“她们上哪儿去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