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间谍-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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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第六集团军令天只受到非常轻微的进攻。
军队指挥官经常亲自汇报；希特勒经常打电话叫他们提供情报。除此以外，希特勒还得到有关各种问题的口头和书面报告，报告的来源极为广泛——戈林，戈培尔，各省省长和纳粹党其他官员，象黑森亲王菲利普，或者象前外交部长的儿子康斯坦丁·冯·诺拉特（他向希特勒报告说，在西西里的意大利人有多么坏）那样的特使，有实业家，有他所接见的外国政治家和外交官，甚至偶尔还收到匿名信。希特勒说，他每天仅仅阅读报告和备忘录就要花八个小时。
希特勒对于情报工作懂得很多。他承认从飞机上辨认部队的困难，并且知道窃听员能辨别出敌方个别无线电报告员的声音。不象大多数门外汉，他知道并不存在什么英国密码，而是存在着好几种密码，这些密码的份量不同，拍发密码的时间也不相同。他非常详细地知道情报军官如何把点滴情况凑成一份完整的报告： “我今天收到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有一条俄国公路通往前线的一个防区，那里部署了三十六个步兵师和装甲部队，还有许多装甲团和其他部队，报告还说，昨夜一千辆车辆通过一条公路，今夜有八百辆，后来又有一千二百辆和三百辆，这是对整个东线的一个警报：“马上就要进攻”。”他警觉到敌人搞欺骗的可能性，对一份报告发表评论说“好得叫人不能相信”，在盟军登陆前他对另一份报告表示怀疑： “敌人的行动非得要这样招摇吗？”
他不仅懂得情报，而且在战术和作战方面运用情报。一九四二年十月，他从“敌人的大规模行动”和“在顿河上架桥”推断出俄军将要“跨过顿河，朝着罗斯托夫……大规模进攻。”他派遣了三个师。几个星期以后，空军拍摄的航空照片证明：“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防区的那段顿河上新架的桥梁数目不断增加。因此元首仍然预料俄军要跨过顿河朝罗斯托夫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命令轰炸这些桥梁。一九四一年二月，德国驻安卡拉武官报告，如果德国不把它驻保加利亚的军队撤离土耳其边界五十公里，土耳其将对德宣战。希特勒发出了必要的命令。当英国报纸宣布，美国飞行堡垒式轰炸机将“彻底摧毁”德国时，希特勒建立高射炮阵地并储存大量炮弹。
但是他在战略上不利用情报。他的战略是从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出发的，这些基本概念使他成为他这样的一个人，使他居于他这样的地位。如果承认他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地缘政治使命感有任何错误，那就不仅会损害他的政治权力，也会毁了他自身。结果，这些概念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可辩论的。任何事实从来都不能使希特勒相信他是错的。
另一方面，有些事实使他确信他是正确的。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根据现实的某些方面形成的。当他后来又发现现实的这些方面和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时，他就以此来证实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电影《愤怒的葡萄》与其说是一部故事片，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电影中一贫如洗的农民，证实了他想象中的一个“衰落了的国家”。这些证明自己的论据是对了的事情，在胜利的那些年头是经常发生的。他总认为美国终将并吞英帝国。因此，他认为有关同盟国之间各种磨擦的；肖息都证实了他如上的看法。反馈加剧了这种曲解。他的下级知道他喜欢什么，用许许多多的证明材料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们送去他所喜欢的报告，在会议上附和他的意见。
但是，现实中另外一些不怎么叫人舒服的方面依然冲击着他。希特勒以不承认这些情况来维护他的看法。为了减轻思想上的负担，他选择了一班人马，这些人事先把希特勒不愿意知道的许多情况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新闻秘书迪特里希审查许多报纸材料。凯特尔不让托马斯递交报告。这些人相信他们在保护他们的领袖。有一次研究部情报分析处处长赛费特送上一份报告·里面有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希特勒的一个助手问他：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送这么一个报告给元首？”
赛费特回答说： “如果我不送这个报告，你就要把我贴墙站着，把我枪毙。”
“不，”助手回答。 “元首作出了决定，我们就不应该再搅乱他的直觉。”
在形势会议上，约德尔拼命强调德国所取得的小小胜利，对德国的退却则尽量轻描淡写，因此，局外人不大可能知道德军正在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德军在摩泽尔丧失了一个桥头堡以后，约德尔这样向希特勒报告：摩泽尔以南的德国散兵“突然遭到激烈进攻。进攻发展成为在这些小村庄周围展开的非常激烈的肉搏战。三辆（敌人）坦克被击中。敌人最后把我们的散兵推回到摩泽尔这边。然后我们放弃了南面的桥头堡。”至于别的地方，约德尔的报告强调俄军的进攻被击退，德军正在反攻，部队在毫无作战意义的情况下勇敢抵抗。有时候，当士兵不得不承认撤退时，他们从来不说被打败，而是说敌人在“进逼”，敌人占压倒优势的兵力迫使英勇的部队让出一点阵地。希特勒的部下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使他听不到不愉快的消息。
但有时候坏消息确实传到了他那里。在某些情况下，他事先就把坏消息抵销掉了。如果报告上说敌军力量占优势，他就说送报告的人有“失败主义情绪”——对德国取胜缺乏信心。这就使得他不能进行认真的考虑。希特勒还可以斥责写报告的人是个“专家”，说“专家”，通常的意思是指一般参谋或外交官。他在外交和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那些年里，外交官和参谋部曾预先提醒，如果他采取某种行动，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而他就敢于采取行动，并且成功了，再次证实了他的天才和这些专家的无能。因此他可以推知他们现在的报告同以前的报告一样错误。
当不能采取上述做法时，他就歪曲情报使其符合他的观点。虽然德国只有七千五百万人，美国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德国在人口方面还是占优势，因为美国只有六千万人是象样的人种。有时希特勒篡改数字，这样就觉得更舒服一些。海军向他报告，美国人每月建造的船舶的吨位将达三十万吨，一个月以后，他的脑子里的这个数字却成了七万吨，当约德尔向他报告，前往罗马去逮捕国王和墨索里尼以后的政府要员的德军部队离罗马有一百公里时，希特勒大喊：“哪里有一百？只有六十公里！”这种做法有时“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哈尔德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看出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希特勒干脆不相信不受欢迎的消息。当英国拒绝讲和的时候，他“不能想象在英国还有人真的相信他们会胜利。”驻俄国的海军武官向他报告俄国舰船建造的数字，这是根据航空照片，从舰船在船台上建造的时间推算出来的。数目之大使希特勒感到吃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俄国人照样办不到。”外交部人事处的一份截收报告告诉他，俄国农业丰收了，他在报告上拦腰潦草地批道： “这不可能。”当一个助手向他报告，一九四三年七月汉堡遭到同盟国的疯狂轰炸，城市被破坏殆尽时，他打断他说； “用不着你报告——我全都知道了。”约德尔报告说，一九四五年三月，盟军装甲部队踏平了一部分西壁，他反驳说： “那也不见得。可能只是两，三辆坦克。”在他的形势会议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当古德里安递上格伦关于俄国部队集结的数字时，他愤怒地吼道，“他们简直是白痴”，应该把格伦送到疯人院。当一个德国空军军官把一张很大的复合航空照片摆在他面前，照片上表明俄军在中部集团军群的正面集结了空前大量的炮兵时，他愤怒地用手把照片从桌上拂掉。
当情况每况愈下，失败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时，他不仅在心理上逃避，而且越来越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他总在夜间乘坐他的火车车厢出去，把窗帘拉紧：开形势会议时他把房间弄得很暗。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以后，他只到前线去过一次，拒绝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他不接见参加过战斗的军官。他禁止“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谈话；在极个别的时候，他似乎了解到真正的形势； “我们正在不断丧失工业地区；” “可惜Ｖ—1 飞弹不能决定战争；”
“我们自己的措施取决于它们（敌人的作战目标）。”但实际上这些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并不表明他从根本上承认错误。任何事实也绝不能扭转他的纳粹观点。当英国人正在轰炸德国的城市，德国人也在轰炸英国的城市时，他还在想象着战后纳粹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持久友好”。他认为俄国虚弱不堪，当苏联坦克正逼近德国首都时，他还不觉得这一看法有什么错，只觉得他在选择进攻的时间上有了错误。
任何事实也不能改变他的顽固态度。因此，即使希特勒得到完善的情报，对他也不会产生根本影响。他会挑选那些他喜欢的情报，而把其余的都否定掉。在战术方面，完善的情报可能起了帮助作用；在战略上，就一点作用也不起了。
关于希特勒和情报的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有了更好的情报是否就能帮助他的问题，而是ｃ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如此有效地驾驭现实、因而成为德国和欧洲的主宰的这样一个人，到后来竟变成了把他不喜欢的文件从桌上拂掉那样一个暴跳如雷的人物？
答案不在于希特勒本身，而在于外因。外界情况促使了这种变化。这些情况使他逐渐地不谨慎了，他的神经质越来越暴露。其后果不仅在情报方面看得出来，在他的一切行动中都看得出来。
在最初时期，希特勒大体上是为所欲为，相对来说不受外界力量的左右。他的才干——特别是他的果断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得到了自由的发挥。他的才干使他能够成为纳粹党领袖和他的国家的元首。他把他的才干施展到国际舞台，他操纵着别的国家，使德国，从而也使他自己成为欧洲的统治力量。希特勒采取行动，左右局势，担任领导；别的人和别的国家只能反应，屈从，追随。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他以改变现实的办法来适应现实。他改变世界以满足他的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除了在战术上受到少许挫折外，他是所向无敌的。
后来，在一九三九年，英国不再默认他的计划了。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严重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英国狂傲地拒绝他的和平建议以后，希特勒发泄这一愤怒的最直接、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攻并征服这个岛国。但是希特勒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与其说是要改变现实，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需要。那就是进攻俄国。
不去攻打一个他并不真正想攻打的国家，他就能摧毁一个他所憎恨的国家。不在海上作战，他就能在陆上作战。免去了进攻英国可能失败的担心，他就能因进攻俄国一定能取胜而感到高兴。他想，这一切除了使英国丧失最后希望以外，还将因此而使她醒悟。因此，他不面对客观上更有效的解决办法，而采取在心里更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第一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自动去适应外界。他没有改变世界，而是让世界改变他。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他回归了。
英国的不妥协只不过是阻碍他实现他的意愿的第一个外界力量。事情常常是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反应导致更大的困难。他进攻俄国，使他付出了丧失战略主动权的代价，后来事态越来越使他气恼。他越来越采取回归的做法。当他对俄国发动的闪电战失败时，他向美国宣战。当他丧失了法国以后，他命令摧毁巴黎。当敌人占领德国的时候，他指示施佩尔毁掉德国。所以，当战争快要结束，将军们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只会使他更加感到气恼的情报摆在他面前时，他伸手就把它拂掉了。
希特勒并不是世界历史中宁可相信先入之见也不相信令人不愉快的情报的唯一领袖人物，只不过他握有的权力更大，使他能够比别的领导人更能坚持他的更带有全球性的偏见。早在他之前，参谋总长施利芬就已经分析过这个现象： “一般来说，高级指挥官应当把自己描绘成一幅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图画，在描绘这样一幅图画时，个人愿望是主要因素。如果送来的报告看起来同这幅图画是一致的，就满意地将它们放在桌子上，如果报告同这幅图画是矛盾的，就把它们当作完全错误的东西扔掉。”几年以后，他的同胞象梦游者一样重蹈覆辙。一九一四年德皇政府要比利时忍受德国的临时占领——当比利时拒绝时，德国大感意外。它忽视了如下的迹象：一旦如同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作出了“近于盲目的错误估计”，英国是不会保持中立的。
这样的盲目不仅仅损害了德国人。一六八一年，路易十四不理睬法国驻海牙使节关于瑞典人正谋求同荷兰结盟的多次报告，因为他也想同他们结成联盟；但当条约签订后，他却不认真对待。后来他不相信有关奥地利的武器和所取得的军事胜利的情报，目的是要坚持他先前的结论。一九三七年， 日本在同俄国的一次边界冲突中打败了， 日本一个情报小组对红军进行研究时，基本上发现了他们所要发现的东西：这次战斗并不是一个典型，不能从中得出结论，俄军的强大是预料到了的， 日本人并没有低估他们。第二年俄军在哈勒欣又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但是希特勒的对手又是怎样的呢？邱吉尔对坏消息的反应如何？他也是一个强硬的领袖，他同样不仅相信而且还得表现出他对胜利的信念；他同样不能消极地在障碍面前屈服，而是要克服这些障碍。那么他拒绝了令人不愉快的情报吗？没有，他不喜欢这样做。他对它发怒。但是他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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