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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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亲密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938我想，正如汪荣祖所说，对处在日益严重的病痛，尤其是变本加厉的精神折磨下的晚年陈寅恪来说，“最可安慰者，莫如其早年清华弟子刘节（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梁方仲在文革风暴中，毅然护师。与后期党员学生相比，批师邀功者有之、划清界线者有之，不啻天壤。”939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3）
唏嘘之余，陈寅恪的“另类”命运抉择，不禁使我一下子联想到1949年以前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西南联大的那些教授们，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据谢泳考察，“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他们在论证的时候，多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是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上都要恭读总理遗嘱，他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张东荪的个性。曾经有一段时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联大的所有负责人都加入国民党，时任法商学院的陈序经听了就敢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张奚若有一次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被蒋介石打断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保’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940我还由此想到，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折磨，更确切些说，是奴役，远没有因老舍之死或陈寅恪之死而结束，独具中国特色的“五·七干校”是对知识分子灵与肉的另一种形式的大磨难，同时也是一次大考验。今天历史地来看，我觉得，“五·七干校”毋宁是一种具有了惩罚知识分子肉体和锤炼知识分子灵魂双重意味的思想学校。所谓“惩罚”是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强迫施与，“锤炼”则是知识分子的被动接受。正如历史往往是悖论的，“接受”也是把双刃剑，利刃的一面是，“在劳动改造和思想批判的严酷考验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成为整个运动的焦点。在高压下，丧失人格与做人的尊严，相互倾轧，成为干校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可悲的局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比如，“在上海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诗人闻捷自杀后，干校召开声讨闻捷大会。到会的全体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工、军宣队带领下呼喊口号：‘打倒闻捷／‘闻捷死有余辜／在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实验农场，劳动被当成对知识分子的惩罚。只有对工宣队表现得俯首帖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种奴化式的改造。”
而利刃的另一面，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各种方式的抵制与反抗。”如出现的“两名具有典型意义的‘干校人’。
“一位是70年代的布鲁诺——张志新。张志新所在的辽宁省委机关盘锦‘五·七干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与她同一宿舍的省委宣传部长，自杀前，用墨汁在日常用的脸盆上，写下了‘无罪’二字。这促使张志新更深入地思考‘文化大革命’，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她追求真理，虽失去人身自由，仍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在干校被捕。1975年，她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死刑。刑前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张志新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干校人’。
“另一位，是诗人郭小川。他是思想逐步觉悟的典型。在知识分子寻找自我的漫漫长路中，从再改造的热情、‘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淡漠、集体的颓丧、失落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及再一次的热情期望，一曲《团泊洼的秋歌》，唱出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知识分子沉郁痛苦壮烈的情绪。郭小川是开始抛弃盲从，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社会的‘干校人’。”941老舍之外的其他自杀者老舍自杀前是否留下什么遗嘱、遗言，甚或陈寅恪式的“声明”，可能将是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但与老舍不同的是，其他一些“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自杀者，大多留下了表白性的文字。而他们为什么会在死前如此留言，今天再看，虽没有陈寅恪式的“声明”那般清晰明了，但恐怕也没有言辞表面那么简单。难道他们真的直到死还在用可怜的忠效替代着理智的诚实？
在时间上，邓拓是先于老舍自杀的。自杀前，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他在写给当时还是以彭真为核心的北京市委的诀别书中，写到：“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942老舍死后两年的1968年初夏，被批斗中的杨朔，面对是不是影射伟大领袖的喝问，仍然执著而无力地辩解着：“我是热爱领袖的。请同志们仔细看我的书，看《三千里江山》，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他走上绝路。临死前，挥之不去的愿望是要求给毛主席写信。但谁会给他这个权利？他只有用一瓶烈性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9431968年8月12日深夜，是周瘦鹃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独自走在自家的花园里，做死亡前的心灵考问：“精心栽培的五六百种盆景盆栽，全部被毁，无一幸免；汗水浇灌的美丽花园满目凄凉；书房被抄被封，书籍文稿统统被堆到大街上付之一炬；甚至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也成了奸佞国贼的口实！他既不甘蒙垢忍辱，又无力抵挡政治风暴的冲击，甚至连在顽童的辱骂声中，也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作为老年人起码的尊严。……”绝望中，远处传来妻子的呼唤。在那样的瞬间，他也许有刹那的留恋这人间的思念。但离他家不远处“工纠队总部”里吊打什么人的声音，将他对生的最后一丝眷恋击的粉碎。想到当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他却无从“请罪”，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愿在自己花园的深井里求得解脱。944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叛徒”的诗人闻捷，1968年春又被投入监狱。他常对孩子们说的也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有什么可怕的呢？”“爸爸和妈妈都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走资派。我们工作中有错误，但都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受了三十多年党的教育。”但当他又经历了被“解放”以后更残酷的批判、迫害时，“坦然”也变成了沉默，死亡是最好的归宿。945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史学家翦伯赞，因不肯违心提供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携夫人一起吞食积攒起来的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自杀。死后，搜身者在他的中山装两个下衣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遗书。一张写的是“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94640年代，面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翦伯赞曾愤怒地表示：“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即便到了“文革”前，当他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他仍在致友人信里毅然地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面对大批判的文章，他表现得异常从容而坚定：“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姚文元开始“炮轰”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以史家的良心和胆魄，仗义执言：“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最后，他清醒地意识到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屈节。947于是，他清醒地选择了死。“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表现了他性情的刚烈，绝不会为了苟活而落井下石。“万岁”只是为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效忠吗？似乎没那么简单。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4）
正如章诒和所分析和感慨的：“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她为此请教了许多人，像对老舍之死的解释一样，也是各式各样。她当然也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像许多人把老舍之死归于绝望的抗争一样，认为“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但他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你死我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谶语？”章诒和以为，“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948而我自然联想到的却是王国维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辱”。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同一个翦伯赞，早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在批判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张东荪的大会上，“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他在发言中列举了张东荪大量“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不过，出乎包括翦伯赞在内的许多批判者意料的是，张东荪的“问题”最后从“四反”（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变成了“特务”，由“思想改造”变成了“叛国罪行”。949不管翦伯赞是否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并是否对此有过“史学家”的思考，反正他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还是自觉响应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提到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的领袖意志，以《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为题，写文向史学界的“右派”发难：他批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在“鸣放”中的言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翦伯赞还批判了史学家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就因为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隐晦的笔调反对马克思主义。”950实在猜不出，当翦伯赞发现自己在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观上与毛泽东发生龃龉，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会不会，或有没有设身处地地想到他曾经对雷海宗和荣孟源的批判，是否逼迫人家“在真理的问题上”“让步”？人家是否能够接受他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潮，“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951历史所遗留的像这样的谜团太多了，根本无法破解。
1970年9月，囚禁中的赵树理，“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的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把抄好的诗词送给前来探望的儿子时，庄重而严肃地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在“文革”被批斗的日子里，他经常对儿子说的是：“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曲不该有什么怨言。”952为什么有好几位知识分子自杀者要在死前抄写《咏梅》？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至少现在还不敢妄加揣测。也许是出于韦君宜丈夫那样的心理？
韦君宜记述自己的丈夫“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干。他的根据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亲手对他的一首诗作过批示：他的那首诗中把毛主席说成‘平民’，毛主席说没有问题。1943年整风审干，他和许多干部遭到‘抢救’，打成特务，而毛主席一经发现错误，就亲自在台上举手行礼道歉，所以当前的坏事总会变，毛主席总是英明的。他把这些话再三嘱咐儿女。”953这又不禁使想起萧乾曾对我说的：“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都太天真了，总以为自己是谁，到了谁也不是。这个亏，我们今天还在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