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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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5）
由研究老舍之死，了解中国作家的运命遭际，我还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前苏联一些作家的命运。90年代，前苏联解体以后，随着一批重要档案的解密，竟一下子有那么多尘封在历史记忆下面、鲜为人知的内容曝露出来，那些档案令人恐怖和作呕的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真是触目惊心，叫人不寒而栗。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在致赫鲁晓夫的信中写到的：“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几乎所有在人身上可能出现的品行，在那个高度暴力和集权体制的刺激下，被无限放大出来，并很快被推向极至。时代犹如一列狂奔失控的列车，没有人知道它将驶向哪里，只知道它越开越快，直至被撞得粉碎。当突如其来的现实风暴横亘在所有生命的小船前面，它的强大坚硬，让每个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都变得极端渺小，不堪一击。转瞬间似乎曾被所有人推崇，并尤其被文人们用饱蘸政治激情的笔一遍又一遍讴歌的自由与尊严，成人一种笑柄，遭人唾弃。
当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像刀一样如哽在喉的时候，文学的高贵和美成了脆弱而多余的奢侈品，那些还妄图将它们残留在内心角落的人，只能有一个结局：不谙政治潜心创作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倒在疱疹伤寒和痢疾蔓延的劳改营；性情率真，说话毫无遮拦，被高尔基称为最完美的、最真实的作家和人的巴别尔遭到严刑逼供，被迫诬告朋友以后被枪决……那些表面遵从严酷的现实教导，却无法完全融入其中的人，总是被噩梦缠绕；“大清洗”时，曾签署许多逮捕作家的命令，把最好的年华都耗费在对文化事业有害无益的行政事物上的法捷耶夫，最终在孤独中开枪自杀；伊萨科夫斯基在创作的鼎盛时期突然沉默。历史真是会捉弄人，像那些最坚决捍卫现实并甘心成为它强大肌体的一部分的人，永远被陈列在历史的长廊之中，并提醒后来者，在此起彼伏的人类灾难中，这里曾经留下过他们的身影：以作家身份和文人们打成一片，却靠行刑逼供而平步青云的谢宁；为政客写碑立传的潘菲洛夫；从半文盲一跃成为政治需要的楷模作家巴巴耶夫斯基……他们被无情地烙印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类曾经的精神噩梦，当然远非如此。而且，未来并不一定不会再次发生。但我们不能就此丧失信心，相反，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怀有比现实更强大的信心。因为恐怖血腥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从未间断过，但每次灾难过后，人们又都会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文明也因此绵延不绝。拿文学来说，它应当像老舍在“清醒”的时候所“清醒”意识到的，永远遵循着自身的规律，不服从于任何现实的压迫。我想，既然在历史的过去和现在，已经有脆弱的生命之舟不惜为捍卫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而撞的粉碎，在历史的将来，也依然会有。巴别尔说过这样一句话：苏维埃政权只靠意识形态支撑。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体制下，作为一个永不说谎的作家，不仅困难，而且危险。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1）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是许纪霖写于1986年那篇闪耀着思想灵光的《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使我写下了本节的题目。该文试图通过黄远生这样一个个案，来反思知识分子丧失自我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原因。许纪霖是较早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执著而严谨地进行历史探索的一位学者，在读到他这篇学术散文之前，我并不知道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有一位叫黄远生的记者，更没想到他竟会写下一篇与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同名的《忏悔录》，这使我像许纪霖在偶然浏览之中，竟然意外地检得黄远生的这篇《忏悔录》时的感觉一样，不禁心头一亮。
黄远生何以会写出这篇中国人的《忏悔录》？许纪霖这样描述：黄远生是江西九江人，1883年生于书香门第，远生是笔名。21岁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可他决计不走仕途，而是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投身新闻界，短短几年，便名声雀起，被视为“报界之奇才”。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想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造势，遂命黄远生作一篇为帝制“歌德”的文章。陷入窘境的黄远生，只好故意拖延，七八天后，袁府威逼催讨，不得已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敷衍交差。友人劝其不如索性不作。他面露难色地说：“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遂几易其稿，将文章改得分量更轻了。袁世凯看后自然不满意，命其重作。“再无可转身了”的黄远生，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决然逃离北京，隐居上海，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忏悔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957黄远生开篇即无情地剖析自己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两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我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许纪霖进而深刻分析道：“这是一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灵者，独立人格之灵魂也；肉者，个体生存之肉体也。人格与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下，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若是生非的灵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像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的执着的‘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话说起来，叫做‘外圆内方’。”958其实，被许多人以为是“外圆内方”文人典型的老舍，在许多时候，也像黄远生一样，一旦“入世愈深，距离政治漩涡愈近，就悲哀地发现，灵与肉的冲突并非是那么容易调和的。圆得过多，妥协过多，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地在违心中失去方向，在不自觉中‘魂为躯役’。”959拿“文革”来说，“‘文革’中，一方面大环境是极左的，每个知识分子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复杂的人性表现千奇百怪，各色杂陈，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外在原因。每个人在今天都需要一种‘忏悔意识’。”960这不正是老舍及老舍们当时再正常不过的心态吗？“党既如此真诚，我们能够辜负党的委托与信任吗？党对我们真诚，我们也要对党真诚，凭着良心有话即说，有意见就提出来。这样彼此以诚相见，推心置腹，党就会更英明地领导我们，我们也就会更幸福。”“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没人会忘掉，直到永远。这样的党是打不倒的，拆不散的。”961因而，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革命”过的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关系在很多情形下，类似于法捷耶夫与斯大林的关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那是一种士兵和总司令的关系。士兵要绝对服从总司令，总司令什么荒唐的话他都要听。法捷耶夫曾经亲口告诉过爱伦堡：“我一辈子只爱过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斯大林。我一辈子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斯大林。”962在中国文人当中，与法捷耶夫最具可比性其实不仅仅是周扬，只因为“他的仕途”在“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963这上面，更像法捷耶夫而已。
拿前苏联来说，它的作家“协会形式有利于斯大林亲自控制文化界。换句话说，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作者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可把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起，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964而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人格。前苏联动不动就枪毙，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经历过思想改造的蓝英年对195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受批判记忆犹新，当时他是非常要求进步的团干部，老师上课时，拿着《联共（布）党史》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记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他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结果就因此被批判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他反思过去，“人只要稍有些个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中国人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习惯与盲从，不习惯于思考。”965所以，直到今天，很多知识分子还“总是强调自己受难的一面，回忆文章中自悯自怜有余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不足。受害者并不等于正义者。承认自己做过错事、走过弯路和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会做错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后者是欠缺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社群中思想最敏锐的，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受教育人数有限的国度中。如果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不能一针见血，怎么能使一个民族有清醒的反思呢？”966庆幸的是，我们还是有不文过饰非的知识分子。正如季羡林在晚年所坦白承认的：1949年以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967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去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2）
1949年以后，背负“原罪”精神十字架的知识分子可谓多矣。以巴金为例，他答应报刊的约稿，写了《评〈不夜城〉》，批判老友柯灵；“批胡风”时，他曾登台，违心地发言，揭露胡风的罪恶。他为此在晚年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忏悔：“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1955年2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作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反右”时，不管是否想得通冯雪峰怎么突然成了“右派”，还是上台与靳以联袂做了批判发言。他痛心疾首地反思：“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喊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在“文革”期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968
像曹禺，每每想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参加批判大会，积极发言，写过大批评文章，心情就无比沉重，感到他“写的一些文章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那时，我是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段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969
鲁迅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