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军团--希姆莱与党卫队-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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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盖世太保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５月，每月最多只发现五百九十份各种反战材料，而１９４１年６月则有三干七百九十份，１０月有一万零二百七十份。１９４１年２月和３月，平均每月有七百五十名反法西斯战士被捕，而６月份则有一千一百六十九人、９月份有一于三百三十七人、１０月份有一千三百零五人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
据纳粹德国司法部的官方统计，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具体人数为：
１９４０年 三百零六人
１９４１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人
１９４２年 三干三百九十三人
１９４３年 五千六百八十四人
１９４４年 五干七百六十四人
在这些数字中，不包括大约两万名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和军官。在这个极为保守的数字中，不包括那些被秘密处死的人。
这种血醒镇压不能不说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阶段，德国没有出现大规摸的反抗和起义。
在德国，绝大多数家庭或亲属都有在政府各部门、党卫队、国防军和各种纳粹组织工作的人。而纳粹主义的毒素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男女老幼的思想。作为第三帝国统治的支住，党卫队便用它自己的思想和原则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德国人民的生活。
党卫队的两条基本原则是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
“亚利安种族是优等民族”的怪论导致出一系列的错误结论和无数的野蛮行动。
不破不立，若要证明亚利安族是高贵的种族就要有犹太族和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与之陪衬。
希特勒无耻地供认，他的党之所以要利用反犹太主义，目的就在于欺骗人民群众，搞乱他们的思想。当但泽市政委员会在一次谈话中曾问他是否将犹太人灭绝时，希特勒回答说：“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
根据党卫队一一纳粹主义的理论，劣等民族是不配生存下去的。灭绝这些种族，德意志人就有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这种蛊惑不能不说在许多德国人的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概念。
于是就有了侵略战争，有了种族灭绝，有了资源掠夺。
由于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许多德国人把参加纳粹党，特别是参加党卫队引以为荣，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干出了许多蠢事。社会的许多上层人物，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也纷纷涌进党卫队，涌进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王子、贵族、经济界康采恩巨头们以及高级会员都想方设法获得党卫队的证件，这是政治态度最好的证明书。他们在党卫队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名誉职务，尽管不去那里上班。
党卫队非常乐于授予他们头衔，那样他们就和党卫队绑在一起，反过来支持它。
于是，在极端口号如潮的第三帝国出现了以“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日耳曼”等旗号命名的党卫队分队。
于是就出现了伸臂礼、出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盲目个人崇拜。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对警卫团军官所作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有一项原则党卫队员必须绝对遵守，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党卫队就是以这种反科学的血统论为思想基础建立起它的各种组织的。种族论成了把德国人凝聚在一起的工具。“以我是纯亚利安人”引为自豪的人产生了“英雄现实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含义就是党卫队副总指挥贝斯特所讲的：
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由时间来决定。并可以改变，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各样的东西，而是形式。
这是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它构成了党卫队的心理状态核心。使得“不可能”、“不该做”这样的词句在党卫队的字典中被抹掉了。
盲目服从是党卫队的又一思想核心。
每年希特勒生日之时——４月２０日，都会有一批育年加入党卫队。这一天举行新队员宣誓、佩带领章并发给党卫队员证。向希特勒宣誓的誓词是这种盲目服从的开始。
德国领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向你宣誓
忠诚和勇敢。
我永远服从你和你所任命的上级领导
死而后已。
谨此宣誓。
宣誓仪式给人以神圣庄严的气氛，这些激动不已的青年从此成为黑衣队员，但这还没有成为“完全”合格的党卫队员。每个人大约还要服６个月的劳役，还必须获得国家体育运动证章和熟读党卫队的问答课本。这种通畅使新队员加深了黑色集团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
问：“我们为什么相信德国和领袖？”
答：“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德国和上帝给我们派来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问：“我们必须首先为谁效忠？”
答：“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
问：“为什么会做到服从？”
答：“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出于相信德国、相信领袖、相信党卫队和出于忠诚。”
党卫队给予青年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它使得这些新队员丧失了起码的人道准则和良心。他们去做什么只凭上级的指示，不再用大脑去思考，他们变成了一群机器人。
把体育运动列为党卫队员的一项条件，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为了表现德意志人的尚武精神和出于希姆莱想把党卫队变成骑士阶层的需要，没有健康强壮的体魄是不能够战斗的。
因此， 在党卫队以及各重要部门的人事档案的评语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字样：“×××·××，纯亚利安人，优秀运动员。家庭观念极强，对帝国的事业无限忠诚……”
这些党卫队新成员宣誓之后获得了党卫队短剑。从此他们便有了杀人无罪的权力。
对青少年进行纳粹思想灌输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也建立了起来。１９３６年有一条法令规定：青年人有义务在青年团中服役。也就是说，青年从十六岁起就处在纳粹思想的熏陶之中，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绝对服从论等都是教育的必备内容。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希特勒讲出了他对德国青年的企图：
如果敌人说，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也别想抓住我。那么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他们：“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一个民族是万古长存的。”
“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影响了整个一代青年人。对每一个德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导致了排犹、杀犹，导致了侵略战争，导致了疯狂的掠夺。如果一个民族被一种极端的邪说引向歧途，它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应该说，德国人民是无罪的，希特勒一伙才是罪魁祸首，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才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恶魔。
然而，同样作为法西斯专政机器的组成部分的各个机构，它们之间的运转也并非协调一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陆军同盖世太保积怨由来已久。
事情出于偶然。１９３６年５月，警察总局柏林第一审法院推事恩斯特经手审讯一名惯犯施密特。他多次犯有盗窃、讹诈和侵吞财物罪，是法院和监狱的常客。这次，他又因涉嫌讹诈被逮捕。
最初的审讯，他只承认了几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恩斯特乘胜追击，使这个罪犯又供出了对几百个人、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进行讹诈的罪行。他抓住了这些人搞鸡奸的事实而进行讹诈。这些人当中有自由团领袖的儿子、律师吕狄格·冯·戈尔茨伯爵，有波茨坦警察局长、党卫队旗队长冯·韦德尔伯爵和中央经济部长丰克等。在这一长串名字中有一个“弗立契将军”。恩斯特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追问是“哪一个弗立契？”施密特不肯回答。
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却引出了震动整个帝国的大案特案。设在秘密警察处里的“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受理了这个案件。党卫队多么希望这个弗立契就是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啊！如果真的是他，就可以打掉他，从他手中夺过国防军对武器的垄断权。
审讯者将一本相簿摆在讹诈犯面前，他一下于便认出弗立契男爵的照片，受到软硬兼施的施密特终于交待了他的讹诈经过。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的一天晚亡，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前厅，盯住了一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深色礼帽、围着白色围巾、戴着一副单眼镜的人。他见这个气度不凡的人和同性恋者丁·魏国格特纳一起离开车站大厅，钻进一条供铁路局专用的胡同。他好奇地尾随其后，惊异地发现他们俩在那里发生了鸡奸关系。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出来了，走到波茨坦广场附近的车站。施密特看到这是一个敲诈的好机会，便跟上他，向他讲他见到的一切，并自称是刑事警官克勒格尔。这位先生出示了身份证，那上面坦白无误地写着“冯·弗立契”。
接着进行“私了”的金额谈判。弗立契说身上只有一百马克，请他去家里取。在弗立契的家门口，施密特得到了五百马克。转年１月，他又得到了约定的剩下的那一千马克。
令人不再怀疑的供词摆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他很快便向希特勒报告这一重大案件。希特勒看后，指令“烧掉这种无聊的东西。”希姆莱有点不识相。当时，希特勒对陆军非常信任，听不进去任何反对陆军将领的话，他需要这些将军去占领夷邦，征服欧洲的战争迫在眉睫。
秘密警察亦对弗立契案件饶有兴趣。在这位陆军总司令出访埃及时，派了两名秘密警察官员进行监视，以便看他是否出入有鸡奸活动的酒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新婚旅行刚走不久，“妨害风化罪行”科的瑙克就把一包淫秽照片交到了中央刑事警察处全国技术鉴定中心头目米勒的手中。照片的两个人中，陆军元帅准确无误，可是那位裸体女人却看不清楚。最后他们找到了戈林，他是元帅的证婚人，并参加了婚礼，一定熟悉他的夫人。
戈林惊喜了，那女士不是元帅的夫人，他可以利用这场丑闻把陆军元帅赶下台。如果元帅下台，接任他的第一人选将是弗立契大将。因此，他戈林要一箭双雕，然后自己当上战争部长。
二十四小时后，当希特勒风尘仆仆地从伯格霍夫回到总理府时，戈林顾不得领袖旅途劳顿，边不及待地进见。希特勒接见他后，“非常激动，但并不显得怎样忧虑或难过。”由此可见，戈林在谈到两位陆军高级将领的坏消息时非常策略。
当天夜里，戈林命令刑事参议迈辛格下达了重新整理冯·弗立契案卷的命令。第二天上午，案卷便摆到了希特勒的特大写字台上。
希特勒看后，同昨日判若两人，垂头丧气地倒剪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
经过短暂的失望和痛苦，希特勒忽然想到，这不正是解决国防军领导层、自己统帅三军的好机会吗？他立刻转风使舵，唆使戈林出面搞垮这些军人。戈林怀着浓重的个人动机更加有恃无恐了。
许多军官为此鸣不平。在正直的霍斯巴赫的请求下，希特勒才答应接见弗立契，听听“这只猪猡是怎样申诉的”。弗立契和施密特当面对质，他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施密特肯定地说：“就是这个人！”僵持中，戈林冲进房间，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尔后，他悄悄地对希特勒的副官说：“听我说，您满可以和领袖谈谈，您告诉他不妨把陆军交给我，我已准备交出一个四年计划。”
可是，希特勒拿陆军开刀，并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以种种无可争辩也没人敢争辩的事实三次拒绝那些为戈林劝进的人。他对他的副官维德曼说：“根本不会考虑。戈林连视察空军的规矩都不懂，我比他懂的还多呢！”他对陆军元帅凯特尔说：“这是根本不会考虑的……空军必须由他来抓……而且他必须作为既定的接班人熟悉政务。”他还对第一位陆军元帅勃洛姆堡说：“他太轻闲了，也许可以说是懒惰，无论如何他不在考虑之列。”
即将下台的战争部长勒洛姆堡这时对陆军中的战友产生了怨恨。关键时刻，很少有人拉他一把，同时又产生决不能让戈林这个整人的野心家如愿以偿的想法。于是，他在离职前拜见了希特勒，提议由领袖兼总理亲自任战争部长一职。
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的命运，毫不谦虚地同意了这一提议，将战争部划规他领导，并改名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ＫＷ）。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被免职，十六名将军被强令退休养老，另有四十四人被调职。
这是一场德国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从中受益最大的是希特勒本人，从此，他将军政大权集一人之身，成了德国的大独裁者。
然而，事情仍旧没有完结，在弗立契大将退职前，希特勒示意他悄悄地提出辞呈。领袖的伎俩十分明了，一是让将军体面些，二是让他自己更体面些，减少火药味，平静地实现权力移交。可是固执的弗立契不同意这样做，坚持要个说法。希特勒无奈，提以要由特别法庭对此案做出裁决。但是，这个特别法庭是由盖世太保的人组成的。
军人和法学家们对此表示异议，纷纷出面干预。他们认为对一个军官只能用军事法庭。在司法部长古纳特和国防军军法处长的巧抄周旋下，希特勒只好同意他们的意见，由三军总司令和德国军事法庭的两庭长组成了军事法庭。但希特勒担心失控，便任命戈林为法庭主席，并责成秘密警察配合调查。
多年来，秘密警察无权逮捕军人，甚至传讯也不可以，这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一点，连刚入伍的新兵也知晓。而如今，神圣不可侵犯的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