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6-剑桥--历史和文化-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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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院（NewCourt）使圣约翰学院首次将它的学院（1826~1831年）扩建到了河对面，新大院的同时代人一定觉得这是中世纪的海市蜃楼。建有哥特式窗户和雉堞的回廊连接着两座外楼，中间是一座门楼，四面尖塔，最高的是一座有拱扶垛、哥特式尖顶和十字形花饰的顶塔，新哥特式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人们很快就戏称它是“婚礼蛋糕”。新大院位于后园的绿色画面上，凯顿石灰岩闪闪发亮，砌工精细，哥特式复兴风格中又含有古典式韵味，由托马斯·里克曼和他的学生亨利·哈钦森设计。另外，“早期英国式”、“英国第二期哥特式建筑”和“垂直线”，这些我们用来归纳英国哥特式风格的概念都出自里克曼。新大院挑尖拱门上方的石刻山雕历经学生们的一些玩笑幸存了下来。这个学院保护神的象征有时被涂上红色，有时被系上蝴蝶结或戴上帽子。圣约翰学院的门卫们还记得别的截然不同的故事：“我们曾经从屋顶上推下一台钢琴，对，推进了河里—噢，所有这种小乐趣。”
圣约翰学院到新大院远没有结束，学院背后还有意外的惊喜。20世纪学院建筑的示范性的一段开始于河畔，一座蛇形穿过公园的建筑，庭院是开放式的，站在房间里能看到树木。克里普斯楼（1963~1967年）是一幢能容纳200名学生的宿舍，比16世纪时学院的学生数多4倍以上。另有院士们住的小屋和人人可以参加的屋顶舞厅。
当玛格利特夫人戏剧俱乐部的演员们演出一部新戏时，圣约翰学院的戏剧爱好者们就汇集在毕达哥拉斯院里。1200年前后的这座坚固石屋，是英国国内最古老的房屋之一，沃尔特·德·默顿于1270年将它买了下来，用做牛津学生们可能需要的避难所。直到1959年默顿学院才将它的剑桥飞地卖给了圣约翰学院，连同周围的一组桁架结构式房屋—默顿堂（16~17世纪）。加上后园里的公园，圣约翰学院的绿地面积很大。院士花园中的所谓荒地是卡帕比利特·布朗1778年布置的。那里生长着古橡树、栗子树、一株美国鹅掌楸。春天，树下开满金水仙花这种华兹华斯喜爱的花。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9节 2903册图书和一本日记
塞缪尔·佩皮斯在莫德林学院走，去莫德林学院……在那里喝上满肚子学院的啤酒，它是我喝过的最好的酒，令我快乐。
—塞缪尔·佩皮斯，1668年
pike是指小伙子，pickerel是指年轻小伙子，而PickerelInn是指斜对面的莫德林学院的年轻小伙子们常去的饭馆。从河流到城堡山脚的十字路口，短短的这一段路曾经开有5家饭店，以及至少同样多的妓院。
很多代莫德林学院的学生在“小伙子饭馆”里庆祝过他们的成败，酒馆墙上贴满了橄榄球和棒球运动员们的团队照，署名“偷情男孩俱乐部”，“维恩俱乐部”。据说，在这个昂贵的体育俱乐部里，新成员必须于三分钟内喝完三品脱啤酒，最后的半品脱兑以伏特加酒。但是，自从这所学院1988年以后也允许女生就读以来，莫德林学院的这一大男子主义形象大受损害。老伊顿人的这座堡垒早就有个名声，说其学生的养狗兴趣大于学习。该传闻只留下了院士花园里的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狗公墓。布姆布尔和尼特尔，提提和提姆，“这些伟大的宠物”，它们正安眠在学院的土地下。莫德林学院是剑河西岸惟一的一所老学院。1428年，本笃会教友们在那里开设了一所自己的修会神学院。它当时叫做白金汉学院，在修道院被取缔之后，它落在了托马斯·奥德利勋爵手里，他于1542年重新修建，取名圣玛丽·玛格达伦。他的后代至今都享有任命莫德林学院院长的权利。
入口大院（1430~1580年）和整所学院一样小巧而温馨。有些门上方的修道院徽标还让人想起修会神学院的日子。东配楼是食堂，标记为一个望远镜形状的顶塔，门上方挂着创始人的警句：“你要说话算数。”学生们常喜欢将它翻译成“你要当心你的肝”。食堂里的一个楼厢很吸引人，那里有很多雕刻，可以从上面俯瞰烛光闪烁的餐桌。烛光晚餐是学院的日常生活，因为食堂里至今未装电灯（不过互联网接口理所当然是有的）。如果我想拿一位画像挂在食堂里的莫德林学院校友来打发这一天时间的话，我认为没有比塞缪尔·佩皮斯更有趣的陪伴者了。复辟时代的一位花花公子，这就是他在画上的形象，那画是彼得·莱利男爵（或一位助手）1673年为他画的，但他给母校留下的另一幅“自画像”要迷人得多—莫德林学院第二座庭院里的佩皮斯图。
大多数17世纪的藏书早就散失了。塞缪尔·佩皮斯的书却神奇地完好保存了下来，甚至外观还同他生前的伦敦住房里一样。那是一座相当现代化的图书室，玻璃书橱里还有空位，这是英国同类书橱中最早的，由海军的木匠师傅托马斯·辛普森于1666年制作。因此这些书橱使用的是造船用木材—橡木，而不是当时流行的红木或胡桃木。佩皮斯将他的图书室布置得跟海军舰队一样系统和经济：12张书橱，每张橱里约250册图书，分前后两排，为节约空间起见，按图书大小排放（当然也根据作者和专业）。整个佩皮斯图书室被安排在二楼的惟一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其密度也是示范性的。因为佩皮斯坚信，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的图书室只应包括他自己精神上能理解的东西，反映其兴趣和活动的东西。
对于佩皮斯来说，日常生活的琐事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重要，古代作家的著作和牛顿的《数学原理》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皇家俱乐部的主席，他批准印刷了该书的初版。橱里藏放着他的图书室的一些珍品：卡克斯顿的古版书，早期的复调音乐乐谱，中世纪的手稿，一本有着惊人的动物水彩画的速描书。佩皮斯收藏的丢勒和伦勃朗的铜版画、数千幅彩色装饰画、肖像画、圣经主题画、城市风景画都用大皮套保护着，还有从7世纪直到他所生活时代的书法作品的空前收藏。佩皮斯也收集谣曲和民歌，那些所谓的“廉价快乐”，是17世纪流行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然后是他在海军部工作时的专业收藏：信函、备忘录、统计表、亨利八世海军的一张图绘武器清单，西班牙大型舰队的给养清单，分船罗列—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佩皮斯让人将它们分门别类，统一装订成册。每一册上都有他的名字、他的徽章、他的肖像和徽章藏书签，索和锚、一个双卡片号码和他的座右铭，我们在佩皮斯图书室的门上方也读到了这个座右铭—西塞罗的一句名言：“任何人的精神都是他的真正自我。”曾经的图书文化，在这里都可以充分地看到：文学的精神和美丽，从每个字母到书壳直到书橱和整个图书室。
佩皮斯生前没有子嗣，1703年，他将这座名副其实的精品库捐赠给了他的学院，“为了后世”。他细致入微地规定，他的图书室“不能有别的图书混进来”。佩皮斯的图书管理员理查德·勒基特介绍说：“这2903册图书一本也不得离开这个房间，连修补也必须在这里进行。”一旦丢失了一本书，被偷了、被卖了或添加了一本书，这整个的图书室就归三一学院所有。可是，勒基特博士说，三一学院失去了这一权利，因为它没有定期尽它的监督义务。只有莫德林学院的院长可以借出佩皮斯的书，但一年也只能借一次。“自1819年以来就没有哪位院长动用过这一特权。”然后勒基特博士还指给我看了精品收藏—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
原始手稿有3100页，共6册，用褐色牛皮包装着，用墨水写在无格纸上，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清晰的速记文字，反映了这是一个思维清晰、爱好秩序的男人，他经常很晚了才有时间写作，就着烛光，使得眼睛疲劳过度。由于害怕失明，在写了10年日记后佩皮斯1669年中断了日记，但在这10年里几乎一天也未间断。他不仅记叙了当时的重要事件—专制复辟、瘟疫、伦敦大火，而且也同样不加批评地、坦率地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他的梦、情绪、外遇，因此佩皮斯使用了可能是他上大学时学会的速记法，而不是人们长期以为的密码文字。直到1819~1822年，圣约翰学院的一位学生才破译和翻译了佩皮斯的速记。而打开他的日记的钥匙也在他的图书室里：托马斯·谢尔顿的“速记术”，那就是佩皮斯使用的1626年的速记方法。
再看一眼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建筑吧。柱廊的中心拱上方的文字“佩皮斯图书室1724”，说明的既不是这座配楼原先的目的也不是建筑日期。这座图书室是1724年建立的，但建筑历史本身几乎没有记载。主区动工于1585年，建有两幢配楼和复式山墙，呈古典式对称，早前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红砖砌成的花园正面。该建筑近100年后才完成；拱肩装饰和窗户是18世纪后添加的，正如佩皮斯所写，“非常高兴”。
剑桥保存得最好的中世纪建筑群位于学院对面的莫德林街上。连佩皮斯也曾经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些桁架结构房后面，莫德林学院另建了三座庭院。曾经的十字钥匙客栈（25号和25a号）的大门连着本森院。在那里起唱“希望和荣誉的国家”很不合适，因为爱德华·埃尔加的爱国主义颂歌仍是“学校舞会的最后一晚”的热门歌曲，它的歌词是莫德林院长阿瑟·克里斯托夫·本森创作的，据说他用所得稿酬资助修建了本森院。计划中的大院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一座过长的、庞大的砖式建筑，由埃德温·勒琴斯男爵设计（1930~1932年）。谢天谢地，这位名人再没在这里建筑别的。如果让勒琴斯再建下去，就会将16世纪的其他建筑统统拆光的。20世纪50年代，罗伯茨·戴维小心谨慎地将它们统一成了学生宿舍。马洛里大院也属于其中，该院取名于一位前校友，登山者乔治·马洛里。他1924年死在珠穆朗玛峰山顶，尸体直到1999年才被人发现。有人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马洛里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它存在。”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20节 圆形教堂，倾斜的俱乐部
辩论是刺激性的公开讲话，是有目的的交谈，是一场不惹麻烦的极度兴奋。
—剑桥大学辩论会
在横跨剑河上的许多桥梁之中，莫德林大桥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这地方是最早的、好长时间里也是惟一的过河的地方，剑桥的名字就由它而来。科尔切斯特的罗马大道在这里和剑河相交，它是英国东部和中部的界河。继无数座木桥和一座石桥之后，1823年修建了这座铁桥，它至今都微颤着承担日渐增长的交通。
9世纪晚期，在莫德林桥下，是维京人的贸易港口。桥街上的一座教堂的名字还让人回想起他们占领的时期，教堂的名字是圣克莱门特，它是基督徒的航海保护神，到处抢劫的维京人也信赖他。与这座建筑上很有意思的教堂相隔几座房屋，在圣约翰街从古老的罗马大道上叉开来的地方就是圣墓教堂，大多数人叫它圆形教堂。
圣墓教堂是英国现存五座圆形教堂中最古老的一座。它是仿罗马和基督教早期坟墓上方的圆形建筑而建。剑桥的这座圆形教堂由当地“圣墓兄弟会”的一位成员修建于1130年前后。不过，原始建筑只剩中央圆屋和柱式回廊了。八根短而粗的圆柱，和更短但同样结实的圆柱和双拱一起支撑着一个楼厢。这个房间虽小却作用巨大，因为它集中了全部的受力，就像一名处于关键时刻的举重运动员。其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北礼拜堂，南堂和圣坛，这些都是15世纪的建筑。1841年，在一次激进的维修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安东尼·萨尔维又将圆形教堂的核心部分建回了一种诺曼时代的理想形式，新建了圆拱窗、列柱门廊和锥式屋顶。如果将那些生意人从寺庙里赶走的话，这座圆形教堂将是一座高贵的教堂：黄铜拓品中心和一家所谓的克利斯蒂安古玩店恰恰从视觉上破坏了这个最美妙的遗产。
每学期，学生们拥进圆形教堂后面的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砖建筑，去参加剑桥辩论会的辩论和舞会。它的成立比牛津辩论会早几年，维护着目空一切的辩论者们的相同仪式。它同样会邀请有名的演说家，从卡扎菲上校到妓女活动家林迪·圣克莱尔，但它的名气不及牛津辩论会。1815年2月20日，剑桥辩论会在小屈里街上红狮子旅店的一间后室里进行它的首场讨论。两年后这个大学生俱乐部遭到大学禁止，因为他们竟然大胆地讨论起爱尔兰的政府政策。1821年，该俱乐部又获得了准许，条件是不谈政治。早期剑桥辩论会的名人包括三一学院的学生麦考利，和他的同学布尔沃－利顿一样，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而萨克雷在那里只讲过一次话，说得更准确点：是结结巴巴地谈论拿破仑。1866年辩论会搬进了它的新哥特式现址，由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设计，这是他在剑桥的第一项委托。在辩论室里，在紫红色的主席皮椅背后，悬挂着前任主席的画像，凯恩斯也属于其中之一。肯尼斯·克拉克、诺曼·拉蒙特、约翰·格默、迈克尔·霍华德、道格拉斯·赫德—单是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大臣中就有五位曾经是剑桥辩论会的主席。因此，在大多数听众接受之前，这里每年都要就对现任政府提出的不信任动议进行热烈的讨论。其辩论方法和牛津的一样，由通过同意门或否决门离开房间来决定。
如果我们由桥街拐进耶稣巷的话，就会经过英伦岛屿上惟一的比萨店，它是为纪念威廉·皮特首相而开的。白色小屋的柱式门廊上方的三角形门楣里镶嵌着他的肖像徽章。皮特俱乐部就设在这座美味的寺庙里，是1819年为纪念从剑桥开始其辉煌事业的小威廉·皮特而成立的。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