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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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些。经过3天的讨论，周总理强调：“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会后，计委又一次调整“二五”计划方案。在7月17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再次指出：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能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在这前后，他还同计委工作人员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下，计委于7月下旬编出一个新方案。
8月3日到16日，周总理、陈云同志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编出的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回京后又邀集计委具体主持计划修订工作的同志推敲了一遍，才提交给中央。
正在这时，苏联的意见来了。8月17日，苏联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约见我在莫斯科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转达苏联政府对我“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积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从“一五”的22％跳到“二五”的26％，对这个飞跃感到惊奇；“二五”投资比“一五”增长两倍，太大了；苏联因金属材料供应很紧张，而且还有工人罢工问题，对中国要求供应设备的生产很难保证；所提具体项目尚在研究，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困难。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我党中央复信，认为我“二五”计划草案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紧张的，而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很谨慎地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复信明确表示：中国要求苏联在“二五”期间为109个新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将尽量予以满足，但所需设备，要从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某些项目1960年开始供应），更早地供应设备是不可能的。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
国务院最后敲定提交给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同1955年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指标比较，粮食产量只增加400亿斤，棉花产量只增加500万担，就是说，基本维持主管部最初设想的指标，但是，同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比较，差别就大了。其中：粮食指标比1月14日方案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比1月14日方案减少2200万担。1月14日方案指标偏高，无须拿后来的实践证明（1962年由于天灾人祸，生产极不正常，也无法证明），仅从国家计委汇总上报时提出的条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家计委提出：如将1962年的粮食指标定为6400亿斤，棉花指标定为7000万担，需要的条件是：大力开荒，兴修水利，大量增加化肥，大力推广《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的有关增产措施。所提开荒一条是：在完成“一五”预计开荒9000万亩的计划以后，“二五”期间要求开荒2亿亩，1956年到1962年每年开荒3300万亩，196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3亿亩。别的条件先不说，仅这一条就无法做到。我国东部、中部地区耕地后备资源有限，宜农荒地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的边远地区，开发垦殖需要大量投资。据周总理的算法是：开荒1000万亩，当时需要投资5亿元；如每年平均开荒3300万亩，每年就需要投资16。5亿元（1956年的财政收入只300亿元左右）。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挤不出来。相反，国务院敲定的指标，就比较扎实了。1957年的全国粮食实产量为3820亿斤，国务院敲定1962年达到5000亿斤，五年增产粮食1180亿斤，每年平均递增200多亿斤，在正常情况下，这既是可以做得到而又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而把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定为6400亿斤，则五年内要求增产粮食2580亿斤，每年平均增产500多亿斤，这是很没有把握的。1957年的棉花实产量3000万担，国务院敲定，1962年达到4800万担，5年增加1800万担，每年平均增加360万担，这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做得到而又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而把1962年的棉花指标定为7000万担，5年内要求增加4000万担，翻一番还多，平均每年增产800万担，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9月初，周总理在审阅、修改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八大作的政治报告稿时，发现别人在铅印稿中将1962年的粮食产量指标改为52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改为5200万担。他按国务院敲定的指标，将粮食指标改为5000亿斤，棉花指标改为4800万担，并在旁边注明：“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
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9月13日，毛主席在第三次审定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工业方面的指标，有的取得一致意见，有的意见未能一致。经商定：凡意见一致的，即写一个数字；凡意见不一致的，即写两个数字，作为上限和下限的机动幅度。例如，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就是两个数字：1050万—1200万吨。
毛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可是，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比较“容易”。在批判“右倾保守”和开展生产建设高潮的气氛下，人们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视好、省。而且所谓“多、快”还常常是以牺牲“好、省”为代价的。有鉴及此，周总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删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此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批判反冒进时，此事曾一再被提出。
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既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后来，虽受到批评，但在经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终于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1960年6月18日，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第五部分第144节 “反右”及“大跃进”（6）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我在第19篇中，回顾了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时刻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苏联为鉴”，总结我们已有的经验，对中国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正如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本篇中又介绍了周总理领导的反冒进工作，反冒进对八大正确决策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由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过程，实际上是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八大的一系列正确决策，是在探索中形成的，是探索的积极成果。
第一，根据对新形势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概括几个月来党中央的探索结果，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不断分析社会矛盾，并全力捉住主要的社会矛盾，把自己工作的着重点摆在解决主要社会矛盾上；主要社会矛盾转变了，工作的着重点也跟着转变，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和建设不断夺取胜利的一大诀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既然已经发生了上述变化，工作着重点当然就应该随之转移。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正是党的工作着重点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移的标志。
第二，根据反冒进中积累的认识成果，作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正确决策。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向八大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对“一五”期间的经济工作，总结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例如，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像我们这样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各种物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多余则是暂时的现象，因此，特别需要我们增加后备力量；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制定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时，必须考虑建设规模与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等等。这些精辟的总结，反映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这些认识成果来源于第一个五年经济工作的实践，特别是1956年反冒进的实践。如果没有1956年的反冒进，使大家把头脑冷静下来，要取得这样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党的八大以这些认识成果为依据，决定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三，根据对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初步改进体制的正确决策。
我在第19篇中已经谈到，毛主席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的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和企业自主权问题。党的八大依据毛主席这一探索成果，作出了相应的决策。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9—250页）。八大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同时规定，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力。
我在第19篇中还讲到，陈云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问题、市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点。李富春同志对改进我国的计划体制问题，进行了探索，也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八大采纳他们的探索成果，也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这主要反映在经大会批准的周总理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周总理的报告指出：我们应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这“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报告对扩大地方管理权限，提出了七项原则，其中第一项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内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方面的管理权。
根据八大关于改进体制的决策，1957年9月20日召开、10月9日结束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这三个文件，于11月8日由国务院通过，公布施行。
上述对体制的各项改进，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相比较，但是，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第四，把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八大文件，使它正式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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